人格三元结构、生性和文学场——1942年萧军的文学处境分析<br/>

人格三元结构、生性和文学场——1942年萧军的文学处境分析

2014-11-14阎伟

中国文学研究 2014年2期

阎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1942年是萧军（1907-1988）落户延安的第三个年头，他已逐渐适应并开始融入延安的生活环境。就在这一年，他身上发生的三件事，却逐渐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一是在年初，他婉拒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在5月份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观点，表明作家要保持自由、可以有独立地位的立场；三是在年末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中，他不仅反感批判的方式，而且还与主持批判的文艺界同仁争执冲突。

萧军在这三件事中的态度和立场，不仅使他与当时延安的主流作家区分开来，而且也逐渐疏离了延安的核心话语圈，成为一个“精神的流浪汉”。此三事的余波，既影响了他当时的文学处境，也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走向。可以说，1942年是萧军人生的转折点。

萧军何以选择与众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立场主张？对于这个复杂的问题，已有不少文章进行了探讨。笔者在此文中，将首先追溯其人格三元结构的形成，并探讨其在外界环境的催化后凝固为“生性”后的特点，最后分析它与其生活的社会圈子——“场”的张力关系。本文认为，1942年萧军在延安的文学处境，不仅和延安提供的位置和规则有关，也和萧军独特的“生性”密切相关。

一、萧军原始“本我”的历史生成

在延安的作家中，萧军是个成色十足的硬汉子。他性格粗犷豪放、强悍刚烈。遇事爱打抱不平，愿为别人出头伸张。同时又由于太过桀骜不驯，行为多任性使气，以至“情急之处，每每以兵刃相见，似乎只有角斗厮杀才足以发泄心中的大恨与大爱”。这种与生俱来的脾性，来自于他早年的成长经历。

萧军童年时生活的辽西山区，以民风强悍著称。为生计所迫，不少山民干起了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土匪勾当，人称“胡子”、“马鞑子”。民间“小子要横、丫头要浪”的社会观念，更是助长了当地的侠风盗气。萧军家族的几个叔姑，或为土匪，杀富济贫；或为抗日义士，喋血江湖；或为烈女，血亲相杀。这种家族氛围既培养了萧军的暴戾习气，又激发了他对“胡子”的强烈认同感。生身父母的言传身教，更是直接刺激了萧军要当“胡子”的愿望。萧军幼时，母亲因不堪其父的虐待殴打，服毒自杀。临死前她给小萧军灌食鸦片，像美狄亚一样想杀子骇夫，小萧军因不断挣扎而死里逃生。懂事后的萧军以父为敌，常常扬言要“长大后要给母亲报仇！”公然的“弑父情结”招致了父亲更大的仇视与毒打。萧军不仅没有屈服，而且还敢予以还击。

以血还血、以暴制暴的童年生活，逐渐沉淀为萧军身上的一种“原始本能”，即狂放不羁的“野气”。这种至情至性、不受约束的自然心性，类似于梅里美笔下的“彪悍的高龙巴”和肖洛霍夫描写的“自由的哥萨克”风格，被萧红戏称为“强盗的灵魂”。它一经地域环境的塑造，便凝固为个人无意识，成为个体强大的人格底蕴，很难消磨泯灭。作为萧军人格三元结构之一——本我状态，它一直延伸其成年，直接影响了他日后的行为方式、文学创作和思想观念。

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the depth psychology）理论，除了把人的心理历程分为意识、前意识、无意识的三分法之外，在人格方面与之对应，复有本我（又称“伊底”，即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的三元结构之分。所谓“本我”，是指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部分，主要由性的冲动构成。本我“是没有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一位追求快乐。它的生活原则是唯乐原则”。它就是一种本能，不问时机、不看条件、不顾后果地一味要求自我满足。因此，在正常人的心理活动中，它很自然地要被压抑、受控制。

