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清华

摘 要：文章首先探讨了比较性研究对于翻译活动的重要性，在简要介绍晚清民国翻译活动和艺复兴翻译活动之后，进而通过文献回顾的方式说明了对两时期翻译活动的可比性。

关键词：晚清民国翻译活动 文艺复兴翻译活动 可比性

中图分类号：K83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5（a）-0223-02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1]毫无疑问，不同地方的翻译活动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等环境不同，在具有共性的同时，也必然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的特性。所谓的共性，是指由于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使得翻译活动在经历了曲折向前的起起伏伏之后，其活动规律、发展历程、理论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而所谓的特性，则指翻译活动由于具备不同的主、客体，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历史阶段，使得不同时空里的翻译活动具有各自的特色和传统，存在着差异。鉴于此，对晚清民国翻译活动与文艺复兴翻译活动的可比性进行研究，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1 比较性研究对于翻译活动的重要性

比较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思维方法，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2]。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过“比较能开拓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分析能力。……如果我们只了解观察一种事物，我们的视野就受到限制，思路就容易僵化。只有把或多或少有某些类似之处或某些联系的事物摆在一起，加以观察，加以对比，我们才能够发现各个事物的优缺点，对自己比较熟悉的事物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3]”正所谓：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有比较才会有发现，有比较才会有发展。的确，比较研究这一思维方法有利于深入挖掘、梳理、归纳、评述和分析各种有联系或没联系，相似或相异的事物或现象，更好地把握其本质。显然，翻译活动也需要比较研究。正如王佐良所说“翻译研究……天生是比较的”[4]。

另外，学者辜正坤也说过，“在一般情况下，越是相似点多的异类文学，其比较价值越低。越是相似点少的异类文学，其比较价值越大。或者说差异越大的异类文学，其比较价值越大；差异越小的异类文学，其比较价值越小。”[5]其实同样的道理，翻译活动的比较研究也应该是这样的，即差异越大的翻译活动，其比较价值越大；差异越小的翻译活动，其比较价值越小。也就是说，不同翻译体系里的翻译活动，其文化差异越大，其可比性就越强。要知道，由具有不同思维模式、不同审美趣味的译者怀着不尽相同的目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进行地翻译活动，其传统和特点势必是非常鲜明的。晚清民国和文艺复兴这两个时期的翻译活动分别是在文化差异较大的中西文化体系中进行，故而对其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也就越大。

2 两时期翻译活动的简介

在比较任何事物之前，对被比较的事物进行了解掌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同样的道理，对晚清民国时期翻译活动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比较研究，也需要对二者的情况进行了解掌握。

2.1 晚清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

晚清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是继“从东汉到宋代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高潮”[6]后的第三个翻译高潮。这次西学翻译高潮给中国带来了中西方文化全面冲突和交汇的局面，大量文学作品的译介确立了白话文在汉语中的重要位置，也促进了国人对西方进步思想的接受，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晚清民国这段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次战争也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思潮的涌入使国人了解真实的外国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成为可能。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战争的失利和传教士的宣传使“师夷长技”和学习外国“格物之学”的思想开始萌芽。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冲击则是让更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意识到应该学习西方，这其中就包括一些清政府官员。于是洋务运动得以开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得以付诸实践，翻译之风也由此兴盛起来。如果把两次鸦片战争比喻成源于西方却发生在中国地表的两次“文化性地震”，那么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则是在中国人民在文化震后废墟上进行的不同层面的重建。在此次重建过程中，翻译活动起到了提供所需材料的运输作用。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开启了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层面上的重建进程。洋务派人士试图通过改善物质层面的社会条件来抵御再一次可能发生的“文化性地震”，于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书籍的译介很多就不足为奇。可是接下的“余震”—— 甲午战争—— 让中国社会当时的先进分子进一步意识到：只从经济层面进行重建是不够的，中国还需从政治层面进行重建。于是，甲午战争后戊戌维新粉墨登场，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改良政治、开放政权、打破封建束缚。戊戌变法虽说最终是失败了，但从政治层面重建中国的历史道路是不可逆转的。随后，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运动使得清政府开始实行“清末新政”，将维新派“从政治层面上重建中国”的主张真正地付诸实践。因此，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书籍译介此起彼伏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随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创了共和的政治体制，但是这个民国有其名无其实的事实使得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前两个阶段的重建工作，于是他们掀起了思想文化领域里更猛烈的反封建专制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从思想文化层面上重建中国。运用白话文翻译，翻译西方的文学名著和一切有利于启蒙大众的作品是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特点。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翻译活动为这一阶段的思想文化重建工作运送来马克思主义思想，促成中国共产党诞生，使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成为可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始于洋务运动的“震后重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2.2 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活动

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活动在西方翻译史里是继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希腊古典作品翻译活动、罗马帝国后期和中世纪初期的大规模《圣经》翻译活动和中世纪中期托莱多“翻译院”的翻译活动之后的第四个翻译高潮。该时期的翻译活动是西方翻译史上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一时期民族语的翻译登上了历史舞台[1]。endprint

蒋百里曾指出“欧洲文艺复兴之史实，其源远，其流亦长。今欲着手为综合的研究，必须有两种预备之知识。一为历史上之知识。史之事实，若水流然。今吾于其间截一片断，为局部之研究，而不明乎来龙去脉，则本体不明了，而转生误解。一为地理上之知识。思想，犹光也；环境，则比空气。光之波动，依其透过之空气之不同，而异其色彩；思想之发展，亦依其环境之不同，而异其趋向。明乎地理，则识其流之所以异，即可知其源之所以不同也。”可见，要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了解，就需要其历史条件和地域特征。

