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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叙事中的迷失与无家可归
——《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与《德语课》中的西吉·耶普森比较研究

2014-11-14刘玉杰

世界文学评论 2014年4期
关键词:莫言职责

刘玉杰

回忆叙事中的迷失与无家可归

——《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与《德语课》中的西吉·耶普森比较研究

刘玉杰

中国当代作家莫言长篇小说《四十一炮》中的主人公罗小通和德国当代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长篇小说《德语课》中的主人公西吉·耶普森,两人都在从童年到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遭受创伤,并迷失了自我。罗小通在迷失后的诉说之中再度迷失在欲望之中,而西吉则是在迷失后的写作之中反思德意志民族的弊病,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论文主要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从罗小通和西吉作为叙述者、过去时态故事的主人公以及现在时态故事的主人公等角度来剖析两者的异同,以及在两者所构成的对话中窥见人类价值迷失之一斑。

罗小通 西吉·耶普森 《四十一炮》 《德语课》 比较研究

Author: Liu Yujie,

is from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is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罗小通是莫言长篇小说《四十一炮》中的主人公;西吉·耶普森是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长篇小说《德语课》中的主人公。莫言和伦茨都选择了回忆叙事这一叙事方式,其原因在于:罗小通和西吉都遭受了严重的心灵创伤,正是这种创伤使得他们产生了那么强烈的表达欲望。这两个人物在文本之中,一方面都是小说故事的叙述者,另一方面又都是所讲故事的经历者。凯茜·卡鲁斯认为,“作为对一种过往经历的叙事,创伤故事远非对现实的逃离——逃离死亡或者相关力量,而是对生活无尽影响的明证”,所有创伤故事的“核心在于死亡危机与相关的生存危机之间的震荡:创伤事件的不堪忍受性与创伤之后幸存的不堪忍受性之间的一种双重叙事”。

这种双重叙事使得两个文本中都存在现在时与过去时两种时间。正如莫言所言:“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世界密切相连,历史的血在当代人的血脉中重复流淌。”罗小通和西吉在回忆往事时是过去时态故事中的主人公,而同时又是诉说或写作行为所处的现在时态故事中的主人公。也就是说,作为叙述者的罗小通和西吉,连接起来了处在两种时态故事中的罗小通和西吉。过去时态的故事就是创伤事件,现在时态的故事就是创伤之后的幸存。

一、回忆叙事:罗小通的诉说与西吉的写作

莫言的《四十一炮》和伦茨的《德语课》两个文本都是一个少年对自己童年的回忆叙事。《四十一炮》中的回忆叙事是通过主人公罗小通对五通神庙里的兰大和尚诉说自己的童年往事而完成的。《德语课》中的回忆叙事是通过主人公西吉在写作他的惩罚性作文《尽职的快乐》中完成的。正如莫言在《诉说就是一切》一文中所说的:“在这本书中,诉说就是目的,诉说就是主题,诉说就是思想。”罗小通的诉说滔滔不绝,西吉的作文也越写越长、一发不可收拾。然而,这两种回忆叙事却有着不同的特征。

首先,体现在回忆空间的维度之上。罗小通的诉说之地是在两个繁华小城之间的破旧五通神庙里,这是一个可退可进的,兼具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空间。一方面,它香火冷清、门可罗雀,显示出它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它却紧邻通衢大道,又暗示出与外界的联系。罗小通本想皈依佛门,却始终忘却不了尘世,回忆叙事中的童年是充满物欲与罪恶的尘世童年,现实中的自我又不断被外界的各种欲望所吸引。西吉的写作空间则大大不同,是易北河小岛上的青少年教养所的一间禁闭室。为了让西吉在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的安静环境之下完成他的作文,希姆佩尔所长决定将西吉关进单身禁闭室。考虑到教养所本来已经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封闭空间,那么禁闭室就是封闭空间中的封闭空间,西吉几乎完全与世隔绝,深深陷于自己的童年往事之中。

