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薇

从2014年5月至今，大庆油田再也没有传来内部招工考试的确切消息。事态似乎暂时平息。

1986年，国务院明令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上世纪90年代，毕业分配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消失20年的政策，在一个世界五百强的上市公司中一直顽固存在，这个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的大型国企，始终顽强保有着一个计划体制下的自我运行机制。

今年清明节前后，几千名油田家长聚集在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的大楼前，抗议今年新出台的油田子女签约新政：二本非油田相关专业、三本毕业生不再直接上岗就业，需要参加综合素质测评考试及委托培训，再择优录取。

“老子打下的江山，为什么不能让小辈来继承？”这些参与抗议的家长缅怀旧日荣光的国企，用尽全力为子女争取最后的铁饭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达大庆，试图与争议的中心——油三代年轻人对话。在一个自我封闭、内部循环的国企利益群体中，他们有着怎样的自我生存法则？他们如何安然与外界变幻共生？这几十年来，大庆油田发生了什么？

又或者，什么都没有发生？

李飞，偶像王进喜

80后李飞，31岁，仍崇拜着一个对于与自己同龄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已经陌生的名字：铁人王进喜。坐班车上下班时，路过王进喜曾任队长的1205钻井队井架，看见大幅标语“铁人精神永向前”，犯困的他都会猛然清醒。

李飞身形微胖，脸色黝黑，一看便知是长期在户外工作。唯独手背上一片毛孔泛白，与周围皮肤颜色不一，那是总戴厚手套捂的。他在大庆油田试采公司工作，工龄2年。

在大庆，王进喜是图腾一样的存在。5000多平方公里的大庆市区里，有铁人桥、铁人路、铁人岗、铁人大道、铁人新村、铁人中学。市区还有一处铁人广场，对面是一座铁人纪念馆。纪念馆里，王进喜在会战时用过的行李——一条枣红色薄毛毯，王进喜跑井时骑过的一台匈牙利制摩托车，都被注为“国家一级文物”精心保存着。

有人形容，在大庆，铁人王进喜的雕像比毛泽东的还要多。

对大庆石油工人来说，王进喜绝不仅仅是一个供人崇拜的符号。现在仍在世的很多油一代见过他；油二代听说过他；属于油三代的李飞们，至今仍做着与王进喜同样内容的工作。李飞和王进喜的共同点是，作为一线石油工人，他们首先需要有力量。

尽管技术工具已有许多改进，但石油开采仍有许多环节需要靠人力完成。比如，李飞所在的作业大队，有一道工序是，两名场地工将油管放上滑道，送到井口安装。他需要借助一种专门的钩子，将油管一端钩起。这被称为“钩小头”。每根油管长9米48，重300多斤，正确的做法是将钩子放在身体中央，以分配重力。

这是绝对的重体力劳动。大学刚毕业时的李飞对这个工种有些苦恼，因为不懂如何用力——作为油田子弟的他，在进入油田工作前，所做过的最重“体力劳动”，不过是踢球而已。

他还是站上去了。慌乱之间，他鲁莽地站在油管上，侧身拉钩。管子没起来，自己却闪了腰。医院检查认定为腰间盘膨出。

那是他上班的第二天。他清楚记得，天有些阴，正是户外工作的好时机。那片开阔的作业场，位于一处居民楼前。每到饭点，窗户边还能隐约看见女人们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回家养伤时，他越发绝望。才上班两天，世界观轰然崩塌。16年的学校教育告诉他“知识就是力量”，但眼下他发现，“你的知识就是你的负担”。王进喜曾一字不识，却不妨碍他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时代偶像。

他的一位老师傅，乐于炫耀当年的英勇，“一手拎一个煤气罐，送上6楼也没事儿！”闲暇时，工友们以力气游戏拼输赢。李飞就曾受到这样的挑战：两块板中间夹一根油管，“整起来！中午饮料我请了！”

只要石油开采方式不彻底变革，孔武有力仍是油田上衡量男子汉的最高标准之一，石油一线始终是一个充斥着原始男性荷尔蒙的社会。

几个月后，李飞挣扎着回到岗位。说服自己的，也是男人的这一点自尊，“如果我不上班，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他有一个同事，因为吃不了苦而辞职，在商场摆摊卖袜子，比上班赚得多，“但大家还是瞧不起他”。

