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玉红

[摘 要]新文化史作为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在新文化史领域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的文化史观念尽管偏于保守，却是较为谨慎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伯克的文化史观念，有助于深化对新文化史的认识。

[关键词]新文化史；彼得·伯克；社会理论

1961年卡尔（E. H. Carr）宣布：“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1）现在看来，新文化史运动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开拓研究领域和更新研究方法、手段方面，为历史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英国剑桥大学社会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在文化史领域辛勤耕耘的同时，致力于沟通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本文试图通过对他的两本著作——《什么是文化史？》和《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及其论文的分析，加深对这位文化史学家的思想的认识。

一、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念

在彼得·伯克（Perter Burke）看来，作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自动发生，亦非出自单独个体的观念，它的出现是一场集体运动的结果，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国际性的。（2）新文化史的兴起与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有密切关联，此后美国成为其发展的中心，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间，逐渐传播到欧洲以及其他地区，不仅研究范围极其广泛，研究主体也不再限于历史学家，一些人类学家如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和文学批评家如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W. Said）也都参加进来。

新文化史遵循的是一种新的“范式”。所谓新文化史学之“新”，是指其区别于之前的文化史模式，尤其是传统的古典文化史而言的；与新史学不同，“文化”一词的使用，使其区别于思想史和社会史。一方面是相对于它的近邻思想史而言，“更强调于心态、假设或感觉，而不是思想的观念或体系”，两者相比，思想史“更严肃和准确”，而新文化史则“更模糊且更具想象力”。另一方面是相对于社会史而言，在研究对象上两者有着明显的分野。（3）

由于文化涉及的内容过于繁杂，所以伯克定义文化史时把着眼点从其研究对象转向了研究方法。“文化史尽管没有本质，但它却有自己的历史”（4）因此，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对文化史的历史进行梳理，通过介绍文化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文化史的面貌清晰可辨。

伯克把新文化史与文化史的早期形态进行对比与比较：第一，传统模式的文化史试图描绘一个时代的肖像，但注重的是上层社会，认为文学与艺术的变化显示着观念与社会的变迁。第二，高雅文化（文学、艺术、音乐）的社会史诸如阿诺德·赫塞的《艺术社会史》（1951年）标志着对传统文化史的反叛，原因是布克哈特等人略去了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5）由此可见，新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社会史的“自下而上”原则，倾向于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这一点恰恰是对传统的文化史的突破。然而，伯克强调，对于一场新运动，其参与者往往会夸大其新奇性，因此通过把新文化史与文化史的早期形态进行对比与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史却是对布克哈特描绘时代肖像之设想的回归。然而，隐含在新文化史背后的寓意与那些早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史是迥然有别的。”（6）

在伯克看来，目前新文化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文化史赖以支撑的主要理论是有关现实的文化建构理论。”（7）而这种建构会存在很多局限性，受到文化和社会的限制以及材料的限制。

其次，关于文化的定义，或过于狭隘或过于宽泛，很难找到合适的尺度。

另外，新文化史在拓宽研究领域的同时，必然产生了更多新的研究对象，在对新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时，必然要接触和挖掘新的史料，分析这些新史料必然要求相应的新的研究方法，这又是对新文化史的挑战。

最后，新文化史还要面临碎化的危险。一些理论有后现代主义的影子，例如场合论。在处理微小的事件和大的整体之间的关系上，也是个难题。

关于新文化史的未来，伯克认为将来会出现对“新文化史”的反动，并对几种可能性进行了探讨：第一，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第二，新文化史的领域将扩大，包括之前被忽视的政治、暴力与情感；第三，改变新文化史对社会史的偏离，社会史将重新受到重视。尽管如此，文化史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还应保留下来。

对于21世纪的文化史，伯克认为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史也会出现全球化的趋势。文化史与邻近学科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诸如书志学、地理学、新考古学甚至生物学、生态学等都将影响文化史。在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中，伯克主张“要小心谨慎，要使用‘或多或少，而不是‘或是……或是……这样的语句，描述文化时要说，基本上是同类的，总体上适应性强，和邻近文化有明显差异，等等，这样可以摆脱使文化‘泛本质化的危险。”（8）