其次,体现在回忆时间的维度之上。罗小通和西吉讲述的都是过去十年间的故事。罗小通当时20岁,他的诉说集中在农历七月闷热的短短几天时间内,第一天从农历七月七的下午开始,第二、三天是肉食节的两天,第四天是演出《肉孩成仙记》,一直到第五天的黎明结束,诉说时间的短暂和天气的燥热与罗小通内心的焦躁暗暗相合。西吉作文写作则开始于易北河已被冰冻的寒冷冬季,一直持续到他21岁生日时的秋季,写作时间的漫长以及气候的寒冷与西吉心理上的冷静、理性有着同构性。

再次,体现在回忆者的身份认同的不同。罗小通10岁时便展现出了惊人的灵活变通和领导的才能,甚至看不起自己的父亲,认为他太没见识,一直自视为一个成年人,这种年龄与身份认同的错位带来了罗小通过度自信和得到他人认可的急切心理。孤僻的西吉尽管也几乎不和同龄孩子玩耍,交往的往往是比他大很多的成年人,但他的年龄与身份认同是同步的。

最后,体现在回忆方式的维度之上。罗小通自小能说会道,被人看作是一个炮孩子,而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因此不可能通过写来回忆,只能通过“说”的方式来回忆。西吉自小就比较孤僻,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很小就显示出过人的绘画才能和写作天赋,因此他选择了“写”这种适合于反思的方式来回忆。“里尔克发明了‘世界内部空间’(Weltinnenraum)一词,似乎想要以此概括18世纪以来的德国文学”,而由内在(Innen)这一空间隐喻可以得到“更为强调空间隐蔽性的一个喻象——‘深度’(Tiefe)”。也就是说,德国文学有一种探索个人灵魂深渊的思辨传统。而写作无疑是最适合思辨探索的艺术方式。

总之,罗小通的诉说是自发的,显得急进而不安,透露出莫言小说狂欢化的文体风格;西吉的写作则是被迫的,显得缓慢而从容,显示出伦茨小说深刻艰涩的德语文学传统。

二、在“肉”与“画”的痴迷中迷失

罗小通生长在屠宰专业村,加上从小受父亲喜欢吃肉的影响,具有非常强烈的食肉欲。在肉的充裕阶段,父亲“世间万物都是虚的,只有吃到肚子里的肉才是真实”的信条深深影响了罗小通,使他产生了“对我这种嘴馋的男孩来说,幸福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可以放开肚皮吃肉”(莫言10)的观念。父亲和野骡子的私奔,使罗小通进入了肉的匮乏阶段,原本就勤俭持家的母亲为了攒钱盖房,五年之中从没让罗小通正经吃过肉。以至于只要有人给他肉吃,他就会给别人喊爹磕头。母亲的禁欲主义是罗小通之后放纵食肉欲的推力。最终,老兰创办的肉类加工厂,将罗小通一家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为这个工厂工作,化解了老兰与罗通的旧怨,迈入肉类加工的机械化时代。这彻底解放了罗小通的食肉欲,在这肉的泛滥阶段里,罗小通在肉的世界里放纵、沦陷,也正是在这工厂里,为了尽情释放自己的食肉欲、享受食肉的快感,实施了活牲注水的不法行为。

与罗小通截然相反的是父亲罗通,他越来越无法承受自己的伦理底线不断遭到越界的困境:①关乎公共伦理底线。罗通之前估牛时恪守的公正、公平的伦理价值观念遭到无情的冲击。虽然他是因生计所迫,在逼迫之下进入加工厂当厂长的,但当看到肉类加工厂里充斥着不合法的行径而自己无力改变时,内心仍旧无法释怀。②关乎家庭伦理底线。一方面,他10岁的儿子卷进罪恶的渊薮,发明并实施了既残忍、不道德又不合法的活肉注水法,成为罪恶的帮凶甚至主谋,作为父亲的他却无法对其进行教育。另一方面,他的妻子跟老兰私通却无可奈何,因为自己也曾跟其他女人私通,这一自身的污点使他面对他人污点时不得不选择缄默。最终,当老兰妻子去世,罗小通兄妹要去当孝子又有他人故意激怒时,罗通再也承受不了压在他心头的伦理困境,拿起斧头误杀了自己的妻子。

