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荣伟

汉斯·希伯，原名Crzyb（波兰语。汉语译名为克拉科夫），德文名Muller，英文名HansShippe。来到中国后，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给他改名为汉斯·希伯。希伯于1897年出生在原奥匈帝国（现波兰），通晓英、德、俄、波兰和中国五国文字，是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知名记者兼进步作家。在中国，他先后参加过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八路军，直至牺牲在沂蒙山区。

初到中国，秉笔直书

1925年，希伯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作为记者，他思想积极、眼光敏锐，经常到贫困的下层民众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外反动势力实施新闻封锁，歪曲宣传，欺骗民众，制造谣言。针对反动势力的谎言，希伯挺身而出，秉笔直书，据实报道。他在《上海的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的继续》一文中揭露了租界当局的谎言，文章说：“……后来据传教士公开陈述证实，在几个人被英国人捕去之后，前往交涉的代表们又被英国巡捕粗暴地推了出来并遭殴打。与此同时，巡捕们还殴打了游行队伍前几列的人。这些暴行在游行队伍和聚集成群的中国群众中引起极大的义愤，英国人并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就立即响起大屠杀的枪声。”

希伯揭露“五卅”惨案真相的外文报道发表后，在世界公众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产生了中国报纸无法产生的影响。

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希伯到了广州和武汉，成为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任总政治部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向中外公众做革命宣传，《论马克思对中国的评论》就是这个时期他发表的名作。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希伯看到他无法将国民党的观点与自己的信念统一起来，于是愤然辞去了国民党内的职务，经上海返回欧洲。

伉俪同心，并肩战斗

希伯回国后，把中国的经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用生动的语言写成《从广州到上海：1926年—1927年》一书，并于1928年2月在柏林出版。此书吸引了无数关心中国的读者，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许多人因此远道奔赴中国。

1932年秋，希伯告别新婚妻子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定居。不久，在希伯的影响下，其妻秋迪也来到上海。

此后的五年间，希伯在上海广泛活动，他以“亚细亚人”为笔名在美国《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和德国《世界舞台》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成为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政论家。

1936年，希伯以海因茨·格尔奇布的笔名与史沫特莱和德国建筑师鲍立克教授合办《中国之声》期刊。1937年6月，希伯在北平的英文《民主》杂志上发表《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一文，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

“七七事变”后，希伯看到中国人民英勇奋起抗日，十分激动。为报道中国的抗日斗争，他决心到中国抗战的指挥中心——延安进行采访。1938年春，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安排，希伯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希伯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会见，先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叶挺、项英、陈毅、粟裕、罗荣桓等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获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第一手材料。

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发动 “皖南事变”。希伯和夫人秋迪化装成医生和护士，来到了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通过一系列的考察和实际生活，希伯完成了8万字的《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书稿。

国际友人，“旅行”山东

1941年9月12日，希伯在沿途八路军和老百姓的掩护下，顺利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

希伯身材高大魁梧，面庞白皙，满头深褐色的卷发，深深的眼窝里嵌着一双蓝宝石般的眼睛。他虽然身着八路军军装，但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热情、爽朗、睿智而又善于思索的外国人。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机关报《大众日报》为希伯的到来刊登消息说：“在抗战中，外国记者到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

1941年10月4日，山东抗日根据地举办茶话会欢迎希伯。希伯叙述了自己十年来与中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的历史和对中国深入了解的愿望。希伯激动地说：“这次到山东敌后来，是我生平一次最好的旅行。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帮助下，在他们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掩护下，使我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占领区内来往自如地‘旅行在中国领土上。”

来到山东后，希伯公开表示，很多外国人甚至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山东有八路军的活动，最多不过知道山东有游击队罢了。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山东也有八路军？这应“归功”于日本人和当局的新闻封锁政策。官方的新闻通讯社从未发表有关八路军和中国人民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的消息。官方发过的只是关于“山东省八路军非法活动”的消息。可是，应当感谢他们，正由于他们发表了这些消息，才使很多外国人知道了山东也有八路军在活动。

希伯在谈到日军的新闻封锁时指出：“日本人国际宣传的老办法是用钱或别的手段拉拢一些外国记者，到指定的日本占领区观察指定的‘皇道政绩。可是有一次，当一名外国记者来视察山东，而且见到了所谓最高行政官吏伪省长唐仰杜时，唐仰杜向他诉苦说，‘这个工作不好干，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骂我是汉奸。”

希伯动情地说：“能和山东抗日军民见面，我很荣幸，这是亲人的会见、战友的会见。我深切地感到，谁要想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同敌人艰苦搏斗，就必须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来。”

希伯的讲话，引得台下阵阵掌声。时值皓月当空，大家吃着月饼、水果，纵谈着中外大事，洋溢着动人的、伟大的国际友爱之情。

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日伪的夹击下，局势动荡不安，战斗生活十分艰苦。一位国际友人不顾自己的安全冒险来到这里，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

希伯来到八路军115师师部时，政委罗荣桓等将领接见了他。罗荣桓为了方便希伯采访，把自己的一匹枣红马送给希伯。希伯坚辞不受，并且毅然脱掉皮鞋，换上鲁南特有的铲鞋，穿上八路军的灰棉布军服，佩短枪，同大家一起爬山越岭，徒步行进。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愿意与他接近，把他亲切地称为“德国八路”、“外国八路”。