所谓“自我”，则是指意识的结构部分。在现实生活中，“本我”由于与外界的接触不断遭到打击而失败，它就得到了修改。这部分得到修改的“本我”便成为“自我”。“自我”限制和驾驭着“本我”，它“尊重现实，遵照现实原则办事”，以便寻求适当的时机，在现实的基础上使“本我”的一部分要求得到满足。

所谓“超我”，是指道德化了自我。性冲动被压抑之后，经过一番转化或变形，通过自我的审查，向道德、宗教或审美等理想形态的升华而成为超我。它“能将社会性的目的提高到性的（或绝对利己的）目的之上”，从萧军的童年表现来看，他的本我非常强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以暴制恶、恃强斗狠的匹夫之勇，二是爱憎分明、敢作敢当的侠义之气，三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高士之风。第一是形式，第二是风格，第三才是核心，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独”字。它成为萧军以后人格的底色，每每临急、临难时都会展示出来，即本能冲动。明人吕坤的《呻吟语》中说，“独中只有这个，发出来只是这个”，因为“任教万分矜持，千分点检，里面无自然根本，仓卒之际，胡突之倾，本态自然露出”。

萧军童年刚刚形成的自我，太过柔弱，基本无力控制本我。他少年和青年时期习武、当兵的经历，其现实原则又和萧军的本我又过于切近，更加助长了本我的力量。同时，能够对其本我形成监控作用的力量——父母威信又严重缺位，由于缺乏了父母权威在其心理“内部化”这一环，超我迟迟不能完成。直到其成年后，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偶像——鲁迅的出现，才填补了这种缺失。由于与本我契合，鲁迅的地位得以迅速巩固，成为萧军超我的化身。

二、人格三元结构的外化象征

萧军成年以后，在鲁迅的提携下，行伍出生的他慢慢成长为一个作家。但他身上强烈的“胡子”本性，被人视为一种不受规训的“野气”。特别是刚到上海滩时，由于“野里野气，憨头憨脑”，被人讥讽“浑身一股‘大兵’的劲儿，又象‘土匪’！……”为了“挤”进“文坛”，象个“斯文”的知识分子，萧军也想改造自己“关东土匪”的形象，还特意写信向鲁迅求教。

鲁迅虽然没有鼓励他发扬“匪气”，但也不支持他去学习所谓“才子”。1935年3月14日，鲁迅回信说，“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原因是，“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同年 9 月 2 日，鲁迅写信再次强调，“‘土匪气’很好，何必克服它，但乱撞是不行的”。正是鲁迅的理解支持，萧军坚持了自己的习惯、方法和态度去生活。即使在延安，他也“本性难移”，依然故我。

萧军既是作家，也是武人，性格气质不同于一般的文弱书生。他绝不讲究“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风度，也没有那种“我是作家，不屑与大老粗计较”之类的优越感，遇事搞不定，便诉诸武力。在延安期间，他这种男儿的血性之勇也未见收敛，时常生发出一段段“快意恩仇”。萧军刚到延安时，一次与杨家岭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发生口角。争执不休，萧军“要和他打架他也不肯，……后来我把大衣和帽子全脱给他了，就和他们相持在那里”。虽然屡次与警卫战士发生冲突，但看到一些“小鬼”（勤务员）受到不公平待遇时，萧军又打抱不平。一次他出手致伤虐待“小鬼”的指导员，以致判刑六个月，缓期两年执行。

不惟如此，在与自己同类的知识分子相处时，他的态度也是这样。一次在延安文化俱乐部的晚会上，“有人为一件生活小事向大家搞突然袭击，把匕首从皮靴筒里拔出来，猛然往桌子上一插，嘴里嘟嘟囔囔，说什么‘别怪我不客气’！大概有两三秒钟，空气紧张，全场默然”。此事另有回忆文章说，萧军与艾思奇谈话曾掏过匕首。即使是那些身份地位高于自己的人，萧军也耿直刚烈，敢于冒犯。当时延安的一名国际友人——援助中国抗战的苏联医生，因为一件小事，开枪射杀了当地老百姓的一条狗。萧军作为现场目击证人，不仅表现出极大的气愤，而且也为这条无辜的生命打抱不平。虽然没有动手，但他还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干预此事的能力。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说“有一点小事讲给你”。在详细地说明此事的经过和自己的态度后，希望毛泽东“转知这些外国人，不要再有意无意的存着优越感”。