小时候，他崇拜自己父亲。他向小伙伴们吹牛，爸爸会开飞机，经常开着飞机去炸油罐。实际上，他爸爸是油田上的一名司机，早出晚归。

如今，李飞已力气大涨，他一个月工资有4000元，在大庆普通工人中这不算少的。新的偶像是他的队长，队长钩小头时“唰唰唰，就像扔纸一样扔那玩意！”“你能想象吗？”他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眼里闪出热切的光。“唰唰唰”“唰唰唰”，他做出扔纸一样的动作，感叹着、模仿着，意犹未尽。

和初中同学相比，他们已经生活在两个世界。有一次在北京同学聚会，同学们有在房地产公司的、画漫画的、做轨道信号研究的，还有搞音乐演出的，甚至有一位成了微博认证的知名模特。他们谈房价，谈理财，谈个人奋斗，谈北京年轻人关心的一切。他插不上话。

那一次聚会之后，李飞再也没有出现在类似场合上。

他说自己怀念大庆的集体主义和人情味儿。周围全是叔叔阿姨、兄弟姐妹，物业公司给单元楼门口挂红灯笼、贴春联。那个看着他长大、家住楼上的大伯，每天清晨出来打扫楼道，30多年来从不间断。

30万分之一的螺丝钉

繁重的体力劳动，不是每位油田年轻人都甘之如饴。

“每干一次这种活，心里就难受一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油田工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一天，他和工友两个人去料厂拉料，连装带卸，运回钢材整整6吨。计算到工资里，拉一次料补助30块钱。

而在大庆，好的力工一天赚200块，最差的也有135块钱。

他不是大庆本地人，从东北石油大学硕士毕业后，跟随女友签约油田。英语过了六级，会计算机C语言，自从选择进入了油田，他就进入一种螺丝钉生活，两年后他觉得自己连学校里常打的篮球、台球好像都不会了，“跟傻了似的”。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永放光芒”，错综复杂的大庆油田现有职工约30万人，仍很大程度上沿袭着传统的石油生产方式，需要大量低效率高人力的工人。这个庞大系统已经运转了半个世纪。

当一切按原有轨道惯性运行，一切个人的付出只剩下统计学意义的数字，它便更需要秩序与常规，而不是个性与特色。那些签约进来的高层次人才，也不得不削足适履地慢慢成为庞大机器的一颗螺丝钉。

从东北石油大学本科毕业后，女孩单静选择成为油田上另一个30万分之一。她被分配到计量间，第一份工作是负责校准各个注水井的注水量。

来回4个多小时的上班路程，每天真正工作却只需要20分钟：去注水阀门那儿看看走字和底数，没到规定数额就拧松点，过了就拧紧点儿，一天两次。

剩下的活计，只有三样：拔草、刷漆、打扫卫生。计量间前面的大草坪，规定不准长草。单静有时候“撅着屁股拔一上午”，能拔到大约半簸箕的草根、杂物。磕头机要刷漆，规定管线要绿的，阀门要刷红的，而阀门上的“open”“shut”则是黄色的。阀门有几道横杠，得用砂纸擦得锃亮锃亮的。

“这些活儿，一个笨蛋学半小时也都会了”，单静记得，刚到计量间时，老工人这么跟她说。她深以为然。

不过，这里轻松却很艰苦。计量间大多建在油井旁的野外，除了偶尔来放牛羊的农民，荒无人烟。这里没有厕所，需要的话就到茅草堆中就地解决。没有网络，除了看提前下载到手机里的电视剧、和同事唠唠嗑，单静没有别的任何消遣。

冬天下雪时，室外最低温度到零下30度，单静曾跟工友出去遛井，下身两条棉裤，护膝是妈妈特制的，外面再包一层牛仔裤，上身羽绒服再套上棉工服，帽子围巾耳包都戴上，就这样全副武装，遛一圈也还是冻透了。

