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燕

作者:彭燕，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杜甫研究学刊》编辑，610072。

为讨论的方便，本文将石刻杜诗分为杜甫手迹和他人手书两类。杜甫的石刻手迹，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三处杜甫手迹，除发现于洞庭湖中的石刻目前尚无争议外，四川巴中南龛石窟石刻，目前学界倾向于为宋人伪作，而非杜甫手迹。另外一处，就是射洪县金华山石刻，学者普遍认为是杜甫本人的手迹，而非伪作。目前对此处石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它到底是原刻还是复刻的问题。关于他人手书杜诗石刻，目前可知宋时有八处十二起，其中七处十一起发生在蜀地。宋代，他人手书杜诗石刻如此高密度地出现在蜀中，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

中国自古就有石刻经典的传统，后蜀毋昭裔就曾主持过规模宏大的蜀石经制作，“石凡千数，尽依大和旧本，历八年而成”。宋时，又补刻了《公羊》《谷梁》二传，晁公武入蜀又补刻《古文尚书》，并撰《蜀石经考异》专门对其进行研究。据《蜀中广记》，当时胡宗愈还专门特辟一室以保存之，且为之名曰“石经堂”，惜后散佚，而片石不存。北宋时期，蜀人范祖禹还曾在重庆大足石刻《古文孝经》，此本为目前保存最早的宋刻《孝经》，其文献价值自当不可小视。由此可知，蜀中自古有石刻之风尚。流风所致，加之蜀人自古好学慕文，蜀人仿石经制作，在蜀中随处石刻杜诗，使得两宋蜀中杜诗石刻随处可见，亦就不难理解了。杜甫流落巴蜀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其所流传之诗歌十有八九与蜀地有关，蜀人亦几乎是以半个“乡人”的身份来看待杜甫，对杜甫的情感是非常深厚的。学杜、刻杜，是蜀人尊杜的一种表达方式。当然，石刻杜诗密集于蜀中的原因绝不仅止于这些，除了杜甫作为一位伟大诗人的个人魅力外，应该还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有关。下面就杜甫手迹和他人手书杜诗石刻分而简要述之。

一、杜甫手迹石刻

(一)巴中南龛石窟杜甫手迹石刻⑤

清末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叶昌炽著有《语石》一书，其书卷五“题名八则”云:“巴州之佛龛记、楠木歌、西龛石壁诗，皆乾元中严武所刻。余新得杜甫书严武诗，浣花遗迹，海内只此一通，可以傲视燕庭矣。”后卷八又交代了自己是怎样发现此杜甫手迹的过程，云:“从故家得巴州石拓，有严武东岩诗，杜拾遗所书也，为之一喜。”《语石》中所提的燕庭者，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刘喜海，其为官于蜀时特别关注蜀地石刻碑文，并四处搜求，著有《三巴金石苑》，影响很大。影响如刘喜海的《三巴金石苑》，对巴州南龛杜甫手迹都未曾著录，而此拓本却被叶昌炽所得见，叶氏之激动心情可想而知。但叶氏在著录此拓本时又质疑其真伪，于卷五又云:“或是宋时好事者所依托。”叶氏虽存疑但却未加考证。民国二十三年(1934)，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于著名碑刻家刘云孙处借得“杜工部书严公九日南山诗”石刻拓本展出，并将其拓本刊于该院第五十七期画报。此后，巴州南龛杜甫手迹拓本始得见于世，并广布流传。但是，诸家对此拓本的真伪却各执己见，或肯定，或否定，或疑信参半，均有之。启功先生《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对此拓本的真伪曾表示过怀疑，他认为有可能为宋人所刻。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编的《中国名胜词典》，高文、高成刚二人编的《四川历代碑刻》在著录此拓本时均认为是杜甫手迹。不过，目前学界基本上倾向于巴州南龛“杜工部书严公九日南山诗”石刻非杜甫手迹，认为可能是后人托杜甫名作伪。