首先，在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之前，欧洲社会是“政治上无国界，学说上无异宗，一一统帅于教皇之下。社会之组织亦一律，政治上之机能为封建，道德之标准为基督。”[7]可是在经济层面却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公元14世纪，意大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继意大利出现资本主义之后，15世纪荷兰、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的资本主义也迅速发展起来。这让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封建割据的欧洲无法保护工商业，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于是便开始提出政治层面上的变革需求，主张建立民族统一的国家和强大的王权，摆脱教皇控制。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政治需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才有了开展的政治条件。而正是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西欧各国纷纷提倡使用统一的民族语言，用“具有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近代资产阶级世俗文化取代中世纪基督教文化”[8]，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试想一下，文艺复兴运动旨在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宣扬人文主义精神，而宗教改革则是把人们从封建神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这种“复兴”、“宣扬”和“解放”何尝能够离开翻译活动。人文主义学者在搜集、整理古代典籍并对其所蕴含的精神实质进行宣扬时需要进行翻译活动。宗教改革人士在批驳罗马教廷“神权至上”、“教权之上”的观点时和在提出自己的宗教改革主张时，也需要进行翻译活动。

其次，该时期翻译活动的地域特征与文艺复兴在西欧各国间兴起和达到高潮的时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者庄锡昌倾向于按照该运动的兴起时间来介绍文艺复兴运动。他认为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到15世纪中叶文艺复兴运动首先扩及到与意大利毗邻的德意志地区，到16世纪初，文艺复兴波及到法国和西班牙，而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比欧洲大陆国家要晚，运动的高潮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蒋百里则侧重于按照运动达到高潮的时间介绍文艺复兴运动。他指出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传播于英法，而终及于日耳曼”[7]。不管各位学者观点如何，该时期的翻译活动在地域特征方面总体呈现出一种“由南向北挺进”的趋势。

3 对两个时期翻译活动进行比较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晚清民国时期翻译活动与文艺复兴时期翻译活动都曾经对各自的社会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也在各自的翻译史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可是，要理解对两时期翻译活动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需要对两时期翻译活动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总体而言，两时期翻译活动的研究现状是：（1）各自的翻译活动研究成果颇丰，但中西翻译比较研究现状不容乐观。（2）文艺复兴时期与五四时期的比较文章不少，但与翻译活动这个主题相关比较研究尚且不足。

翻译活动，历史悠久。中西方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都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中西方学者们对各自翻译活动的渊源与发展，成就与不足等方面都一直在进行着探索、整理和总结。在中国就有不少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了精心细致的梳理总结。如马祖毅的《中国翻译史》总结了从周朝到清末的译事译论。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梳理总结了从古代到当代的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两本书里都涉及到晚清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另外，还有学者分领域来梳理翻译活动，如黎难秋的《中国科学翻译史》是从科学的角度梳理从古至今的翻译活动。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是从文学的角度梳理了晚清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此外，《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等著作以及不计其数的期刊文章都涉及到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就文艺复兴翻译活动而言，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以及王佐良、何其莘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都涉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活动。在英文的翻译史著作方面，其中涉及到文艺复兴时期翻译活动的著作有勒弗维尔出版的《德国文学翻译传统：从路德到罗森兹维格》， 凯利出版的《真正的翻译—— 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亨利·冯·霍夫出版的《西方翻译简史》以及道格拉斯·鲁宾逊出版的《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然而，与中西各自的研究成果相比，翻译比较研究就显得落后。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要数最早的文献资料。接下来便是学者谭载喜发表的关于中西译论比较研究方面的文章，如“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中西译论的相似性”和“中西译论的相异性”。在这些文章里，谭载喜有意“把比较译学引入译学研究领域 ”，然后再以各个专题进行比较。目前，国外有关中西之间的翻译活动比较研究的文章，笔者搜集到的有勒弗维尔所写的《中西翻译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勒氏分别从文化的自我形象、同质性和权力因素等方面对中西翻译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很明显，从现有的中西翻译比较研究作品来看，中西翻译比较研究的比较话题还比较宏观，而且深度也不够，尚停留在为后来者开拓翻译研究视野的层面上

虽然中西翻译比较研究现状不容乐观，但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五四时期其它主题相比较的文章还是有不少，如《浅论思想解放运动在社会变革中的先导作用—— 由文艺复兴与五四运动谈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比较》、《爱国、启蒙和文艺复兴—— 五四运动的定性及其历史解读》、《中国的“文艺复兴”—— 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文艺复兴----东西方两个伟大文学运动比较》等，可是这些文章都与翻译活动这个主题无关。显然，这一研究现状与两时期翻译活动对各自的社会文化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相称的。因此，加强两时期以翻译活动为主题的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4 结语

蒋百里早在1921年就指出要“以综合之眼光，抽出其重大教训”[9]为当时的翻译活动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同样，今天对两时期翻译活动进行比较研究，其最终目的也是通过比较两时期的翻译活动来总结经验为当前的翻译事业服务。例如，在两个时期里，翻译活动对民族语言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引入注目，而且都功不可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翻译活动与语言的发展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再比如，我们可以对比研究两个时期里留学生的情况，发现留学生也是推动翻译活动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通过译介外国作品来启蒙落后的本国人民，进而可以看出人才流动对于翻译活动和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性。凡此种种研究发现，都是对晚清民国翻译活动与文艺复兴翻译活动进行比较研究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韦勒克.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

[3]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4] 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5] 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6]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上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7] 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8] 庄锡昌.西方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005重印）.

[9] 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J].改造，1921（11）：69-7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