于是,这个暂时稳定的罪恶体系崩溃了。罗小通从对“肉”的迷失中惊醒过来,带着妹妹走上了复仇之路。然而,旧的罪恶体系崩溃之后,新的罪恶体系重又建构起来,而老兰依旧是其中的核心。因此,罗小通的复仇注定是苍白无力的,最终妹妹也因喝了脏水而死掉。罗小通这台感性的复仇机器用收购来的迫击炮和四十一发炮弹,痛快淋漓地将他眼中的以老兰为代表的罪恶渊薮给毁灭了。但是这种毁灭只是罗小通诉说中的毁灭,是一种臆想中的子虚乌有的浪漫化的毁灭。罗小通向大和尚坦诚:“在我们那里,‘炮’,就是吹牛撒谎的意思,‘炮孩子’,就是喜欢或是善于吹牛撒谎的孩子。‘炮孩子’就‘炮孩子’,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莫言 357)正如他出家不出家已经不重要一样,他的诉说也是亦真亦幻,重要的是故事是否打动了他的听众——大和尚,是否宣泄了淤积于自己内心的愧疚感、罪恶感。“肉”时代对罗小通而言是个伤心的时代,他要毁灭的不仅仅是导致自己家人死亡的仇人老兰,也是自己的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更是那整个罪恶的时代。

肉这种物质匮乏年代里的稀缺食物,最终成为欲望时代里的欲望象征物。画作为艺术品则与作为食物的肉相反,代表着精神。如果说罗小通是痴迷于肉,迷失于欲望的话,西吉·耶普森则是痴迷于画,迷失于精神,最终成为偷画贼而被关进教养所。《德语课》中的父亲作为一名警察,深知自己的职责——不遗余力执行国家意志,他代表着人民伦理。他严格服从柏林下发的命令,禁止画家马克斯·南森作画,没收了他近年的画作。当他的好友邮差奥柯·布罗德尔森劝他放过画家时,他一再强调自己只是职责所在,奉命行事。他对艺术并不理解,当母亲做出画家的画作是陌生的和病态的判断的时候,他不置可否。他只是出于职责行事,与艺术无关,可以说他是被职责异化的人。

画家马克斯·南森则是自由伦理的秉持者。在第八章,父亲亲自发现画家在作画时,无法理解画家一再不管不顾政府禁令的做法,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告发画家。画家对父亲说:“要是你觉得每个人必须要尽自己的职责的话,我要告诉你的东西正好相反:每个人必须做些违背自己职责的事。”这充分显示出画家的自由伦理,他深知正是自由伦理使得自己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画家,因而不能向纳粹政府的禁令妥协。

西吉就是在这两种互不妥协、互不退让的力量的对抗之中一步步地迷失在画中。一方面,西吉与延斯·耶普森是血肉相连的父子关系,作为一名乡村警察,如何才能监督禁止作画禁令是否得到执行?由于西吉非常喜欢到画家那里,而画家也信任西吉,延斯·耶普森就想出了依靠纯真的西吉作为自己的眼线的方法来监控。西吉出于孩子的天真和慑于父亲的威严,往往将实情告诉了父亲。另一方面,西吉与马克斯·南森是有着理解互信的精神挚友,画家面对着延斯·耶普森的严密监督,时常将画作交给热爱艺术的西吉来保管。