于巴中南龛杜甫手迹石刻考证尤为详细者，有于建章、高国芬的《杜甫书严公九日南山诗石刻考辨》和陶喻之《巴中乾元二年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词辨伪》二文。于建章、高国芬的《杜甫书严公九日南山诗石刻考辨》以《巴州志》和《金石苑》二本为据，结合杜甫入蜀的行程和时间、拓本落款与正文字体的比较、严武官职等几个方面，对巴州南龛杜甫手迹进行了详尽的考述，最后认为此石刻为宋代巴州知州万某作，“它既非杜甫书亦非严公作，乃是好事者在清道光丙午之后，即从《金石苑》成书之后，到宣统元年的半个多世纪间，将一通宋代万公南龛诗石刻，改头换面，把万字改为严字，并在后面加刻‘乾元二年杜甫书’七字，一通宋代石刻就变成唐代石刻，然后拓片就广为流布。”陶喻之《巴中乾元二年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词辨伪》对此刻石作伪的可能与原因、方法和手段亦进行了论析，认为:“‘巴中乾元二年杜甫严武摩崖题诗’，断非唐宋如此，实乃晚清好事者掩耳盗铃，可以穿凿篡改、投机取巧、招摇撞骗所出。”《杜甫书严公九日南山诗石刻考辨》和《巴中乾元二年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词辨伪》二文，皆认为此拓本为宋人万公游南龛时手书，乃晚清好事者籍严武与杜甫之友谊，篡改伪托于杜甫名，以欺世。

笔者在读了此处石刻的相关文献后，一直希望有机会到实地去考察一下。今年十月初，笔者专赴巴中南龛石窟对杜甫的手迹石刻进行了调查和询问。巴中的南龛石窟位于巴中市南郊的一座山坡上，此处的石窟群开凿于南北朝时期，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杜甫手迹石刻就位于此石窟群的25号石窟下方一个石窟内。该石窟内正前壁的右上方，正是杜甫手书“严公九日南山诗”石刻。此洞窟内无造像，左、右二壁和正前壁均有石刻文字，石窟顶部颜色呈深黑色，似被烟火熏过。石窟内的石刻文字有的已经开始风化漫灭，杜甫手书“严公九日南山诗”石刻因居于石窟靠里的正前壁，风化并不是特别严重。但石刻右下角亦开始出现风化掉层现象，有部分文字已无法辨认。石刻中上部有一处脱落如小碗底部大小的圆形痕迹，较深，约有半厘米，脱落口边界较齐整，与右下角的自然风化明显不同，笔者怀疑有可能是人为的凿挖，使其脱落。对石刻文字字体大小目测和估计，此处脱落的石刻文字约四到六字左右。仔细辨认，可发现石刻落款“乾元二年杜甫书”七个字的字体和风格与石刻正文明显不同。石刻正文笔画较粗，运笔流畅自如，字体显得浑朴有力，给人一种方正中矩的感觉。而落款笔画则较为纤细瘦弱，运笔也显得生滞吃力。若把石刻正文比为苍劲之老者，落款则更像是蹒跚入门的新人。二者之间的差异是一眼即可辨别。故我们可以初步断定，石刻正文与落款应该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另外，我们在观察正文的时候，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严”字较之正文其它字体，确乎要大出一些，显得有些不同。且“严”字的字头部分与前面的“中”字亦几与相连，统观石刻正文，字体间距匀致对称，没出现有这种前后字体相连不分的现象。很显然，这里存在有改刻作伪嫌疑。另据刘喜海《三巴金石苑》卷五所载及张仲孝等修的《巴中县志》(民国十六年)四编“古迹”著录可知，杜甫手书的“严公九日南山诗”与此二书所录的“万公九日南山诗”内容完全相同。《巴中县志》在著录其诗题时，则径称为“宋万阙名九日南山诗”。可见，刘喜海(燕庭)不是没有发现此石刻，而是认为此石刻为万公所作，而非严武严公，更不是杜甫的手书。而据《金石苑》和《巴中县志》可知，此石刻形制大小、风化脱落部位、石刻内容、字体风格等与杜甫手书的“严公九日南山诗”全同，唯一区别在于“严公”为“万公”，没有“乾元二年杜甫书”七字落款。看来，此石刻为后人伪托杜甫名改刻而成亦属无疑。另外陶喻之《巴中乾元二年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词辨伪》文章还从杜甫入蜀时间、严武任职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辨析和说明，当可信。

