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凯

[摘 要]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天津环城修建了七座炮台。这七座炮台对加强天津城守卫、防止清朝军队入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七座炮台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防御作用，甚至荒废消失。窑洼炮台遗址作为天津唯一一处保留至今的明炮台遗址显得尤为珍贵。通过对窑洼炮台等明代环城七座炮台修建背景与形制的考述，有助于挖掘天津炮台文化的内涵，补充炮台文化的史料，加强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

[关键词]明代炮台；修建背景；形制；历史文化遗存

曾有诗云：“畿辅严疆有驻师，七台棋布自崔巍。”这说的是建自明朝末年的天津“三宗宝”之一的环城七炮台。作为旧时天津八景之一的“七台环向”，在天津历史文化的长河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什么到明朝末年，崇祯皇帝还要在天津卫修建炮台？当时修建的炮台是什么样式？笔者对此进行了试考，希望藉以展现天津炮台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增强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意识。

一、修建背景

明朝末年，中国北方的女真族逐渐发展强盛起来，严重威胁了明王朝的统治。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经过几次战争的胜利，统一了女真各部，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自称大汗，国号大金，历史上称为后金。努尔哈赤几次进攻明朝，意图扩张领土，但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战役中受伤殒命，其子皇太极继位。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废大汗称号，改国号大清，改女真为满洲，简称满族。这是“满清”这一称呼的开始。清朝建立后，皇太极派兵入关与明朝进行了七次战争[1]。其中崇祯九年（1636年）、十一年（1638年）的两次入侵，对北京、天津威胁较大，给明朝统治者以巨大打击，迫使明政府进一步加强防御设施。

第一次是明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清军从喜峰口（今河北省承德市宽城县内）入关[2]。七月，攻打昌平北路的居庸关，并不断深入，自天寿山攻打昌平；逼近北京西山，攻打了巩华城（今北京昌平区沙河镇内），受到明军抵抗，向南退守到良乡（今北京房山区内）。不料，昌平的叛兵迫近北京西直门，直接威胁京师。随后，清军由清河（今北京海淀区内）向东攻打宝坻，杀知县赵国鼎。后向西南方先后攻入定兴、房山。八月，清军与明守将王朴战于涿州；后向南转攻文安，又向北攻入永清，由永清分兵攻打漷县（今北京市通州区内）、遂安（今不详）、雄县；随后，清军攻打香河，回到涿州，又绕京城向东北方打下顺义。之后，清军自香河向南打到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区内），这是距离天津卫最近的一次攻击，距天津卫城仅约百里。之后，清军且战且退。九月，由建昌冷口（今河北省建昌营镇境内）退出关外[3]。退出时“命取所掠子女皆艳装乘骑凯归”，还砍运大量树木而去[4]。这次进攻清军不仅打到北京西直门下，更是围着京城不断攻城陷阵，后因京城守卫森严，加之崇祯帝召各地守卫援京，进攻京师未能得逞。但这足以给明政府重大的打击，对天津卫而言也是一次巨大的威胁。

第二次进攻是在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清军又一次侵扰，先攻打宣府羊房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羊房堡村）。六月，清军屯兵大青山与明政府议和，遭到明政府拒绝。九月（《清史稿》记十月），岳托率清军攻打墙子岭（今北京密云县墙子路村），明朝总兵吴国俊守墙子路败走密云；多尔衮率军入青山口（今唐山市迁西县青山口村）；清军攻入墙子路，被明朝援军遏止，转而南下。十月，北京戒严守备。明政府征召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等入援京师，并分派宣府、大同、青州、登州、莱州、天津及山东兵士左右夹击，迎面抵御。十一月，清军又攻打良乡、高阳、涿州等处，南趋河间府，逼近景州，攻入高阳，接着攻打了衡水、武邑、文安、霸州等处，转而南下到德州、临清，由此兵分两路，一趋高唐、一趋济宁，合于济南。十二月，清军不断攻打今河北、山东、天津等处的城镇，前后攻入今北京昌平、平谷；天津宝坻、蓟县；河北省霸州、景县等。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清军攻入济南，杀掠一番后，北上转入青县，意欲退回关外。三月，清军至青山口出关[5]。清军此次分成四路攻打明朝，一趋沧州、灞州，一趋山东济南，一趋临清，一趋彰德府（今河南省安阳市）、卫辉府（今河南省卫辉市）。这次清军到达二十多个城镇，最远触及今河南、山东省境内。可以说，清军于崇祯十一年的进攻是最为深入的一次，掠去了大量的人口、牲畜、金银。特别是在距天津城百里的武清、宝坻等地大肆抢掠烧杀。另据《清史稿》记载：侵入山东这支清军，于“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八月”，由札喀纳率领“趋临清州，渡运河，破济南，还破天津卫，所向有功”[6]。这里所谓“破天津卫”，指由天津三卫戍守海河以南延南运河至德州以东地区被突破。天津三岔河口的天津卫城虽未被攻陷，但这足以使明朝天津地方当局不得不进一步加强防御设施的建设。

清军两次大规模进攻，以抢掠为主，虽打下多座城池，却未占据，且攻且退，最后仍退回到北方。但这足以动摇明政府的统治，迫使明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北方重要战略地区的防御设施。当时清军侵入到武清、宝坻等地，严重威胁到了水陆交汇、漕运重镇——天津卫的安全。就是在这危急形势下，崇祯十二年（1639年），明政府于天津“城外拨民地建炮台七座”[7]，以巩固津门守备。