几个月后，单静被调到联合站输油岗，工作是对一个旋钮负责：每隔4小时，看看房间电脑显示器上的来油量，再校准连接电脑的一个旋钮。她还要填报表，数字和文字要求是仿宋体。

她学的是计算机，对那个旋钮产生了兴趣。为什么拧旋钮可以直接改变电脑显示器上的读数？她好奇地问过，师傅不耐烦，说不用你管这个。她后来发现，“其实他们根本没人知道！”

师傅还告诉她，报表上的有些数字永远不用改动。这一次，她点头，不再深问。

联合站有几十个岗位，每人只需要负责自己极小的一块。单静曾帮化验岗上过班，取烧瓶、接原油、兑汽油，蒸上，四十多分钟后机器鸣叫；然后读数、刷瓶，完了。化验岗通常要求2小时一取数，但通常没人这么做。单静一天取了2次样，“这就算多的了”。

她曾寻思，这些事儿，全加一起一个人完全能干完，“但是，会累呀！这个人要不停地去各个岗位，就没有时间玩了呀！”单静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眼睛下方，因长期上夜班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黑眼圈。

以她自己的话说，“上班是下班，下班才是我真正上班的时间。”在年轻人中间，还流传着一句话是“以上坟的心情去上班”。 这样的工作，一个月3600多元的工资，在大庆也不够花，时常还需要父母贴补。

可能是工作实在太无趣了，今年24岁的单静说，在大庆的年轻人就爱好两样，一是吃穿，“男人戴金，女人穿貂”；二是，她扬了扬手中的苹果手机，“出了新型号就是潮流。”

单静最近买了一只猫。她说自己没什么追求，养养花草、养养猫，下班后，找上三五好友吃饭、逛街、看电影、唱K，就是她梦想中的生活，简单而满足。

是天堂也是地狱

上世纪60年代，大庆本是蓝天下的一片沼泽、芦苇荡与荒草甸子。石油工人们住牛棚猪圈，接着是地窝子，然后有了干打垒。女人们不得不烧原油取暖做饭，一片黑色油烟升腾，连麻雀都被熏成黑色的。

1979年底，大庆市批准成立。如今，这里已是一个新兴的现代石油工业城市。它拥有最多双向十车道的宽阔道路，路旁是宽60米的绿化景观带。欧式廊柱的高层住宅小区遍布湖边，餐饮商业街、购物中心前停满了“黑E”牌照的小车。

大庆在黑龙江的经济地位，远比它的车牌序号要靠前。2013年，大庆人均GDP位居全省第一，达到24086.41美元，是第二名省会哈尔滨市的3倍多。有人因此说，大庆人就是黑龙江的“土豪”。

现在的大庆，有两个城市中心，以大庆石油管理局所在的让胡路区，以及大庆市政府所在的萨尔图区。它们也分别被称为西城区和东城区。两区之间，相隔遥远的20公里，一条公路连接，需要跨越一大片油田富矿区。大庆另一个大同区，距离萨尔图区的新村竟有120公里。有人因此大庆城区为“羊拉屎”，因不同的厂区、功能区不同而分散着。

这个藏富于民的城市有能力拥有更好的模样。大庆这几年投入城市建设的资金，均达每年近千亿元。一份城建报告显示，仅2013年，大庆城区就新增停车泊位10万个，新栽绿树1000万株。

这种富足与豪气，源于城区里随处可见的磕头机。它们黄绿、红蓝相间，高大铁架支撑着似锤头般的梁，一下一下，锤向大地深处。居民楼前、立交桥下、公路旁、机关大院里，都见缝插针地工作着。

从记事时起，每个油田子弟的生活中就充满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影子。爸妈带去儿童公园玩，门口并排就是磕头机。上手工课，总有孩子用废旧纸盒做出一个蓝色磕头机模型来。磕头机就是大庆人民的印钞机，没有人不对它抱以尊重。

城市虽新，但磕头机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是大庆。这座半个世纪岿然不动的油城，顽固保留着众多遗留下来的生活细节。

为了赶班车，居民们习惯了早睡早起。五点半起床，每晚九十点后街面空空荡荡。采油1至6厂至今仍被当地人称为“战区”，那是大庆最早开发的油田区块，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地方。更早一些，就连铁人中学也对初高中子弟实行军事化管理，被子要叠成豆腐块，牙刷朝向同一个方向。