希伯在山东根据地受到当地军民的热情欢迎，有老乡向他打招呼时，希伯总是说：“你好！我叫希伯。”希伯喜欢孩子，他常到儿童团去听孩子们唱抗日歌曲，看他们拿着红缨枪神气地站岗放哨。孩子们也非常喜欢这位身材魁梧、经常穿一身八路军军装的“外国八路”，亲热地喊他“洋八路”、“老希大爷”。

来山东根据地不久，希伯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我真像明星！人们追着我、围着我，一双双友善的眼睛望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天外来客。而我却有一种到家了的亲切感。能和山东的抗日军民见面我很荣幸，实现了我的愿望！”

希伯不仅采访领导、战士和当地群众，还采访被俘日军，并且参加夜袭战斗，实地观察战士们的战斗生活，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学习战斗经验。

当时，外国记者把有关中国的报道发往外国，必须经过上海。希伯的妻子与希伯分别后，一直住在上海帮助丈夫向外国刊物投稿。离别心爱的丈夫一段时间后，秋迪就开始想念起丈夫。在希伯到达山东根据地一个月后，秋迪突然站在丈夫面前。希伯见到久别的妻子，很是意外，问她：“你怎么来了？这里敌人马上就要开始大扫荡了。”秋迪打断丈夫的问话，说：“你来就不许我来了？”

夫妇俩的见面开场白引起在场的八路军将士的兴趣，大家由衷地敬佩这两位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希伯白天采访、晚上写作，人们时常听到他的打字机响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秋迪回忆说：“别人吃药（安眠药）是为了睡觉，希伯吃药（提神药）是为了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一文中，希伯写道：“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占领了山东。但是，我却在这个地区到处瞥见日本‘皇军的破盔烂甲和破裂的‘太阳旗。我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很多外国人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些事实的话，到了中国人民在某一天全部光复了自己的土地的时候，那些人会感到惊讶。”

“德国八路”，血染沙场

1941年11月初的日军大“扫荡”前夕，山东分局决定让希伯夫妇暂回上海躲避。而希伯坚决不干，他说：“让秋迪回去我同意，但我决不离开山东。一个有作为的记者，是从来不畏惧枪炮子弹的！” 没想到，这次是希伯和夫人的诀别。

11月初，罗荣桓政委亲自指挥了“留田突围”一役。由于指挥得当，八路军一枪未放、无一伤亡，一夜之间就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预定地点。

11月下旬，沂蒙大地就开始飘起了小雪，扫荡进入白热化阶段。但天气的寒冷并没有把“白热化”的扫荡降下温来，相反，形势越来越严峻。希伯对此并不知道，他还对“留田突围”的那种神奇充满着回忆。其实，更大的灾难已经来到眼前。

11月29日晚上，雪骤风急。30日早晨，飘了几天的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此时，希伯所在的部队在大青山被敌人包围了。

海拔只有700米的大青山在沂蒙山区的众多山岭中并没有太引人注目的地方。然而，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多达五千多人，而希伯所在的部队却只有三千多人，这三千多人中绝大部分是机关和后勤等非战斗人员。有战士后来回忆：仅从他们的穿戴，就可以看出这不像一支有统一指挥和训练有素的作战部队——抗大穿灰军衣，115师穿绿军装，民兵穿的是老百姓的便装。

敌人的武器有重机枪、六零炮和掷弹筒，而八路军后勤机关使用的还是射程不远的步枪。希伯对军事是外行，但他知道这是一场遭遇战，一强一弱的对比让这场战役可能没有什么悬念。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领导当机立断让连队分三个小分队向西南突围。希伯被安排在第一分队先走，但他却不肯。第二分队开始突围时，他又要求战斗到底，领导未同意。当他拔出手枪，加入最后突围的第三分队时，敌人已经从四面八方压过来了，突破口被封锁。

尽管指战员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打退了敌人多次猖狂进攻，但伤亡很大，希伯的翻译和几名警卫员为掩护他全部牺牲。希伯看着倒在自己身边的中国战友，无比悲痛。他拿过牺牲同志遗留下的武器，向敌人猛烈射击。突然，一发子弹打中他的臀部，鲜血沿着大腿流淌下来。他顾不上包扎，顽强地向敌人继续射击。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希伯胸前涌出了鲜血。他咬紧牙关，挣扎着要继续战斗，一发炮弹又落在了他的附近……

战斗结束后，在清理战场时，人们发现希伯身上弹痕累累。希伯牺牲时，年仅44岁。

如何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秋迪女士，中共上海地下党员都觉得十分为难，怕这位异国友人经受不住沉重的打击。秋迪得知心爱的丈夫牺牲在战场上时，异常悲痛。但她坚强地说：“希伯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的。我也是共产党员，难道不相信我能够经得住考验吗？”

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分别为希伯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希伯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汉斯·希伯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沂蒙人民对长眠于此的希伯十分崇敬，说汉斯·希伯是一个应该和白求恩一起、让全中国人民永志不忘的名字！

1942年，山东军民为了纪念希伯烈士，为希伯建立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碑上刻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