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丙坤

[摘 要]孔子的天命观有一定的认识论意义，它表明了我国古代人对天的无限敬仰，“仁”学体系就是基于他对天命的体悟形成的经世致用的社会规范体系，所以“仁”学体现了“知”与“行”的统一。孟子的以“仁心”行“仁政”对中国政治理论的发展、政治体制的创新更是起到无法估计的作用。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都是儒家仁学在“知”、“行”以及“知与行关系”上的深层突破。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但都是认识论、实践观日臻完善的表现，为当时社会人格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了文化根基、文化借鉴，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随着世界的普遍交往，人们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这些缺陷会得到弥补，精华会得到彰显，定会为当今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相重要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儒家知行观；仁；仁心仁政； 理学；心学

一、孔子天命观及“仁”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知行观的基础

孔子继承了三代“天命观”的大传统。“天命”一词最初是由周人确立的，周人的“天”有两层含义：一是广袤的，表现自然现象的天；另一层意思是指，超验的、作为人间主宰之天。他在天命观上的重大转向是将对鬼神的信仰悬置起来，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1]，这些都表明回避鬼神的态度。孔子回避了“天命”的神学内容，但却继承了天命的主宰性。把对超越之天的敬畏与主体内在的道德律令结合起来，认为主体的善恶活动直接影响着上天的赏罚。如：宋国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2]说明孔子对自己为人处世的自信，坚信自己的善良品质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子罕》篇的“吾其谁，欺天乎”[3]之类等等都能充分说明孔子对天的主宰深信不疑而不断反思自己的言行这一事实。

孔子建立的“仁”学体系就是基于对天命的终极理解和体悟，认为天道是至善至诚的，所以，在生活中践行“仁”作为他的最高目的和终极目的，这就涉及到他的知行观层面。这方面从下面的谈话我们就可以看出：

颜渊问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曰归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4]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庸虽不敏，请事斯语矣”[5]。

上面是颜渊和仲弓向孔子请教“仁”的含义的对话，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认知孔子的“仁”。第一、“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就是克制自己，让自己的言行有节制，“复礼”就是符合、恢复礼仪，“礼”，是一定的社会规范、标准、秩序，它可以用来解决人际冲突，协调人际关系。所以简单概括起来，“仁”可以解释为克制自己，让自己的言行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社会行为规范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礼”，所以“仁”与“礼”的关系很密切。第二、在生活中可以理解“仁”。“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孔子为了让颜渊理解“仁”的含义的具体例证，就是在生活中，坚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信条。一方面，进一步强调“礼”在“仁”中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听视言动”都是具体的行为，强调在具体行为中践行“仁”，理解“仁”。第三、强调理解“仁”要从自身做起，从“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得到充分说明。第四、”仁“的内涵涉及到对事物的态度和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可以做充分的解释。第五、在学“仁”中做“仁”，在做“仁”中反思“仁”。回、庸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充分说明前人的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学习精神。给人以“知”能指导“行”，“行”反过来促进“知”的深层启示，体现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

孔子的知行观还体现在他的“正名”思想上，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是个典型的例证。它的大致意思是，如果你是君主就要做君主该做的，以与这个君主的名分相符，做臣子的就该承担作为人臣的责任，做父亲的就应该承担家庭重任，教育好子孙等等，做儿女的就应孝顺父母，承担儿女该近的义务，名实相副。所以这一理论中的每个“名”都是角色和所承担责任义务的结合体。体现了“知行合一”思想。孔子的“正名”思想也第一次提出了事物的名称、概念及名副其实的观点，含有更深层的认识理论。

二、孟子的“仁心-仁政”是对儒家知行观在政治层面上的细化

孟子认为人具备先天赋予的良知良能，尽心知性知天这一程序贯穿于孟子思想始终。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其天矣。”[7] 集中体现了他的道德修养方法和认识论的路线以及对天道的终极关切。所以，他的知行观出于孔子，重视天的主宰性和道德性，以体悟天道为己任。不同点在于进一步指明了圣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如：“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8]以及实现知行合一的具体方式，即求诚的功夫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9]。

孟子“仁政”的理论基础是“仁心”，上承到孔子仁学体系建立的天命根据以及他本人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论断，可以推断出这个“仁心”就是对天命的敬畏之心，所以只有发明本心的善端，符合天道，并基于这种善良本性来影响和治理国家，才能得到治国安天下的理想效果，这里面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更体现了“天”的善性。在治国方面体现了广泛的“知行合一”。

以“仁心”行“仁政”，始终贯穿了孟子以道德理想转换和提升现实社会政治的治国理念。他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0]的“仁爱”与“推恩保四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民贵君轻”思想均是践行天的善良使命，解决社会事物的典型例证，对历代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影响很大。