那些参与石油大会战的老工人们，仍在这个城市受到尊重：他们每年有单独补贴，生病人有专人前去看望。他们还有资格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购买一套新开发的商品房。就连一些公交车上，还会设置“石油老会战专席”。

在大庆，石油就是一切。大庆先有油田后有城市，于是，“地上服从地下”成了一条约定俗成的原则。如果一个地方地下探明了油气存储，地上无论有什么都要迁移。而老一代石油人逐油而居。厂区与生活区，亦共同聚集在某一处附近，没有严格界限。

本地人通常把人分为两种，管局（大庆石油管理局）和市政的。管局的瞧不起市政的，挣的少，退休金也少，子女不给分配；当管局再分成管局和油公司（大庆石油有限责任公司）的时候，油公司又瞧不起管局的，觉得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而管局早晚划归市政。

油田老人为子女找对象时，条件几乎无一例外，“油田子弟”。关键是，干部岗还是工人岗，收入多少，要不要出野外工才是选择标准。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位黑龙江大学法学硕士，如今在市检察院工作，相亲时却对方被嫌弃，只因为她不是油田子弟。

“闭塞”“保守”，是当地人形容大庆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新城旧心，在近年的大庆油田里充满这样的矛盾与冲撞。

一位2014年7月毕业的大学生，在签约大庆油田后，在QQ群里不安地发问：大庆油田到底怎么样啊？有人回复说，“来吧，这就是一个天堂。”也有人回答他，“来吧，这里是一个地狱。”

最后的铁饭碗

2014年油田内部招工的通知还没有下发。但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消息，今年或许是最后一年内部招工了。

比在二三本大学读书的子女家长更慌张的，是一拨等待兜底的待业子女家长们。据估算，全公司职工子女中待业人数约为2万人。他们期盼着再来一次2006年那样的“大兜底”，前来应聘的所有油田职工的子女——只要年满18岁，照单全收。

这似乎是一厢情愿。众多因素显示，共和国的长子正步入中老年，减员增效是现实选择。

据报道，大庆油田2011年盈利达到700亿峰值，此后则下滑至2013年的573亿元。2010年时，大庆油田公司总会计师闫宏曾对媒体记者说，大庆油田采出的每吨油水气混合物中，原油已不到10%，90%以上都是水。

家长们迫切希望抓住油田衰竭前最后的机会，“哪怕是倒闭前一天进去了，油田就能管你下半辈子饭吃”——大庆油田的油一代、油二代们，已在这里吃了一辈子饭，积累了众多有关计划经济时代工作的愉快经验和正向记忆。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生活却完全不需要操心。一切物质生活，都是为了保障生产。起初，大庆有“十不要”，住房、烧气、理发、洗澡、上学、看病、看戏等十样生活需求统统不要钱。公交车就是通勤车，是重要的生产车辆，载的不是职工就是家属，统统免费。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工人通过工厂而隶属于国家，保持着终身固定的劳动关系；而国家也通过工厂，为工人提供生活资源、社会保障和大体平均的工资。一位68岁的石油工人清楚记得，1969年前后，家里每月定量供应半斤豆油、半斤肉，再发大米3斤、白面5斤，苞米面等供应粮28斤。

再后来，每个单位都有了自己的冰棍厂。西瓜苹果、饮料啤酒、月饼粽子，洗发水、肥皂单位包揽了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油田生活更加改善。有的工人，每星期分一只鸡，每半个月分一次肉。等到过年时，每人能分到半爿猪肉，冰箱都塞不下。大庆很早就步入温饱行列，贫富差距也很小。

李飞的父母在1981年结婚时，单位不但分了房子，甚至还发了一张床。

在他长大的家属院里，家长们全是同事，孩子们全是同学。大家的生活、工作融合一块，密不可分。李飞举例，比如，“给我开校车的，就住我家楼上。他是我爸的徒弟，他媳妇是我妈介绍的。还有，他姑娘差点儿成为我媳妇。”