但是西吉与父亲之间存在着隔阂与陌生,他在自己的作文中称呼自己父亲时往往会在“父亲”前或者后加上“茹格布尔的警察”限定语,很多时候则直接用“茹格布尔的警察”来指称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在战争结束、禁画令失去法律效力后,西吉发现父亲仍然在顽固地焚烧画家的画作,他心中产生了对父亲的一种仇恨,但是父亲说哪怕发生了变化,一个人仍旧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哪怕只是自己认可的自责。因而,“我的恐惧比仇恨更强烈”,“在这个半岛上,在余烬前面,我开始害怕他,并不是害怕他的力量,也不是害怕他的狡黠或固执,而是害怕他那种深藏于心的坚定”(伦茨 315)。父亲将忠于国家意志力赋予他的职责视为自己的信条本无可指责,然而当这种恶的国家意志力不再存在,他自己将此职责仍肩负起来,并将其看作是一种义不容辞的正义时,那么他显然已被沦落为一种物,异化成一种执行命令的邪恶机器。

尽管早在画家被带往胡苏姆审问时,西吉就产生了火花将要燃烧掉画作的幻觉,但当他走近画作时幻觉中的火花也就消失了。父亲放火烧掉西吉藏着画家画作的磨坊这一事件使得西吉患上了强迫症,西吉总感到画作会遭到焚毁,因此他竟然偷画家的画作,“把它们藏到了安全的地方”(伦茨 340)。在战后画家举办的画展上,西吉又试图偷画,被冠以偷窃罪关进教养所。尽管不能忽略青年心理学家沃尔夫冈·马肯罗特在他的论文《艺术和犯罪——西吉·耶一案的剖析》中提到的事实——西吉从小就有收藏甚至偷窃骑士画、锁和钥匙的癖好,但西吉将画家的画作藏起来无疑始自他对父亲的恐惧,而这种恐惧产生的根源在于父亲那扭曲而顽固的职责观念。

西吉原本是个反本质主义者,他无法确定主要问题、次要问题,不善于对历史做出评价。然而就是一想起要做出评价就倍感压力、有窒息感的西吉,在来到教养所后,不无愤怒地说:“我是代替我家老爷子,也就是茹格布尔的警察,来到这儿的”,“因为谁也不敢叫茹格布尔的警察去戒毒,所以,他可以继续保持毒瘾,病态地履行他那该死的职责”(伦茨391)。父亲在人类文明中代表着“法律、秩序和纪律等事物的世界”,而西吉的父亲还有另一个身份:茹格布尔的警察。警察作为国家统治机器的一部分,具有强制、暴力的的特性。因此,延斯·耶普森对于西吉来说,毋庸置疑的是一种高压和权威的压迫性力量。父亲的监督深刻体现于“眼”之观看与凝视,他的眼睛具有神秘的特异功能——透视功能,正如海滩酒店老板梯姆森所了解到的,这种第二视觉可以看见未来的事物,“一旦时机到,未来就像阳光照耀下的山谷能看得清清楚楚”(伦茨118)。如果说西吉成为父亲监督之“眼”范围的延伸的话,那么透视功能则是其观看深度的掘深。作为警察的父亲执行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合流。西吉对于父亲从小便心生畏惧,这种畏惧在他被父亲利用监督画家后加深了,尤其是在他得知父亲具有透视功能后,“我怕他有能力看见和认清更多的东西。这种恐惧感向我发出了警告,使我变得谨小慎微。它延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没准还超过了我自己承认的期限”(伦茨 121)。面对父亲的逼迫与施压,西吉因恐惧而不敢抗拒。