由于和毛泽东私交甚好，萧军经常和他聊自己在延安的经历和感想，一次谈及在“文协”拔刀相向的事情，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这动刀子，恐怕也是没得办法了吧?”言语中虽然包含了极大的同情和理解，但并无欣赏之意。对萧军身上的“野气”，毛泽东看得很清楚。1941年8月2日，他在给萧军的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

毛泽东、鲁迅是何等人物，看人既准又狠，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萧军身上“野气”。不同的是，在鲁迅那里所嘉许的“不要故意改”的“野气”，在毛泽东那里，成为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的“毛病”和“弱点”。两人态度有别，盖源于“野气”的两面性，其中既有率真坦诚，也有桀骜不驯。两人取舍不同，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鲁迅的鼓励，既有他本人对世事的洞察，也投射了他“不知众嚣，独具我见”的做人原则，放在当时敌我矛盾斗争尖锐的白区环境里看，是至理。世易时移，到了需要与同志们合作的延安根据地，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规劝萧军要时时省察自己，注意调理人我关系，是诤言。

关于萧军的人格三元结构，可以通过一种象征关系得以说明。如果说萧军童年的“胡子”本能是其本我，那么一直被萧军称为“父亲”的鲁迅，成为其超我，而被萧军视作“大哥”的毛泽东，则是萧军协调本我和超我之间关系的自我。鲁迅和毛泽东在萧军人格结构中的位置，可以通过他自己的比较得到印证。在他看来，“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底深刻性，韧性，战斗的精神，严肃性，深沉性，这和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政治认识的全面性，政治学说，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忍耐的能容的力量——正是对照的。这是表现着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同的特征”，“他们底关系是宽与深，灵魂与肉体”。对鲁迅“深刻性”、“韧性”和“战斗的精神”的评价，十分精准，这也正好契合了萧军本人的处世观念。萧军童年经历所根植的“无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本我，经由鲁迅的点拨，升华为道德化的自我——超我，成为终其一生的坚韧信仰。对毛泽东“灵活性，忍耐的能容的力量”的评价，也非常到位，这也正是萧军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学习的生存策略与处世技巧。在亲耳听到毛泽东曾十一次遭受到党内打击而仍能安之若素时，萧军既佩服又惭愧。对动不动就以兵刃相见的萧军来说，他确实需要历练。感叹之后，萧军写出了《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在为毛泽东叫屈之时，也呼吁同志之间的“说服、教育与理解”，并以此自勉。萧军坦言，“从鲁迅先生那里我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我学得了柔韧”。于是，萧军在延安时期经常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只是我大哥”的那句话，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在萧军的人格结构中，以其本我之“独”的内涵，遇鲁迅“韧性”和“战斗”的精神，升华为其超我之“坚强”的本质，又受到毛泽东“灵活”和“忍耐”力量的调教，乃成为其自我之“柔韧”的原则。总结一下就是，“胡子”是其本我的象征，鲁迅是其超我的化身，毛泽东则是其自我的代表。

三、本我与超我结合后的“恃独”生性

人格的三元结构总是以一种极其复杂的方式相互转化、扩散和集聚，试图获得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动态平衡既有内在的、本能力量的循环消长，也要与社会现实的外力摩擦碰撞。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从根本上讲是外部世界的代表，是现实的代表，与此相反，超我则是内部世界的代表，是本我的代表。正如我们现在要看到的那样，在自我与理想意志之间的冲突最终反映了现实与心理之间的冲突”。在个体人格的形成过程中，弗洛伊德虽然强调人的先天、动物性本能的支配地位，但也看到了现实环境的制约性力量。他将“本我”与“超我”结合起来，视为个体外部世界的代表，将自我视为内部世界的代表，其中就包含了人格成长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两种维度。“本我”与“超我”的结合，已为人格成长的社会性方向预留了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得以更充分的发挥。他在《艺术的法则》一书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生性”（habitus）。所谓“生性”，是一种“持久的、可转化的气质（disposition），倾向于体现构建结构的功能的系统化结构”体系。生性就是一种气质，它既产生于个体的童年生活，也是后天长期教化的结果。中国古谚有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谓“本性”意即生就的天性，庶几可与布迪厄的“生性”同义。它们强调的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气质。