这样一个庞大的、有序运转的国有企业，就像一面密密麻麻的网，兜住了每个身在其中的人，让人们很容易就获得工作上的位置、生活上的空间、经济上的独立，不致于从日常生活中坠落下去。

半个世纪过去，这里的人们也早已习惯了这种安稳。一位从湖北来到大庆的职工家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油田的人不喜欢操心、容易满足，“哪怕砖头砸下来了，歪一个身就行了。”

如今，工人们的生活区，仍多数保留着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居民楼。没有电梯，最高不超过七楼。格局方方正正，有统一的铁制窗户、颜色相间的外墙与屋顶。小区里大片的绿化，干净整洁。

和所有二三线城市一样，大庆也多了不少新式商品房小区。2011年，一个占地面积达441.8万平方米，将建设住宅549幢的创业城工程开工兴建。它不同于一般的楼盘，是专门建给2万多油田老会战工人及遗属的福利房。

19岁的女孩孟佳，期待着油田今年再次兜底。她初中毕业后不再读书，去年招工考试才考了23.5分，兜底是她进油田的唯一指望。她明白自己考不上，曾向妈妈提出要出外打工。

妈妈一口回绝：“出去打工，人家管你采暖费吗？感冒什么的，人家管你治病吗？”

她还想学影视表演，想去北京做群众演员。爸爸也不同意，说北京影视圈都是骗子，不能去，你看，演新《红楼梦》的那群女孩子，不是不干净么？

“汽车一整就爆炸，南方一整发大水”“外面治安太乱”等等，都会成为父母阻止孩子离开大庆的不同理由。有父母去上海亲戚家做客，发现那里的窗户缝都封得没有大庆严实，屋里没有大庆暖和，所以，“还是大庆好”。

这样的表达里充满对大庆油田的感情，其实与一个农民对自己村庄的感情没什么区别。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土地享有感，如一位抗议的老工人所说，“老子打下的江山，为什么不能让小辈来继承？”

孟佳自己也很疑惑，“你说油田怎么就不管我们了呢？怎么就不管了呢？不管我们，油田管谁去呢？”

离不开的堡垒

不是所有人都对油田未来抱有信心。32岁的油田工人董一鸣记得，上中学时，就有一位老师就对他说，要想办法离开这座城市。老师担心，大庆逃不掉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宿命：因矿而生，因矿而兴，终将因矿而亡。

那还是在1994年左右，甘肃省玉门油田成为前车之鉴。曾诞生铁人王进喜的玉门油田，原油储量急剧减少，老城居民和政府东迁西移。如今，老市区荒废，巨大厂区和成幢住宅间无人行走，门残窗破，荒草迷离。

那时，还是中学生的董一鸣从未想过留在油田。他从小成绩优秀，进了大庆最好中学的最好班级。后来，这个班近五分之一的同学考上了清华北大。这些孩子们看不上一成不变的油田，憧憬着外面的世界。

董一鸣也不例外。他考上了黑龙江省一所重点本科大学，拿到研究生学位后转战北京，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

这一系列人生选择看似顺利，其实也是迷惘而轻率的。他专业数学，曾想转学计算机，像比尔·盖茨一样创立属于自己的王国。但几年校园生活后，他发现自己不适合做研究，却更喜欢与人打交道。

于是，他不得不在北京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中，第一次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

大庆子弟通常有两个极端，学习成绩好、出国留学的孩子，憧憬着外面的世界；要不就是成绩不好、毕业院校一般，在大城市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的，他们往往非常想留在大庆。董一鸣属于第一类，而大庆女孩葛谊则是第二类中的特例。

17岁那年，葛谊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她求助于一个从未谋面的网友。对方说，你的压力来自于哪里，你就离开它。之后，葛谊坐火车离开大庆，独自前往北京。

为了路费生活费，她求了爸爸两个月。爸爸强烈反对，说他去过很多城市，哪里都没有大庆好。葛谊问，大庆哪里好？爸爸回答：“你出去了就知道。”

葛谊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应试教育的不合时宜者。她出生于油田的教师世家，却连高中都没有读完。这让她在学校被排挤，在家里被邻居指指点点。后来，她不得不去了爸爸的公司帮忙看仓库，以为自己是一个“被人生嫌弃的人”。