二、炮台形制

炮台作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侵扰的防御工事，在明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炮台是明代沿海筑垒的一种类型。”一般是“在地形开阔、易攻难守又便于倭寇登陆的地段构筑炮台”。通过“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构筑炮台、碉堡和碉楼等设施，并配备各种火炮”。根据《中国军事史》第六卷《兵垒》图说（图一），“炮台高度通常为13—16米，构筑成3层，每层的四面都开设大小射孔，配置各种火炮，并在每层还备有铳和弩机。”[8]

至于明朝修建的天津环城七炮台，《近代天津图志》刊登了这样一幅图：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荷兰使节哥页率团入京，乘船经过天津三岔河口时，随员描绘了三岔河口炮台图[9]（图二）。这是七炮台建成十六年后首次、也是唯一今天能见到的炮台真实形象图。从图中看，炮台下宽上窄，墙面坡度约70度，外墙包砌青砖[10]；台顶除四角墙，四边各有三个堞墙便于安炮射击；台上建一遮风避雨的坡顶哨房，哨房南墙上端开方形窗两个，旁边竖一旗杆。炮台南面中间开一券门，其上有匾额。这幅炮台图不仅将天津明代炮台的样式勾画的十分细致，还在巍峨耸立的明代炮台周围，绘画出当时三岔河口地区“连樯集万艘”的繁荣景象。按照明代炮台修建的一般高度，结合炮台图中景物大小，三岔河口炮台高度似应超过卫城城墙。据《津门考古》记载，天津卫城城墙曾于明弘治四年（1491年），“由山东按察副使刘福主持重修，用砖包砌。据《天津卫志》记载：‘城垣九里十三步，高三丈五尺，开设四门，名称分别是镇东、定南、安西、拱北”[11]。按1市尺等于0.333米换算，天津卫城高约11.7米。笔者结合炮台图、《兵垒》及《天津卫志》有关炮台的记载推测，明朝七座炮台高约13米，超过卫城高度，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监视并轰击来犯之敌，加强对卫城的保护。

此外，这幅手绘图通过与《中国军事史》第六卷《兵垒》所附长城敌台图片相对照（图三），笔者认为，天津明代炮台的样式或承袭自明代长城的敌台。敌台是突出构筑在长城城墙内外两侧的防御设施。据记载，明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练兵事务，次年改任总兵官。他在巡视蓟州镇（山海关至古北口、阴山至居庸关）边防后，提出“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创修敌台的建议。工程于隆庆五年（1571年）完成[12]。从两幅图中可看出，天津炮台似是长城敌台的精简形制。他们的共同点是：下宽上窄的方形炮台，坡墙开射击窗（或门）；台顶围以堞墙，并建一值哨坡顶铺房（小屋）。从天津炮台与长城敌台形制的近似关系，我们可以感受到戚继光智慧的光辉。

关于天津炮台的建筑工艺，笔者曾向红桥区负责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请教。据介绍，天津现存唯一一处明炮台遗址——窑洼炮台的台基是由“三合土”经过多层锤打夯筑而成，每层约20公分，基础十分坚固。笔者到炮台遗址考察，遗址位于红桥区子牙河南岸，现为红桥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仅有炮台台基部分，高约两米，每边长约16米，占地面积约260平方米。台基上已长有茂密灌木，但四周已用水泥砖包裹加以保护。笔者参看有关资料[13]认为，天津环城的七座炮台台基应是挖槽铺条石填土，每层边长逐渐递减成坡度，外墙用青砖包砌，由此构筑成十多米高的炮台，炮台内留有空间，可架设木梯供守兵上下。如此坚固的炮台经历几百年没有倒塌，这正是中国传统炮台文化的体现。

天津建卫六百余年来，一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消失。但是“七台环向”中尚有唯一一处炮台遗址——窑洼炮台遗址保留至今。在大力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今天，这唯一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显得尤为珍贵。天津作为历史上重要的漕运、盐业城市，沿海筑垒发挥了重要的守备作用。炮台文化就是天津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建议以“七台环向”的历史为基础，在深入研究和系统规划后，复原窑洼炮台。这不仅能够进一步保护和利用炮台遗址，再现炮台文化，还能促进城市旅游产业发展，更能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寻找到新的保护途径。

参考文献及注释：

[1]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8页

[2]《清史稿》中记载：八月，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贝勒岳托、豪格举师征明。

[3]《崇祯实录》，（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崇祯记闻录、崇祯长编、崇祯实录（合订本）》，台湾大通书局，《崇祯实录》第182—185页

[4]（清）计六奇撰：《明季北略》，卷12，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6月第1版，第198—199页

[5]《崇祯实录》，（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崇祯记闻录、崇祯长编、崇祯实录（合订本）》，台湾大通书局，《崇祯实录》第204—223页

[6]（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三十册），卷215，中华书局平装本，1976年12月第1版，第8959页

[7]（清）薛柱斗篡修：（康熙）《天津卫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20页

[8]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第六卷《兵垒》，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16页

[9]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编：《近代天津图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页

[10]据红桥区文保所收藏天津城砖文物为青色，笔者推测，炮台也应是青砖包砌。

[11]天津文物管理处：《津门考古》，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8页

[12]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第六卷《兵垒》，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250页

[13]早在龙山文化（公元前2800年至前2300年）中晚期，河南登封王城岗（公元前2469年至前1543年）筑城墙是“先挖城墙基础槽，然后在槽内填土，逐层夯实。”（《中国军事史》第六卷《兵垒》，第9页）；明代烽燧是以“黄土堆砌以城砖包砌而成”，“通常的形状是下面大、顶面小的方形台体”，台内“以‘之字形阶梯通至台顶，顶部四周构筑有雉堞”。（《中国军事史》第六卷《兵垒》，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