三、迷失后的再度迷失与对“疾病”的追问

家人的去世与十年的流浪生活并没有涤荡尽罗小通的欲望,尽管他不再有对“肉”的欲望,但十年后已是20岁成年小伙的罗小通产生了新的欲望——性欲。可以说对“性”的欲望一直贯串在罗小通诉说的现时态中。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五通神庙的性隐喻。罗小通想要出家的残破的五通神庙通向繁华世界的宽阔大道。一方面,罗小通对于庙外的物欲世界一览无余,另一方面外界的物欲世界可以毫不费力地涌现在罗小通的眼前。不仅作为人的罗小通具有主动性,连物欲世界似乎也被赋予了生命,具有主动呈现给人的魔力。五通神庙虽然冠冕堂皇以“庙”命名,供奉的却是民间传说中象征着性欲的淫魔;诉说的对象兰大和尚虽然名曰“和尚”,之前却是一个能一次占有41个女人的风月老手。大和尚的淡然自若可以看成是他个人的超脱,他或许达到了“自渡”的境地,但却并没有“渡人”之意。他只是罗小通的一个倾诉对象罢了,他在小说中并没有与罗小通形成实质性的对话,只是以一言半语或动作来示意罗小通继续他的诉说,是罗小通完成他的诉说的一个道具。

其次,罗小通眼中所见和口中所述的世界满带情色意味。这种“见”和“述”往往是虚幻与现实的混杂。眼中所见的情色世界,比如诉说时充满情色意味的雷雨之夜。最为明显的是那个陌生女子,罗小通在诉说的同时,从未忘记对她的关注。罗小通的眼睛很难从陌生女子身上抽开,他不止一次坦白,自己因这陌生女子而无法继续他的诉说。他甚至向自己发问:“如果她要带我远走高飞,就像野骡子姑姑当年带着我父亲远走高飞那样,我能拒绝吗?”(莫言 41)以及对雷雨之夜里一对野猫和狐狸分娩以及雨水中飘着的玩具马、游动的黑白相间的蛇等动物的描写也无不浸透着性的暗示。口中所述的情色世界,虽然是过去时态的故事,却是出自处于现时态的“我”之口,比如第一炮中父亲和野骡子、第十六炮中老兰和理发师范朝霞媾合的场面描写等。

最后,罗小通讲完四十一炮的毁灭故事后,庙门前出现了两类标语:①反对建设肉神庙的标语,挂在穿着五彩衣裳的四十一只肉牛身上;②支持重建五通神庙的标语,用油漆写在一丝不挂的四十一个女人身上。表面上显示出以罗小通为代表的“肉”时代的结束和以老兰家为代表的“性”时代的开始。而实际上,当裸体女人都骑在了肉牛身上,包围了无法抵御的罗小通和大和尚,心胆俱裂的罗小通大声喊出“娘,救救我吧……”(莫言 373),幻境中“一个就像刚从浴池里跳出来、身上散发着女人的纯粹气味、五分像野骡子姑姑、另外五分不知道向谁的女人,分拨开那些人,分拨开那些牛,对着我走过来……”(莫言 374)时,我们才明白:罗小通的复仇失败和善于变通的老兰家族的华丽蜕变,其实并不意味着“肉”的时代的结束和“性”的时代的开始,“肉”的欲望并没有销声匿迹,而只是隐匿于“性”的欲望中。莫言曾谈到:“这本书如果让我自己概括主题,我想会有两个:一个是食,一个是色。罗小通吃肉,大和尚渔色。而且都是登峰造极。”

“肉”与“性”最终的联合打败了有出家之意的罗小通,在他的求救声中最终出现的不知名女人成了他的救命恩人,这是已成年的罗小通的新欲望——“性”——的一种隐喻。恰如陌生女人对罗小通所说的:“你虽然几年没有吃肉,但是你一刻也没有忘记过肉;你今天可以不吃我的奶,但你今后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奶。”(莫言 58)原本就是“肉”与“性”掺杂的时代,只是对于童年时代的罗小通而言只是“肉”的时代,但这时“性”的种子也开始深埋其中,在他20岁时人性的泥土里也开始长出“性”的萌芽。无论是“肉”还是“性”,都是欲望的隐喻,人在欲望的深渊里不断地轮回,而永无摆脱之日。