无论如何，此处石刻即使是伪刻，从另一个方面也可见出杜诗在蜀中的影响。这对考查和研究巴蜀杜诗学的状况，还是有所裨益的。

(二)射洪县金华山杜甫手迹石刻

四川射洪县金华山的杜甫手迹石刻，目前学界观点普遍认为是杜甫本人的手迹，而非他人伪作。关于此处石刻，主要的争论还是集中在它到底是原刻还是复刻的问题。范文澜编《中国通史》第四卷收录了射洪县金华山杜甫手迹石刻《野望》和《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二诗的拓本。此卷在前三版时，是李杜画像。在第四版时，换成了射洪县金华山杜甫二诗的拓本，并在此石刻拓本后注明“杜甫手书”。显然，此举意在表明《中国通史》认为射洪金华山杜诗石刻为杜甫手迹。香港于1976年2月出版的《书谱》(8期)刊载了梅萼华《杜甫和书法》文，该文在论述杜甫书法的风格特点时，即引用射洪金华杜诗石刻拓本为证，并将此拓本附录于此文。很明显，梅氏亦认为此石刻是杜甫手迹。萧涤非先生也曾看过此题刻，认为是杜甫手迹无疑，是珍贵瑰宝。

蒋均涛对此观点则提出异议，他在《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4年1期)撰文《射洪金华山的杜诗石刻》进行辨析考证，认为此石刻已不是当初杜甫手迹的原刻，应该是后人据唐代杜甫手迹的原刻拓本补刻上去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看到的杜甫手迹石刻是一个复刻，而不是原刻了。文章认为:“北宋时期赐号‘玉京观’，这又经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扩建。在重建山门的时候于两侧各竖以石幢。因为它不同于佛教寺庙前的经幢，所以不刻佛经佛像，而刻上这两位诗人的诗句，取人杰地灵、相得益彰之义。石幢上的陈子昂诗及联语为时人手书，故不署名。杜诗则系拓本用原石刻手迹。”蒋均涛判断此杜诗石刻为宋人据杜甫原刻手迹的拓本所复刻。该文亦认为杜甫当年确实曾经在此手书过此二诗，并引晚唐牛峤的诗歌《登陈拾遗书台览杜工部留题慨然成咏》为证。牛峤在诗中明确提到了此处有杜甫手迹，诗云“北厢引危槛，工部曾刻石”。牛峤此诗落款题为“光启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牛峤登金华陈子昂读书台，观杜甫手迹，距当时杜甫手书一百二十余年，当为可信。杜甫好书法，亦有许多书法友人，这在他的诗歌里多有提及。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锻炼》、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皆有提到杜甫留墨迹事。那么蒋均涛认为射洪金华杜诗石刻为复刻，而非原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蒋均涛先生提供的理由有三:一是当年牛峤所见杜甫手迹石刻在陈子昂读书堂北厢之中，而非在玉京观山门前两石幢上，且陈子昂读书堂在玉京观后面非前面。可见目前所见杜诗石刻地点与当年牛峤所见的工部石刻位置不对;二是拓本的出处，即玉京观山门前的两幢石柱其造型等已非唐代建竖风格，故不可能为唐人杜甫手书。三是由唐至宋的各种史志如《新潼川志》、《舆地纪胜》、乾隆和光绪本《射洪县志》、嘉庆和光绪本《潼川府志》等史志，均未有任何关于此处杜甫手迹石刻的记录。据此三点，《射洪金华山的杜诗石刻》文认为目前所见射洪金华山杜甫手迹石刻拓本非唐时杜甫手迹的原刻，而应为宋人据原刻拓本所复刻。至于为何各代碑刻、史志均不著录此处杜诗石刻的原因，蒋认为是当初编修《新潼川志》的刘甲以金华山玉京观山门前石幢上的杜诗，乃系后人新补刻于上，自然不能视为杜甫手迹，故未予以著录。而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因沿用了刘甲《新潼川志》的材料，故亦未予以著录。至于后来的方志则皆以《舆地纪胜》为依据，故俱无著录。不过该文最后认为即使此杜诗石刻非为杜甫手迹原刻，亦是后人据原刻所补，故射洪金华上杜诗石刻是最接近杜甫本人手迹的杜诗石刻。