针对新文化史存在的问题，伯克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在谈到文化边界和文化交往时，他得出结论，“边界经常是文化交往的场所”（9）对文化碰撞的解释主要介绍了三种概念：文化传译、文化杂交、语言混合。另外，伯克重新考量了叙事在文化史中的位置，认为叙事史将会复兴。

二、彼得·伯克对社会理论的关注

关注理论是新文化史学家的主要特征之一。新文化史学家多偏离社会史，较少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而优先选择人类学和文学理论作为其盟友。伯克却认为，社会史将重新受到重视，他致力于促进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流。他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基本是对近些年社会理论的一些新概念和新方法的介绍，鼓励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交流和借鉴，以促进历史学领域的扩大和方法上的创新。伯克重视概念和理论的历史性，不主张对其是非对错做出定论，主张提供多种可能的选择，他声称自己采取的是“中道立场”，认为新理论或方法并非是对传统的取代，而应该是一种“增补”。

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伯克贯彻其重视历史性的原则，简要分析了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分野到汇聚的历程。他重点分析了四种基本研究方法（比较、模式、计量、社会显微镜）和多个社会科学的概念。伯克对每种方法或概念下定义，并指出它们的来源——一般是某个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某项研究。继而分析这样的方法或概念是何时以及如何进入历史学家的话语中的，在这种学科间的互相借鉴中又会衍生出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概念。伯克喜欢举一些方法或概念的应用实例，使应用效果一目了然。在对应用效果的评价中，伯克试图以一种折衷主义的方式来处理，认为不应因它们本身或在应用中产生的问题而否定它们在深化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针对它们不合理的方面，伯克也提出一些对其弥补的个人见解。甚至在对这些概念的顺序安排上，也是环环相扣，可见伯克经过周密的逻辑思考，在整体上强调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的联系外，对社会理论内部的各个概念和方法之间也试图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

总体上，伯克喜欢用实例来说明理论运用于历史学研究中所产生的效果，并时不时的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多数时候却不做明确回答，这似乎是他遵循的一个原则，即不随意做出决断，仅提供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鼓励读者自己去了解。

三、结语

新文化史运动作为西方史学的一次重大转型，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上，从以往偏重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方面，并从传统的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集体心态的层面。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新文化史主张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借助人类学、语言学等理论和方法，挖掘新的史料，对旧史料作出新解释，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学的视野。

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伯克认为，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今天，对“文化”下个定义似乎是太难了，所以伯克不去定义“文化”，而只是追溯“文化史”的历史，他似乎传达了这样的意思：文化史没有本质，只有历史。这是伯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谨慎，他深知绝对的精确是不可求的，若为求精确而简单武断的对“文化”下个定义，必定会犯过于狭隘或过于宽泛的失误。他坚持折衷的立场，不随意作出是非对错的评判，这使他避免处于争辩的风口浪尖上，然而，这也是他的思想受指责较多的地方，这样似乎限制了其思想个性的发展。总之，他对各种社会理论的历史性的强调，对存有争议的问题所持的“中道立场”，都使他的思想带有一定程度的相对主义色彩。而这种特色与他作为文化史学家的身份是相符的，文化史学家在寻求公平看待一切的同时，不可避免的遭遇了相对主义的侵入。

历史研究本身也具有历史性。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类型，新文化史不是永恒的不可取代的，它会被不断修正和增补。 在伯克看来，“历史的撰写如同历史本身，是没有最终解决方案的，每一次的解决都又会引发另一个问题，留待下一代人去克服。” 这也是伯克能够相对客观的分析新文化史的得失的原因之一。

伯克的文化史观念尽管偏于保守，却是较为谨慎和富有启发性的。通过分析伯克的文化史观念，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我们对新文化史的认识。

注释：

（1）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1页。

（2）彼得·伯克著，刘华译，李宏图校：《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3）转引自，周兵，“自上而下”：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4）[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杨豫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导论：第3页。

（5）彼得·伯克著，刘华译，李宏图校：《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6）同上。

（7）[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杨豫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8）[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杨豫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166页。

（9）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杨豫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