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润英

台儿庄大战期间，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冒着生命危险用相机记录台儿庄战役的惨烈，拍摄了一百多张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的照片在美国《生活》杂志刊发，并撰文说：“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城镇，一个京杭大运河经过的城镇，一次胜利已使它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1938年初，卡帕和纪录片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以下称费恩豪特）从法国坐邮轮来到中国，开始了他8个多月的中国之行。在他留下的五百余张珍贵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台儿庄的生死鏖战、武汉大轰炸的生灵涂炭、花园口炸堤之后的洪水泛滥……同时他还在武汉采访到了蒋介石，也拍摄到了周恩来，他见证了许多重要的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场景。卡帕来到中国采访抗日战争，弥足珍贵的是他亲临台儿庄前线，拍摄了一系列有关台儿庄战役的照片。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照片和零星的记载，来追记这位伟大的战地记者亲历台儿庄大战的往事。

武汉会见蒋介石和宋美龄

1938年1月21日，卡帕和费恩豪特从法国马赛登上了“阿米拉”号邮轮，驶往香港。导演伊文思在爱国华侨的资助下，受美国当代历史电影公司的委派，从美国洛杉矶乘飞机到香港。这三个人，是伊文思中国抗战纪录片摄制组的全部成员。虽然如此精简，但伊文思拉来的投资仍不够用。于是，卡帕在为摄制组工作的同时，还要为美国《生活》杂志拍摄新闻照片，由《生活》杂志负担他的旅费。

2月16日，邮轮抵达香港，卡帕和费恩豪特与伊文思会合后采访了宋庆龄，随即乘飞机前往武汉。以伊文思为首的摄制组在武汉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向国民政府新闻局报告了拍摄计划后，摄制组得到了一个和蒋介石夫妇共进下午茶的机会。会面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拿着一个小相机拍照的卡帕。即便是当时已有“纪录片大师”之名的伊文思，在蒋介石、宋美龄的相关传记、资料中也没有被提起过。不过，在这之后，《生活》杂志发表了大量蒋介石夫妇的照片，署名都是卡帕。

伊文思即将拍摄的抗战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成了宋美龄亲自过问的“宣传项目”，她给伊文思指派了蒋介石特勤总管黄仁霖作联络人，为其提供协助。由于当时的抗战形势以及中美关系，宋美龄对伊文思一行心存戒备，放心不下。伊文思发现，黄仁霖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协助，他还要审查拍摄剧本，所有的拍摄内容必须经过宋美龄批准，而摄制组的行程也被限定在汉口范围内。即便在汉口，他们始终处在被监视和跟踪之中。整整四个星期，伊文思的拍摄毫无进展。而卡帕这时和众多身在武汉的外国记者“混”在一起，有埃德加·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等。

卡帕穿行于武汉的大街小巷，拍摄了儿童表演的抗日宣传剧，拍摄了德国顾问从中国撤走的过程（德国曾与国民政府有军事往来，日本和德国结成轴心国后，德国撤走了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经过了一个多月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周旋，摄制组终于获准前往台儿庄前线取景拍摄。

台儿庄前线采访

4月1日，卡帕一行从武汉动身前往中国抗战的最前线，也是当时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台儿庄。这时，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已经在台儿庄鏖战了半个月。

为了顺利完成台儿庄前线的拍摄任务，摄制组在武汉出发时已扩充到7人，伊文思、卡帕和费恩豪特是摄制组固定成员，他们聘请了两个中国人做助理和脚夫。另外两个人则是黄仁霖派来的，一个是对拍摄内容进行审查的杜将军（未具全名），另一个人姓黄，原本说是中国某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拍摄，结果到达火车站时，这位“黄先生”变成了身着军装的“黄上校”——又是一位审查官。摄制组从武汉乘火车到达郑州，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更多的记者，其中有在武汉就与卡帕熟识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斯蒂尔等。在台儿庄，爱泼斯坦等人还参与了纪录片的拍摄。