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与弗洛伊德不同，他并没有将个体后期实践的方式及结果，简单地归结为先天的动物性本能的制约，而是强调后天社会性的教化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布迪厄有时称“生性”为“游戏感”（feel for the game）或“实践感”（practical sense，法语为 sens pratique），认为它是基于个体的先天气质，同时融合了后天教化而形成的“第二感”（second sense）或“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这就已经将生性与作为“第一自然”的本能区分开来。同时，他又将生性与意志和观念区分开来。生性虽然意味着一个人因出生于某个家庭、呈现某种性别、属于某个阶级而表现出特有的感觉、能力、习惯和想法，但它不是“阶级意识”，也不是“自由意志”（free will），它是一种“感觉”，其中很大程度地包含了不顾现实利害得失的一种动物式的本能反应。

由此看来，“生性”是融合了“本我”与“超我”的人格结构体系。它是非常长久的，贯穿了个体的一生。生性日后将成为个体生成和组织实践的原则，成为某人进入某个场的“投资资本”（invested capital）。通过分析法国文学家福楼拜的成长经历，布迪厄认为那些像磁场中的许多粒子一样被推进场中的人，如同福楼拜笔下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一样（小说《情感教育》的男主角），其各自的轨道——正规说来我们称之为人生历史，取决于场的力量和他自身惯性之间的互动（interaction）关系。也就是说，作为轨道剩磁（remanence）的“生性”往往决定了将来的轨道。通过重建福楼拜时代的文学场和描绘作家的生性，布迪厄强调，只有像福楼拜那样的生性，因洞察场内的规则并熟知各种位置关系，才可能成功，实现文学理想。布迪厄的结论是，一个人是否加入某一个场，并能占据什么位置，场的规则及提供的位置虽然重要，但此人的“生性”同样重要。

那么，在延安文学场中的萧军，又展现怎样的生性呢？

萧军的原始本我，就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即使放在延安形形色色的作家当中，也算得上绝无仅有的“独”，时人称之为“延安四大怪”。《呻吟语》云，“独字就是意字。稠人广坐，千军万马，都有个独。”这个萧军有。又云“就将这独字做去，便是天德王道。这意念发出来，九分九厘是。”这个萧军也有。鲁迅欣赏萧军的野气，嘉许其叛逆和不驯，是爱其“独”。《呻吟语》中再云“只有一厘苟且，为人之意，便要点检克治，这便是慎独了。”毛泽东规劝萧军省察自己的缺点，约束其锋芒和随性，是慎其“独”。如果萧军听从了毛泽东的忠告，这个萧军可以有。但就是那“一厘苟且”，萧军虽时时检点，然其“独”的本能过于强大，更有超我形象鲁迅的精神支撑，终究无法彻底克治，恣肆铺展开来，可谓之为恃其“独”。可见，萧军的生性，综合他的本我与超我，就是“恃独”。它较鲁迅的理想精神近一些，距毛泽东的现实原则远了一点。

四、萧军的“恃独”生性与延安的文学场

以这样的生性进入延安，萧军又会面临什么样的生存境遇呢？为了对这个进行全面的探讨，还得引入布迪厄文学社会学的另外两个重要概念——“场”（field）和“资本”（capital）。

所谓“场”，是“一种不依附于政治和经济、具有自身法则的独立社会空间”。场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客观的现象，而是一个理论的、抽象的观念，类似于中国人称谓的“圈子”。“圈子”看不见，摸不着，但分明能感觉到。它由各种各样的位置关系组成，占据某个位置的个人或团体之间的关系共同建立和发展一个场，同时也形成和发展场中的实践规则。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客观事实，也就是场中那些位置之间的关系，如著名作家的位置与先锋派作家的位置之间的关系。如果延安因为集中的地域环境和相对一致的实践规则，可称为大场的话，那么在这个大场中，又因一些位置关系有更为特殊的规则，还可细分为更多的小场。