专文讨论此处杜甫手迹石刻的文章，还有祁和晖先生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3期)的《唐宋杜诗刻石考述》。该文观点与蒋均涛先生观点大致同，唯一不同就是该文认为此处复刻杜甫手迹的时间可能在宋以后，而非宋时。《唐宋杜诗刻石考述》认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未著录射洪金华山杜诗刻石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原本没有石柱，或原有石柱已经湮毁残没;二是清人所见石柱乃曹学佺后立。《唐宋杜诗刻石考述》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最大。祁和晖先生本着审慎的治学态度，在文章的结尾认为蒋均涛先生的推断虽大胆，但亦属合理。认为射洪金华杜甫手迹石刻问题的讨论，我们尚需论证和解决的问题有:一是此处的杜甫手书原刻到底毁于何时?二是复刻杜甫手迹新的石柱又竖立于何时?只有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后，关于此处杜甫手迹石刻的真伪问题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和解决，亦才能得出令学界信服的结论。笔者在调查巴蜀杜诗学文献期间，亦曾专程到过射洪金华。确如二位先生文中提及，陈子昂的读书台在金华观(宋时赐名玉京观)后面，而复刻杜甫手迹的石柱却在金华观山门前的左右两侧，早已不是当初牛峤所提到的在读书台旁边“危槛”的“北厢”之中了。当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柱则是上世纪末1991年新立的，华表材质为汉白玉的大理石。柱身为八棱，上面横插有云板，顶部露盘有一瑞兽。柱身下有须弥基座，柱身上部和下部均雕刻有祥云图案，中间部分则为杜甫手迹的石刻。左右石柱均以石栏围护。观射洪金华杜诗石刻，运笔流畅，字体遒劲潇洒，疏密有致。与巴中南龛石窟的“杜甫手书”确是有明显的区别和不同。

观蒋、祁二位文章，其观点基本相同。射洪金华山曾有杜甫手迹石刻，当属无疑。只是目前，此处山观石柱上所刻的杜甫手迹是何时补刻上去的，目前确属未解之谜。亦只能期待来日新材料的发现，或许可以解此悬案，以慰读者。

二、他人手书杜诗石刻

宋代巴蜀他人手书的杜诗石刻，目前所发现的有七处十一起，其中成规模的有三处，一是夔州杜诗石刻(三次);二是眉州大雅堂杜诗石刻(二次);三是成都浣花草堂(今成都杜甫草堂)的杜诗石刻(二次)。这三处七起杜诗石刻在当时的影响较大，尤其是眉州的大雅堂杜诗石刻，在杜诗石刻史上可谓是规模最大，石刻最多，文化价值最丰富。其余几处杜诗石刻因其规模不大，比之此三处石刻，影响相对要略小些，但对了解杜诗在蜀中地区的影响和流布以及蜀人学杜、尊杜的状况亦有其意义和价值，本文限于篇幅，只能就规模与影响大者择其要而论之。下面拟将夔州、眉州、成都三地的杜诗石刻分别述之。