4月3日早晨6点，摄制组到达徐州火车站。一下火车，他们首先看到的是站台上躺着4个快要死的平民。“其中一个还在慢慢动”，伊文思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正好准时到达，中国军队正在台儿庄附近围困日军……卡帕在为我们这个小组拍摄，我在考虑这场为独立而进行的战争中非常独特的情绪。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使所有军队联合起来……”伊文思的摄影机对着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拍摄了到达徐州后的第一段胶片。

当天下午，摄制组见到了正在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大战正在进行，李宗仁只给了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他在桌子上勾画了一幅草图，为摄制组介绍战局。这段影片是由卡帕掌镜拍摄的。伊文思说卡帕拍下了这场战争中难得的镜头，“很显然，我们到的正是时候，中国军队包围了日本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她的军队是团结的”。

当晚，摄制组再次乘上火车，继续向台儿庄进发。沿途皆是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中国军队。为防止日军轰炸，火车灯光全部关闭，在一片漆黑中隆隆行进。4月4日清晨，他们到达了设在台儿庄南部杨家楼村的前敌指挥部，中国军队的前线指挥官孙连仲接待了他们。孙连仲对他们说，日军的装备和训练都强于中国军队，但到了巷战，大炮不如手榴弹有效，手榴弹没有大刀有效。中国军队的制胜之法只有贴身肉搏。

4月5日，摄制组采访到一线士兵。这时，卡帕总是追着枪炮跑在前面，即便语言不通也能在第一时间就和士兵们打成一片。在一处火炮阵地，中国火炮观察手把瞄准望远镜借给卡帕，让他看到了几公里外的日军阵地。中国炮兵甚至为摄制组拍摄而进行了一次炮击。对面的日军阵地冒起浓烟。只可惜距离太远，没能拍摄到。炮兵观察所却在这时招致了日军的报复性炮击，卡帕等人赶忙转移到一个旧谷仓里。

当天晚上，卡帕在伊文思和费恩豪特面前唱起歌来，是那种沙哑和忧郁的嗓音，歌中唱到匈牙利的平原。第二天，作为助理摄影师，他领教了第一次教训。伊文思写道：“监察官杜将军郑重其事地说，禁止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而这简直就是胡扯，因为那是一种德国火炮，是1933年制造的，谁都知道这种火炮。”卡帕很快便学会了他的第一句中国话：Bu yao kan——“不要看”。这句中文在后来的纪录片拍摄中用上了。为了保持画面的自然，拍摄对象要尽可能地不看镜头。卡帕等人就“现学现卖”，在摄影机旁用中文说：“不要看。”endprint

用相机记录战后台儿庄

4月7日早晨6点，卡帕醒来的时候，一位中国军官兴高采烈地来到摄制组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把台儿庄打下来了！”而伊文思等人对这条好消息的反应却是“我们几乎要疯了！”特别是卡帕，几乎是懊恼地看着手舞足蹈的中国军官——他还没有拍到一个真正的战斗场面，战斗却结束了。

中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台儿庄，伊文思的摄制组错过了日军溃败的景象和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的情景。此时，卡帕能做的只有尽快赶到台儿庄去弥补一些镜头。可是搭载他们的卡车直到中午才被派来，摄制组成员们只能用多数人听不懂的法语发一顿牢骚。到了城郊，一架日本飞机出现在天边，正朝他们前进的方向飞来。他们在一处坟墓一样的小沙堆后面躲了起来。伊文思写道：“我们趴在地面上，四张脸都面部朝下，这样，日本飞行员就看不出本来很容易辨认的面部肤色了。”

当他们进入台儿庄时，呈现在眼前的已经是一片废墟。城墙上满是炸坑和弹孔，墙根处的树木没有一片叶子，树皮也被弹片剥落，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双双死人的手。城内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一座教堂的门上挂着牌子，上面用英文写着“教堂，请勿骚扰”，而门后的建筑已经变成了一地的碎砖。