“资本”（capital）则是能够进入场或在场中获得利益的兑换物。在布迪厄看来，有两种形式的资本非常重要。一种是“投资资本”（invested capital），它是进入场的重要条件，如“生性”；另一种是“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它是指在场中积累的威信、名声和荣誉，建立在本人学识和同行认可的辩证关系基础之上。资本积累的结果就是拥有“权力”（power），拥有权力的有两种优势。一是可以影响和改变场中使用的话语甚至规则，二是可以将一种资本兑换成其他资本，并藉此加入另一个场。

1942年，萧军有三件事需要关注。一是入党，二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的态度，三是关于批判王实味的立场。

在来到延安之前，萧军就已拥有了可观的象征资本。一则他已是中国颇有名气的年轻作家，二则他是鲁迅的弟子。所以，在1938年初春，萧军仅仅路过延安，但消息很快传至中共中央领导高层。毛泽东先是由秘书殷勤致意，约见萧军，但遭拒绝。于是毛泽东亲自到招待所看望，这让萧军既意外又感动。延安领导层明显表达了对萧军的青睐，又加以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尤得萧军的好感。这是萧军日后进入延安文学场的良好基础。1940年，他拖家带口再次来到延安，安居下来。

萧军的生性，也是他在延安获得认可的重要“投资资本”。他痛快鲜明，丝毫不掩饰自己喜怒爱恨的个性，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见到萧军的丁玲，就以女性特有的直觉“感到我（萧军，引者注）是一个真正的‘人’”见面不多的毛泽东，也非常赏识，赞他为“极坦白豪爽的人”。作为中共中央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欣赏无疑是萧军步入延安文学场的有利因素。弗洛伊德曾以骑手与马匹的关系，来说明自我与本我的关系。马提供运动的力量，但骑手有决定方向和向着该方向前进的指导权。在延安的现实环境中，毛泽东作为萧军自我的象征，当本我还不能决定自身的走向时，自我的驾驭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萧军是一匹千里马，无需过多地展示自己的投资资本，就已经入了相马者的法眼。1942年4月的一天，萧军在和毛泽东聊天时，毛泽东主动提出来要萧军“改行”，萧军不明就里，问“改什么行？”毛泽东直言，“入党、当官！”萧军脱口而出地拒绝了，“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萧军此时本我意识太盛，还不能接受自我对本我的驾驭，同时也没有意识到在延安文学场，将自己的投资资本兑换成其他象征资本的必要性。三年以后，经过磨砺的萧军，又再次放弃这一机会，就完全是其生性使然了。1945年，萧军主动申请入党，当中共中央的一位高级领导问道，“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你能做到具体服从吗?”萧军听后断然拒绝，“不能!我认为不对我就反对!更不能服从、照办！谁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的弱点!难以克服的弱点!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省得给党找麻烦!’这样的回答当然并不是非理性的，虽然萧军强调他在生理上的排斥，但更多地却是在维护他在信仰上的立场。它融合了萧军的“本我”与“超我”，成为一种“感觉”。这个受新文化运动思想浸濡的知识分子，直接传承鲁迅个性主义和批判精神的衣钵，凭借辽西汉子豪放耿直的天性，在率性的表白中，保持着独立自主的个人意识。他在日记中说，“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

萧军放弃了入党的机会，也多次拒绝延安文学场给他提供的位置，同时忽略了文学场中的规则，其特立独行的生性与场逐渐形成一种张力。这从萧军当时毫无忌惮、近于嚣张的言论中看得出来。他刚到延安时，有一次毛泽东设宴招待丁玲、萧军和徐懋庸等作家。席间名人讲演，萧军讲话中指责延安政治干预文艺，最后被康生在发言中不点名批评，萧军于是选择中途退场。1942年 1月1日，他在《解放日报》上撰文《也算试笔》，公开宣称自己是“新英雄主义者”；在《论“终身大事”》和《续论“终身大事”》中大谈两性关系，在《公鸡和母鸡》及其续文中鼓吹试婚，全不觉察当时已趋严肃紧张的文学氛围。即使是在与当时政策不一致的问题上，萧军也敢大胆表达不同的观点。