(一)夔州杜诗石刻

据《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八“石刻文字八十四”可知，王象之《舆地碑记目》之《夔州碑记》“杜少陵诗石刻”条云:“少陵游蜀凡八稔，而在夔独三年，平生所赋诗凡四百六十篇，而在夔者乃三百六十有一。治平中，知州贾昌言刻十二石于北园，岁久字漫。建中靖国元年，通判王蘧新为十碑，今碑在漕司。”此条所记，乃指夔州第一次和第二次石刻杜诗事。第一次为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贾昌言于夔州书杜甫夔州诗尽刻于石，碑成后移置于北园中保存。此次石刻杜诗，周采泉于《杜集书录》称:“贾昌言之刻诗碑，早于胡宗愈之成都草堂诗碑二十余年，以成都诗碑有胡氏《序》为历代刻杜集者所转载，故知者较多。贾昌言实为宋代刻诗碑之第一人，则知者殊少，亦未见拓本。”昌言石刻后，夔州第二次石刻杜诗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夔州通判王蘧为救昌言所刻杜诗碑文字的漫灭，又新制了十通杜诗碑，并置于漕司保存。这两次石刻杜诗，王象之在《舆地碑记目》均有提及。夔州第三次石刻杜诗则是民间隐士李襄仿眉州丹棱大雅堂在夔地兴建大雅堂，并造诗碑于其中保存。稍后，宁宗庆元元年(1195)镇夔连帅母丘氏和漕钱使钱氏，将北园和漕司中所保存的昌言、王蘧所造的石碑俱移置于李襄所建的大雅堂中保存，当时亦有诗碑文字因岁月久远而开始漫灭，故又再次重造石碑以补之，且并置于大雅堂中保存。

观此可知，夔州所造杜诗碑，实则有四次，不过现在我们一般都以三次论之。居夔期间，杜甫诗艺发展到了巅峰阶段，也是其创作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夔地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不仅在杜甫栖息过的地方兴建草堂(惜文革时期损毁严重，现俱无所存)，而且当地官民还三番五次地为杜诗石刻造碑，这在全国其它地方是绝无仅有的。在宋代，夔地是全国率先开始刻制杜诗碑的地方。历史上，夔州杜甫草堂的影响非常大，几与成都杜甫草堂相比。但遗憾的是，据夔州杜甫研究会会刊《秋兴》杂志主编龙占明老师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普遍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对文物保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于夔州杜甫草堂几于尽毁。工部祠被改建为供销社用于销售物品，纪念杜甫的祠宇、杜甫的塑像等亦早已不存，现在只剩一残碑立于夔州草堂中学。闻此消息，让人扼腕叹息。

(二)眉州丹棱大雅堂石刻杜诗

丹棱杨素翁石刻杜诗，可谓是杜诗石刻史上的一件盛事，其规模空前绝后。其石刻之多，在杜诗学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应该说是一件值得特书大书的事情，其影响和价值是非常巨大的。此次石刻杜诗的主要参与者为两宋诗坛巨擘黄庭坚，由于有他的倡导和参与，可以想见当时蜀中石刻杜诗时的高涨热情。黄庭坚在当时与苏轼以“苏黄”并称，影响两宋诗坛达百年之久。可以说，蜀中尊杜、学杜之风的盛炽，与他的倡导和影响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

眉州丹棱大雅堂石刻杜诗事，见于历代多种文献记载。宋人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三、卷六十五均有记载，只是文字略有不同而已。其卷五十三“眉州·堂榭·大雅堂”条云:“丹棱人杨素，从黄鲁直游。黄谪戎州，尝曰:‘安得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复盈三巴之耳哉。’素闻之，欣然拏舟访黄于戎，请攻坚珉，募善工，作华堂以宇之。黄伟其言，悉书子美诗，遗之，因以大雅名其堂，且为之记。”观此条所记述文字，应该是取资于黄庭坚的《刻杜子美巴蜀诗序》。文字所记内容基本相同。黄庭坚对眉州丹棱石刻杜诗事专门作了《大雅堂记》和《刻杜子美巴蜀诗序》二文，将眉州石刻杜诗的原委、起因、经过和结果均一一作了介绍。为免去笔者繁冗的介绍，现将两段文字具录于下。