卡帕拍摄了站在台儿庄城墙上的中国士兵，以此标志中国军队的胜利，但更多的画面上，记录的是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卡帕看到一位妇女独自坐在一片瓦砾和碎木板旁，沉默地枯坐着，他将其拍成了照片。伊文思的纪录片也拍了这幅画面。随后询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她说：“这是我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三个老人在一个墙角挤成一团，呆呆地注视着眼前一个孩子的尸体。那可能是他们的亲人。当摄影机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忽然捂着脸惊叫起来，误认为是火炮。因为摄影机看上去像一个黑呼呼的武器，端着它的费恩豪特，此时头上正戴着在废墟中找到的一个纪念品——一顶日军钢盔。

摄制组在台儿庄战后的废墟上拍摄，卡帕每到一处都不停地按下快门。在泰山庙前，一位老人正从炸裂的磨盘前走过，远处的房屋已经是残垣断壁，泰山庙似乎保留得比较完整。从现在已知的卡帕在台儿庄拍摄的一百多幅照片和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后的台儿庄内一副残垣断壁的景象：有几处房屋余烬未熄，脚下都是尸体、瓦砾、弹片和炮弹壳，地上血流成河、触目惊心，半烧焦的木片和散乱电线挡住去路。从西门举目四望，可以看到每个城门的郊外，到处尸横遍野，多处日军的焚尸堆余烟未尽，所有房屋，无不壁穿顶破，箱柜残败，阒无一人，历经四百年繁荣的运河小镇台儿庄彻底被毁于密集的炮火中。

拍摄战斗场面终未如愿

在摄制组返回杨家楼驻地的那天晚上，卡帕情绪不高，而伊文思却不然，他们两个人坐下来思考前线到底转移到哪里去了。“在黑夜里，我们听到远处的丘陵地带有隆隆的炮声”，伊文思写道：“那就如同厚毯发出的有规律的击打声，人发烧的时候会听到这类的声音。里面夹有锣声，又混杂着机关枪的声音……之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在我们身边的青青的短茬玉米地里，气喘吁吁的士兵快步跑过，形成一根不间断的长线，他们要去抢夺前面的重武器。但是，不准我们一同前往。”

第二天，目睹了台儿庄大战后的卡帕送走了他拍摄的胶卷，并通过特快客机送往美国《生活》杂志。5月23日的美国《生活》杂志这样报道了台儿庄大捷：“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这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同时刊发了大量卡帕在台儿庄拍摄的照片，并说卡帕是在4月6日夜里报道了这场战斗。事实上，4月6日的夜里，卡帕是在杨家楼指挥部附近的一个谷仓里，在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中酣然大睡。

此后的几天里，他们不断地向杜将军和其他中国军官申请，得到的答复冠冕堂皇又不容反驳：“你们是贵客，我们不能让客人遇到危险。”摄制组只能又连续几次前往台儿庄，补充拍摄他们需要的素材。

4月11日，他们找到了几匹马，替换了一直乘坐的卡车，这让他们的拍摄有了几分自由。一行人骑马出城，前往拍摄一位受伤的中国农民和他的一家人。随后，他们又四处打探战争前线的消息，但一无所获。最终，他们在台儿庄大捷后到战场上去拍摄战斗的想法没能如愿。4月19日，卡帕和伊文思等人只能从徐州返回武汉，此后他们又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采访了周恩来、黄河决口、武汉保卫战等等。

1938年10月，卡帕离开中国后又辗转前往西班牙，在那里完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痛心的报道——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失败。不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卡帕的身影出现在北非、意大利、法国……一次次地用生命作赌注，去换取相机里的一格格底片。他跟着盟军士兵第一批登陆诺曼底，他在西西里岛和美国空降兵一起从天而降……幸运的卡帕毫发无损地拍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做一个“失业的战地摄影师”，但战争并没有停止，卡帕没能如愿“失业”，又投身到越南战场。悲剧发生在1954年5月25日，卡帕在越南采访第一次印支战争时，为了拍照误入雷区，踩中地雷被炸身亡。地雷炸响的一瞬间，卡帕还不忘按下快门，留下了一张《卡帕眼中最后的世界》，从此成为新闻史和摄影史上永久的传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