萧军我行我素，自说自话，显然同当时延安整风的背景形成反调。1942年上半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为了扩大队伍以加强抗战力量，中共中央已经将文化战线提升到与军事战线平等的重要地位。要有效地发挥文化战线对敌作战的作用，就必须使其有与军事单位一样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毛泽东希望文艺工作者像战士一样能被高度的组织化与管理的集中化，对延安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改造也就成为必然。毛泽东认为，步调一致、整齐划一才能团结。文艺只有被纳入政治的需求之下，才能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在这种思路下，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需要面对和完成的任务。这种思想和文艺政策，出自当时延安抗日大局的需要，但对于来自全国各地、思想背景不一的知识分子来说，需要有一个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延安已经开始建立和强化自己的规则，以萧军的生性特点，想立足并确定自己的位置，他尤其需要清醒地认识和领会延安的规定性，并以此去要求和改造自己。

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政策，萧军充满期待，他也希望自己的“轨道剩磁”能与延安文学场形成兼容。有学者认为，萧军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有促成之功的，这符合事实。从历史资料来看，毛泽东确实接受了萧军建立文艺政策的建议，但建立怎样的文艺政策，根据后面的结果判断，两人却有着不同的理解。萧军意下的文艺政策，目的是“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工作正确发展。”在他看来，只有保持个人主义的独立话语，才能形成文学生态的差异性共存，在多样统一中求得团结。有感于党外作家的相对弱势，为了保证“辈份是平等的”，萧军呼吁，“可能时应制订一种‘文艺政策’，大致规定共产党目前文艺方向，以及和其他党派作家的明确关系。”萧军要求的“文艺政策”，有研究者认为，“实际上亦是要求非党作家的相对独立的地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夕，萧军发表了《论文武之道》一文，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将军们是攻城的，作家们是攻心的……谁应该轻视谁呢？将军们是为思想而战斗，并不是思想为将军们而战斗。有谁参加将军们作战计划，那是愚妄；有谁（轻）蔑作家底独立，那也绝不是聪明。”这种主张，成为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言的基调。1942年5月2日，在第一次会议上萧军第一个放炮——“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份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为了强调作家要有自由，要有独立的地位，他还以鲁迅为例，指出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哪一个党派的指挥。这种典型的“五四”时期启蒙主义话语，在当时的语境中，轻则被笑作“跑题走调”之论，重则可视为“不识时务”之举。此论一出，当即遭到胡乔木的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会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祝贺胡乔木展开了斗争。

萧军不计现实利害得失，一味展示“恃独”的生性，最典型的还表现在对王实味批判的立场上。此事发生在1942年10月份。

其实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更无来往，与批判王实味的事件也无直接关系，只是偶然的机会跟别人去参加了批判大会。会场上看到大多数人围攻王实味一个人，场面一边倒，萧军就打抱不平。回家的路上，仍口无摭拦地批评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被走在一旁的一位女同志听到了，向‘文抗’党组汇报了”。中研院得知后，马上提出抗议，要萧军赔礼道歉，并承认错误。萧军拒绝，并立刻写出说明真相、表明意见的《备忘录》。上交一份给毛泽东，同时还在近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当时就激起众怒，丁玲、周扬、陈学昭和艾青等七位党内外作家，与萧军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从傍晚持续到深夜，双方僵持不下，大会主席吴玉章起来调解，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大家应当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意在平息事态。但丁玲情绪激烈，竟然表态，“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关系!”萧军勃然大怒，说“从今以后咱们就拉、蛋、倒！”并用手势重重地顿了三下，拂袖而去。这个手势意味着在他们之间深深地划出了一道分界线，萧军与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上层人物产生了较大的隔阂。