《刻杜子美巴蜀诗序》:“自予谪居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见钅录钅录不能办事，以故未尝发于口。丹棱杨素翁拏扁舟，蹴犍为，略陵云，下郁鄢，访余于戎州。闻之，欣然请攻坚石，摹善工，约以丹棱之麦三食新而毕，作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书遗之。此西州之盛事，亦使来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

《大雅堂记》:“丹棱杨素翁，英伟人也。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不少假借人，然以礼义，不以财力称长雄也。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灿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庥此石，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来四百馀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尝欲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终以汩没世俗，初不暇给。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于大雅堂中，后生可畏，安知无涣然冰释于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书。”

据以上两文，宋代丹棱石刻杜诗事则尽可知之。后丹棱大雅堂毁于明末清初战火，千年大雅堂已不复存在。二十一世纪初，丹棱政府决定顺应民意，重建大雅堂。他们沿袭“《诗三百》《唐诗三百首》以及大雅堂刻石三百方”的作法，决定在杜甫两川夔峡诗中选取三百首刻石，并置其于大雅堂内。此次丹棱石刻杜诗，又是杜诗学史上的一件盛事，令人鼓舞欣慰，亦使“大雅堂故里”丹棱名至实归。

(三)成都浣花草堂石刻杜诗

宋代，成都浣花杜甫草堂亦曾有两次石刻杜诗。第一次为北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资政殿学士胡宗愈知成都军府事时，书杜甫寓居成都时所作诗篇并尽刻于石。杜甫寓居成都时，作诗篇约二百余首，要尽刻于石，其工程亦当不小。虽不能与丹棱刻黄庭坚书杜甫两川夔州诗相比，但作为蜀中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成都，此举之影响和作用自不能小视。浣花草堂第二次制刻杜诗碑，则是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张焘知成都军府事时。张焘补造杜诗碑目的主要有二:一是胡宗愈于元祐年间所刻诗碑开始漫灭湮没，出于补救诗碑目的，张焘发起了浣花草堂第二次石刻杜诗事;二是为教化蜀中民众，使其向慕中原“正统文化”。基于上述两种目的，张焘在艰危时局之下又在成都浣花草堂重新制作了许多杜诗碑。胡、张二人石刻杜诗，非常严谨认真，使得浣花草堂所刻之杜诗碑被誉为“石本”杜诗，后学皆到此处来校对杜诗中的舛误和错误文字，成为了当时的杜诗范本。胡、张二人在杜诗学史上的功劳，后人是不应该忘记的。胡宗愈的《成都草堂诗碑序》因诸家《杜集》的附录和转载，影响颇大。现将其具录于下，以见出当时成都浣花草堂石刻杜诗之原委。

《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草堂先生，谓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号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浣花江上，万里桥之西，为草堂以居焉。唐史记前后牴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后有《寄题草堂》诗云:‘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然则先生之来成都，殆上元之初乎?严武入朝，送武之巴西，遂如梓州。蜀乱，乃之阆州。将赴荆楚。会武再镇两川，自阆州挈妻子归草堂，武辟为参谋。武卒，蜀又乱，去之东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溯沅湘，上衡山，卒于耒阳。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其所游历，好事者随处刻其诗于石，及至成都，则阙然。先生故居，松竹荒凉，略不可记。丞相吕公大防镇成都，复作草堂于旧址，而绘像于其上。宗愈假符于此，乃录先生诗，刻石置于草堂之壁间。先生虽去此，而其诗之意有在于是者，亦附于后，庶几好事者，得以考当时去来之迹云。元祐哲宗年号庚午，资政殿学士中大夫知成都军府事胡宗愈序。”