葛谊去了北京后，先学的化妆造型。她租住在南二环的一个地下室里，床塌了大坑，墙上全是霉点；再后来，她拎着重重的化妆箱，坐着公交穿街过巷，有一搭没一搭地接活挣钱。最多时一个月两万，少的时候只有两百。

“北京很好，但属于我的能有多少？”在北京，董一鸣越来越陷入困境。他税后月收入一万，生存不愁，但在高房价、外地户口限制、优秀人才不断涌入的诸多压力之下，一个平凡上班族的未来在哪里？

深思熟虑之下，他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大庆。他给自己规划的是拉起队伍创业，或者进入大型国企，成为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那个人。两条道路都困难不易，但相较于北京，他相信大庆的可能性还更大一些。

让葛谊回到大庆的，是家人。爸爸得了脑癌，妈妈崩溃中给她打来电话：“你明天不回来，就再也不要回来了。”

在身边，是父母希望孩子回到大庆的最大理由之一。每到油田招工季，都有父母谎称家人生病，让孩子匆忙赶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国有企业职工一旦违反就被开除，这让很大比例的油三代们都是独生子女。葛谊也不例外。

回来的第一个月，她傻了，她不知道自己能靠什么生活。她印了传单，为别人化妆，50块钱一次。有人讲价，一次30，上门服务。她才发现，大庆女人舍得花100块钱美甲，却不愿意花50块钱化一次妆——美甲时间长，但妆容只保持一天，太亏了！

妈妈也看不惯她，勒令她不要穿那些奇怪的中式衣服。特别是，少说儿化音，把京腔给改了。

葛谊不得不做了文秘。存下钱后，她开了一间在湖边的咖啡馆。经过的大爷大妈们不明就里，常好奇地探头来问，这里是干吗的？卖馒头、卖酱肉，还是配钥匙的？

我们其实都是草

在当地人看来，大庆人分为两种，有工作的和没工作的。有工作的，是指油田职工，以及公务员、老师或者医生；而没工作的，就是除了第一种之外的所有人。葛谊被归入后面被歧视的一种。

如果相亲，对方听说她是做生意的，就会谢绝。别人问她妈妈，女儿在干什么，妈妈也会回答说，“她没有工作。”

相比之下，董一鸣则要“幸运”得多。他参加了油田组织的第二学历考试，象征性地委培一年，进入油田成为一名测试工。他的工作就是：三人一组，一人开车，第二个人将枪一样的测试仪器拧到油管上，第三个人拿着数据线，测试记录数据。

“这一年半，我做的就是拧上去、拧下来，上车走人”，这名数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说。

在工作之外，他找到新方向：开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为等待招工的油田子弟开辅导班。在大庆，类似的招工辅导班有上百家。价格不菲，签约协议班（包过班）一般3万起，如果没考过退还一半学费；普通班则视补课时间长短，5000元至15000元不等。

最近几年，每年约有1万人报名油田内部招工考试。录取率不等，2011年只收了不到500人，2012年、2013年录取2000人左右。至于2014年，他也在等待消息。以防明年真的不再招工，他正在考虑开办新的、面向中小学在校生的辅导班。已有合伙人主动找上他谈合作，他忙到常常喉咙沙哑。

如今，葛谊还常常想起她在北京那段困窘却丰富的日子。她在公交车上自顾自地化妆，去西单图书大厦看书，去后海酒吧街蹭歌听。有一次她记得，看着4个人关上一间饭店的门，在里面自弹自唱。舞台灯光一束，打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她还想起夜里碰过一位几乎让她一见钟情的帅哥，在深夜的莲花池边遛一只王八。

“如果不去北京，我肯定不会拥有现在的一切”，现在她说服自己了，要在大庆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和自由。

董一鸣希望，也许有朝一日他能以成功者的姿态，让自己的下一代成长在北京。至于他自己，还是在大庆过一种现实而有积累的生活吧。他32岁了，常想起《艋胛》里的那句台词，“风往哪儿个方向吹，草就往哪儿个方向倒，年轻时候我也以为自己是风，到后来才知道我们其实都是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