就在批判王实味斗争不断升级的时候，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又同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萧军，希望萧军能仗义执言，向毛泽东说情。萧军自恃与毛泽东有交情，慨然应允，不想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说“这事你不要管”。此时的萧军，理智的选择应是知趣而退。但他先是给毛泽东上《备忘录》，后竟接受王实味之托，代为转信给毛泽东。这种拂逆众意甚至触怒上意的做法，可谓顶风而上，锋芒不减。

此后，萧军就与毛泽东逐渐疏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萧军就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萧军因为个人的特殊规则与场的主导规则产生强烈的斥力，被延安文学场逐渐边缘化。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使得延安绝大多数作家的创作发生转型，萧军却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改造的作家。

五、结语

1942年萧军身上发生的三件事，基本上可以看出，他的生性与当时的现实原则碰撞时所形成的张力关系及其程度。萧军在这些事上的态度和立场，不论是从他个人成长的得失方面，还是延安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本文的分析，虽然从萧军的本我乃至生性出发，但是并不将其所有的选择和决定归结为本能的冲动上。他的所作所为，并非不识时务的非理性之举，而是兼顾现实利害之后的一种归纳判断。在入党一事上，他谢绝毛泽东，婉拒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理由，并非谦词，也不是借口，而是真正看到了自己的先天不足，意识到深入骨髓的“独”正是自己的短板所在，应是自知之明之言。

萧军的问题，出在对个人事务与集体事件的处置上，没有区别转换策略和方法。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在政治需求已经介入到文学领域，并成为文学场即将通行的规则时，萧军还依然故我，按照个人的原则行事，自然会有抵牾。作为超我化身的鲁迅，对其野气虽有嘉许，但也有忠告，“乱撞是不行的”。萧军在一些政治事件上，屡有个人意气的激情之举，行为鲁莽草率，也是其缺乏历练的不成熟表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萧军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赋诗“匹夫怀宝应成忏，老蚌怀珠了是痴”，算是自省之语。但那“一厘苟且”，毕竟点检不够，竟成迷障，终为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中，萧军特立独行，不依不傍，也正是他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体现。然而“无所依者，依天也。依天者，有独知之契”，他的一些言论，证之以后来的历史发展事实，常常应验。对萧军在批判王实味斗争中的表现，陈平原评价道，萧军“成为抵制批判王实味的唯一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萧军，中国的知识分子回顾这段历史时就太尴尬了”。需要补充的是，正因为萧军有这样的生性，他才成为“唯一的”。萧军挺身独任，敢于担当，“虽独立宇宙之内而不谓孤，众倾之、众毁之而不为动，此之谓男子”。

1942年，不仅是萧军人生的转折点，也是许多其他知识分子的转折点。

〔注释〕

①参见刘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发表的《精神界的流浪汉——延安时期的萧军》

②语出张毓茂在《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第142页。

③参见萧云儒，高杰在1992年7月2日在《陕西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延安文艺座谈会写真》（之三）

④法语版的标题是 Les Regles de I’art，中译为“艺术的法则”。笔者采用的是英译本Pierre Bourdieu，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所引内容皆为笔者所译.

⑤参见黄樾著的《延安四怪》，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⑥据《延安四怪》一书介绍，从1936年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到1942年已达数千人之多。当时延安的文艺界已成三足鼎立之势，“一是柯仲平领导的‘文协’；二是丁玲领导的‘文抗’；三是周扬领导的‘鲁艺’”。参见该书第204页。

⑦参见刘国强在2010年第1期《党史纵横》上发表的《萧军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有“促成”之功》。

〔1〕朱鸿召.延安文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2〕（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明）吕坤.呻吟语〔M〕.长沙：湖南岳麓书社，1991.

〔4〕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5〕萧军.萧军日记〔J〕.新文学史料，2007（3）.

〔6〕吴伯箫.我所知道的老艾同志，一个哲学家的道路〔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7〕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

〔8〕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9〕王德芬.萧军在延安〔J〕.新文学史料，19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