成都杜甫草堂因其官方与民间的重视，是现在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杜甫遗址。目前，在成杜甫草堂内可看见的历代碑刻有二十五通，包括唐碑、明碑和清碑，其中以清碑为多。其中有一通清代石刻杜诗碑，为清人马维骐书《杜甫秋兴八首诗六条屏刻石》，碑刻六石，各高185.5厘米，宽49厘米，厚 16.5厘米，一堂屏诗碑。此碑刻于清光绪丁末年间(1907)。

三、结语

当前，杜诗文献研究对石刻杜诗的关注程度还很不够。石刻杜诗是后人尊崇杜甫的一种表达和体现，同时也是杜诗在当时传播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从中能见出杜甫在后世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宋代巴蜀地区的石刻杜诗，其发生次数和碑刻杜诗数量是如此之多，这是很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的现象。石刻杜诗研究，亦是杜甫接受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希望在今后的杜学研究中，人们对此类非纸质杜诗文献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注释:

①巴蜀地区，主要指今天的四川和重庆，也包括陕西汉中和云南部分地区。巴蜀文化研究中，往往以蜀来泛指整个巴蜀。本文行文，因之。

②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为宋代巴蜀地区的杜诗石刻，故发现于洞庭湖中的杜甫手迹石刻暂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笔者将另拟文讨论。

③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7册第7页。

④本文所讨论的相关文献，对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和祁和晖《唐宋杜诗刻石考述》多有取资，笔者在此对二位先生深致谢意。

⑤需要说明的是，巴中南龛石窟的“杜甫手迹石刻”并非如部分学者所认为的是“摩崖石刻”，而实际上是“洞窟石刻”。若仅据拓本，确实不易判断此石刻文字到底是属于摩崖石刻，还是洞窟石刻。

⑥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五)，中华书局2005年，第351页。

⑦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八)，中华书局2005年，第440页。

⑧于建章、高建华《杜甫书严公九日南山诗石刻考辨》，《四川文物》1992年第5期。

⑨陶喻之《巴中乾元二年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词辨伪》，《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

⑩“严”字字头部分与“中”字下部相连现象，观察拓本，则更容易发现。而石刻正文因为上色、掉色原因，反而不如拓本清晰易辨，若不仔细观察，易被忽略。

⑪笔者未亲见刘喜海《三巴金石苑》一书，所据内容参陶喻之《巴中乾元二年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词辨伪》文(《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4期)。

⑫张仲孝等修，马文灿等纂，余震等续纂《巴中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62)，巴蜀书社1992年8月。

⑬这里关于射洪金华山杜甫手迹石刻原刻和复刻的讨论，指的是损毁于文化大革命(1966年)之前的石刻，而非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于上世纪末(1991年)所立的石刻。不过，金华山1991年重刻的杜甫手迹，亦是据损毁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杜甫手迹石刻拓本所重刻。为射洪金华山提供杜甫手迹石刻拓本的是中国唐代文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先生。笔者于今年十月份参加在苏州举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年会时，见到陈尚君先生，据陈先生讲，此拓本是他在香港的《书谱》(第8期)杂志上所见到并复印回来交给射洪金华的。

⑭蒋均涛《射洪金华山的杜诗石刻》，《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4年1期。

⑮“北园”和“漕司”都是指杜甫的瀼西草堂遗址，也就是夔州府治所在。

⑯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八，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32册第237页。

⑰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42页。

⑱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71册第958页。

⑲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华文轩《杜甫卷》(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119页。

⑳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七，华文轩《杜甫卷》(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119页—120页。

㉑徐希平《杜甫、黄庭坚与中国大雅文化论——写在杜甫诞辰1300周年及四川丹棱大雅堂重建时》，《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4期。

㉒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2242页—2243页。

㉓李霞锋《成都杜甫草堂古代碑刻初考》，《杜甫研究学刊》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