罗小通的诉说大半出自发泄的缘由,是对自我欲望的辩护,而西吉的写作则是出于控诉的目的。与罗小通将老兰视为罪人不同,西吉则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父亲。刚进教养所的室友库尔特辛劝他跟着一起逃跑,被西吉给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出去之后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茹格布尔的警察“折腾我们,折腾大家。他在葛吕塞鲁普和茹格布尔之间瞎折腾,在家里也同样”(伦茨 393)。西吉的家乡茹格布尔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失去了家乡所原有的温暖的意义,变成了一块亲情、友谊等美好事物缺失的荒芜之地。

西吉留在教养所写作文并无意为自己辩解罪责,而是想借写《尽职的快乐》 “写出一种疾病来”(伦茨 361)。这种疾病指的是作为德意志品质的职责观念,它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衍变。首先,它在特定环境中酿成了种种悲剧——艺术遭到摧残、亲情遭受扭曲、友情不复存在……这种品质尽管为世界各民族所推崇,但在文本之中特指德意志民族性中的职责观念,正如尼采所言:“精神的笨拙(在它一度陷入其中的地方得以自我确定),不思改变的舒适生活,对某种权力和服务乐趣的甘心屈服,对思想、愿望的湿热孵化——这一切都是德国式的——忠诚和虔信的起源”。其次,这里的职责观念也折射出科层制度的弊端,职责被简单化、狭隘化纯粹的政治职责,下级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就是尽职尽责。这与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不谋而合:在会导致恶的后果的命令面前,人丧失了思考,“不顾一切地莽撞或无助地困惑或一遍遍重复已变得琐屑和空洞的‘真理’”。最后,父亲的职责观念最终畸变为一种行使权力的惯性。在德国宣布战败之后,父亲销毁了对他不利的文件后被盟军带走,三个月的短暂拘禁后,他安然回来重操旧职,仍旧执拗地行使他的职责,尽管命令已经不再有效。

拥有这种疾病的并非只有父亲一人,而是整个社会。来看望他的姐姐希尔克随便抽出作文中的一本阅读,谈到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看守他的约斯威希也不在关心他的作文是写完了还是只想休息一下,而是让西吉帮他整理收集的旧钞票;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希姆佩尔所长却因他写的这捆成一摞的作文,认为西吉在写作之中被教育好了,认识到了尽职的重要,将他提前释放。作文其实就是他对整个社会疾病——职责观念——的控诉,可是非但没人认真阅读他的作文,反而认为他被“职责”教育好了。可见没人认真思考过职责观念给人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这种“疾病”并非人人皆知,也并非人人皆想知,职责观念在德意志民族心目中仍然是高贵的品质。因此西吉对他的写作并不满意,以至于西吉最后自问道:“既然他们释放了我,那么,我该做什么呢?我该去哪儿,在哪儿为自己找个藏身之所呢?克拉斯走了,希尔克也走了——我还能回到茹格布尔去吗?即使我留在汉堡,就算是逃脱了茹格布尔的控制吗?”(伦茨 404)这一问看似是问自己,其实是对德意志民族民族性的质问,是对德意志民族职责观念的控诉与质疑。

四、欲望的旋涡与无家可归

莫言多次谈到自己阅读过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作品,在《作家应该爱他小说里的人物——与马丁·瓦尔泽对话》一文中更是坦言伦茨的《德语课》对他的创作产生的影响:“《铁皮鼓》、《德语课》、《迸涌的流泉》都是用儿童的视角对那段黑暗的历史进行反思。这种写作视角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影响了众多中国作家,这包括我本人的写作。”而罗小通成为“我的诸多‘儿童视角’小说中的儿童的一个首领,他用语言的浊流冲决了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堤坝,也使我的所有类型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之后,彼此贯通,成为一个整体”。由此可以看出,《德语课》叙事艺术对莫言创作的影响之深。但莫言并没有重复《德语课》的精神价值内涵,克服了伦茨的“影响的焦虑”,创造性地写出了人类的另一个维度的迷失。在窥见人类价值迷失之一斑的层面上,两者构成了一种对话。