孟子对天的道德体认以及对人的生存发展、社会建构都有了深层次的剖析，成为中国乃至东亚重要的政治资源，为后世当政者制定廉洁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三、朱熹的理学王阳明心学对儒家知行观的双向拓展

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都是孔孟认识论、知行观的继承和扩展。朱熹认为，心统性情，“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在《尚书·大禹谟》中完整表达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里充分表达了朱熹的思想，尽管性是理，是道德的，是善良的，但这种本性的发挥是通过心来实现的，所以他强调心的修养程度决定人性的彰显程度这一认识路向，他认为只有做到正心、诚敬、专心、去除物欲、杂念才能把握道心。那么是否还需其他办法的辅助才能使心得到更多的涵养呢？这时，朱熹又提出“致知在格物”的认识和实践途径。朱熹说：“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所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从这里可以看出，考事、察念、求文字等等都是他所探索、考察之内容，涉及范围很广，包括自然界、社会界、乃至个人的身心、人伦、性情的变动等等。

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首先承认人具有先天禀赋的道德法则，强调身心性情的修养省察，还承认宇宙之理，即规律在格物，格事事物物之理，最后在分殊中见理。完成了他的“知”与“行”和“行”与“知”的双向统一。所以朱熹的穷理思想还涉及到了强调知行互发的客观认识路线，“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王阳明主张向内求索，如：“致良知”、“发明本心”，他认为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不需要向外求索，不需要必读儒家经典。他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6]充分体现了他的认识路向和知行观念。“四句教”的大致意思是，心体本来是无善无恶的，善恶的辨别是人为加之的，它类似于一种价值判断。知道善知道恶是一种良好状态它会使你明白那些应该做那些不应该做，使你生活过得顺。发扬好的作为去掉恶行就是格物致知了。“为善去恶是格物”充分体现了践行的一面，要做到为善去恶就需要发明本有的仁心，发扬儒家之伦理，并借助这种“真理”去行事，方能社会太平。所以，王阳明经典的“四句教”诠释了他的整个哲学思想，是对儒家认识论的继承，更是对儒家知行观的创新和完善。

四、传统儒家知行观的分析启示

孔子、孟子、朱熹对知行的认识相当深刻，但仔细思考他的知行观仍未跳出天理的预设范畴，仍受神秘东西的限制，从孔子的天命观及朱熹的“遏人欲而存天理”思想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但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思想、孟子的“仁心”行“仁政”思想对今天世界政治文明的建构起到无法取代的作用，朱熹的知行互发的思想具有广泛的教育意义，为当时科技的进步，客观世界规律的探索奠定了基础。王阳明的发明本心、致良知，其实都是获得智慧的方法，即认清社会现实及其中蕴含的规律，教人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种通过发明本心获得智慧的思想高扬了主体的地位。从这一角度，王阳明对儒家认识论的发展方面迈出很大的一步，但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社会及儒家传统的局限性王阳明的“知与行”仍仅仅局限在逻辑层面，仅仅强调道德践履，忽略了对历史事实科技领域的判断和考察，进一步讲，无论他的“心学”在人的安生立命和处理社会关系上起到多大的作用，他终究不能把握和穷尽宇宙的规律，因为他的“规律”仅限于人事。另外，心学家对“心”的过分强调，很容易成为一些有野心家妄想的根源。

我国古代先贤都明确提出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充分突出他们的勤奋睿智、躬亲示范、励精图治的圣人行迹。孔子的“仁”、孟子的“仁心、仁政”朱熹的“格物穷理”、王阳明的“心即理”、“发明本心”等等均包含着广泛认识论、实践论思想，体现了知与行的辩证统一，这些传统认识论为中国人民人格的树立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做出了深远的贡献，只不过在道德实践上付出的笔墨比较多，对事物具体的规律关注的少，预设的想法太多，科学推理的内容少，这与我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重视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社会秩序构建，忽视自然科学发展的传统有很大关系，更重要的是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制约，儒家先贤尚未找到联系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真正的理论基石。然而，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相信随着世界的普遍交往，人类探索世界奥秘的能力的不断增强，儒家传统知行观的合理内核一定会日臻完善，它的文化精髓会得到彰显，更会被合理的运用，为各国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论语·先进》：《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2]《论语·述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3]《论语·子罕》：《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4]《四书章句集注（上）》论语集注卷第六，颜渊第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5]《四书章句集注（上）》论语集注卷第六，颜渊第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6]《四书章句集注（上）》论语集注卷第六，颜渊第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7]《四书章句集注（下）》孟子集注卷第十三，尽心章句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8]《四书章句集注（上）》中庸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 。

[9]《四书章句集注（上）》中庸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 。

[10]《四书章句集注（下）》孟子集注卷第十三，尽心章句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1]《四书章句集注（下）》孟子集注卷第十三，尽心章句下，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