罗小通毁灭的其实并不是老兰所代表着的罪恶,而是父亲罗通在高台上所祭奠的——传统的、美好的品性和事物。看似是旧时代的终结,罪恶化为废墟,实则是新时代依旧如故,美好变成碎片,再也无法还原。罗小通的迷失是迷失在自己的欲望之中。西吉尽管也是尘世中的普通人,但他具备非凡的艺术天赋和修养,有着一颗敏感而内省的心灵,是德国文学传统中的“艺术家”形象。西吉的迷失是迷失在父亲病态的职责观念以及人们对这一“疾病”的无视之中,他描绘出一个诗意的海滨故乡,然而西吉最终却不想再回到故乡,变成无家可归的人。因此,罗小通在“肉”中的迷失,是一种物欲迷失,带给我们的是面向未来的价值警醒;西吉在“画”中迷失,是一种精神迷失,带给我们的是基于过去的历史反思。

罗小通最终陷入欲望的旋涡,表明欲望成为他的价值尺度。表面上看他抓住了一种稳固的东西,但是这种欲望本身是不稳固的,因为无节制欲望的满足必然伴随着罪恶的产生。罗小通没有自省的能力,面对世界,他只是简单地盲从而已,到底是罗小通选择了欲望,还是欲望裹挟了罗小通?恐怕只能是后者;西吉的无家可归,表面看来是丧失了精神家园,成为迷惘困惑的个体,但实则有着自身的价值坚守,显示出其难能可贵的人文批判立场。罗小通是真的价值迷失,西吉是假的价值迷失,他们个人的迷失,实则反映出他们身处社会的价值迷失——物质湮灭精神的迷失,抑或是精神内在的迷失。

《四十一炮》和《德语课》通过罗小通和西吉这两个人物形象,为我们深刻入微地勾勒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以及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两种不同的迷失范式。从不同的迷失之中可以看到人类的普遍性难题:欲望的旋涡与无家可归的境地。二者是人类灵魂自始至终需要面对的困境,在物欲横亘、故乡荒芜的现代性语境中它们更成为人类难以摆脱的幽灵。

注解【Notes】

① 莫言:《四十一炮》,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作者、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② [德]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顾士渊、吴裕康译,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作者、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③ 关于五通神喜淫好色的论述,可参考贾二强:《佛教与民间五通神信仰》,载《佛学研究》2003年第12期,第122—128页。

1) 机器人的电机驱动部分:Rovio控制器接收ROS发送的命令,转化cmd_vel的速度为轮子的期望速度,对轮子分别进行PID控速。等时间间隔地读取电机码盘值,转化为万向轮速度再上传给Rovio控制器,并用航迹推演法计算Rovio当前的速度。

Luo Xiaotong, the hero of Mo Yan's

Pow!

, and Siggi Jepsen, the hero of Siegfried Lenz's

Deutschstunde

, are both traumatized and lost themselves in the progress of growing up. Luo Xiaotong losts himself again in the desire after his narrate; while Siggi refects on German nation's maladies in his writing, and is thrown into homeless position. This paper, mainly us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s parallel study method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heroes, from angles below: they as narrator, as heroes of the past, and as heroes of the current. And between the dialogue of these two texts, we can grasp some dimensions of humanity's lost of value.Luo Xiaotong Siggi Jepsen

Pow!Deutschstunde

comparative study

刘玉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欧美文学与比较文学。

作品【Works Cited】

[1]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p.7.

[2]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载《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第299页。

[3][10]莫言:《诉说就是一切》,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第83、84页。

[4][德]海因茨·史腊斐:《德意志文学简史》,胡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9—80页。

[6]莫言、杨扬:《以低调写作贴近生活——关于〈四十一炮〉的对话》,载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7][德]尼采:《权力意志(上卷)》,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7—38页。

[8][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前言》, 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9]莫言:《作家应该爱他小说里的人物——与马丁·瓦尔泽对话》,载《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78页。

Title:

Lost and Homeless in the Memories of the Pas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uo Xiaotong in

Pow!

and Siggi Jepsen in

Deutschstu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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