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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北匈奴西迁的原因

2014-11-10张继渊

黑龙江史志 2014年19期
关键词:西迁

张继渊

[摘 要]匈奴人的西迁是世界历史上经典的一环。本文试图从社会和自然两个角度来简略探析影响北匈奴西迁的原因。

[关键词]北匈奴;西迁;原因

匈奴人在中国古代史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元前3~前2世纪,不断强大的匈奴人建立起了中国北方第一个游牧帝国。鼎盛时期的匈奴不仅占据整个蒙古高原,还控制着今天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带,北方的丁零、坚昆相继被征服,东部的乌桓与鲜卑也曾受其蹂躏,南面的汉朝起初也畏惧其强势而采取和亲政策。直至汉武帝时三次大规模的征讨,匈奴才开始显现衰落迹象,改变一方独霸的格局。嗣后,匈奴内部长期内讧,公元48年,南北匈奴正式分裂。南匈奴南下,臣属于汉,后被曹操所灭。北匈奴继续与汉为敌,在向南无法越过牧区与农耕区的分界线到达“水热地带”,向东面临东胡族系的劲敌坚决阻止,北面因为亚寒带森林和沼泽的约束。于公元91年向风土民情较熟知和地理环境较相似的西面迁徙,从乌孙到伏尔加河,再到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本文试图从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简单地探讨和分析北匈奴西迁的原因,重点论述社会因素是引起西迁的关键因素,自然原因加剧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进程。

一、社会因素对北匈奴西迁的影响

匈奴的西迁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社会层面的原因对匈奴人的西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影响了这一历史事件。由社会角度对此分析表明,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其中,内因主要是匈奴人的内部分裂,阶级斗争加剧,奴隶大量逃亡。外因是汉王朝频繁征伐,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匈奴西迁;此外,汉朝“以夷伐夷”政策的灵活运用,南匈奴、鲜卑、丁零与卢水羌胡等民族的联合多面进攻,这些外部压力使得北匈奴苦不堪言,只有西迁为上。

(一)内部因素

公元48年,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南部归附于汉,入居塞内,北部继续留在漠北与汉为敌,最后西迁,分道扬镰后的南北匈奴差距也越来越大。由于北匈奴对汉王朝的军事中争屡战屡败,使一些军民产生厌战情绪,而南匈奴因移居塞内,得到了东汉王朝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势力发展很快,致使“北虏诸部多欲内顾”。[2]2952笔者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和《后汉书·窦宪列传》的统计,从公元59年至89年,这三十年间先后投汉的北匈奴民众至少五十万。这不仅大大削弱了北匈奴的军事力量,“党众离畔”直接导致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弱化。此类事件的频仍发生使势力愈发薄弱的北匈奴在与多个民族政权的军事战争中倍感力不从心。反观南匈奴,得到东汉王朝的支援后,至公元90年,南匈奴达到“党众最盛”,出现“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2]2953-2954的盛况。巨大的现实反差,使得北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部落上层首领为继承问题而“兄弟争立”致使“并各离散”。可以说,此时面临深刻社会危机的北匈奴已是不堪一击的柔弱之邦。

奴隶是北匈奴奴隶制政权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匈奴的奴隶来源几乎都是通过战争、购买等手段获得的,匈奴士兵都尽量俘虏人口,把战俘变为自己的奴隶,[4]11-14通过持续的的胜仗来维持奴隶供需关系。如若一但战败,就失去了奴隶的来源,从而切断了奴隶制经济的生产关系链条,本来游牧社会的经济基础本身就很不稳定,无疑这对社会内部结构的瓦解起到极大的催化作用。无独有偶,上层贵族的离散热潮,自然会影响到奴隶阶级,匈奴奴隶主对奴隶的种种残酷压榨和虐待,引起了奴隶的反抗斗争,尤其是南北分裂时,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3]859。这些尖锐的阶级矛盾,加快匈奴的奴隶制经济走向崩溃边缘,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奴隶制制度,客观上加速了北匈奴的衰败,最终影响到北匈奴的西迁。

(二)外部因素

北匈奴的西迁与强大的军事攻伐息息相关,一方面是汉王朝的军事打压,另一方面是包括南匈奴、鲜卑、乌桓以及丁零等诸多民族政权的多方向联合夹击。汉武帝时,先后于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前119年发动了对匈奴的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这三次征战,重创匈奴统治核心,使其迁居漠北。其后还设置“西四郡”,以扼西北来犯之军,划定战略要地和军事部署。这些举措给匈奴不小打击。由于西汉末年王朝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而无法北顾,匈奴势力有所恢复。到东汉时,北匈奴不间断的寇边掠夺,威胁到了汉王朝统治的稳定。虽然北匈奴不断要求与汉和亲、互市,汉庭采取“羁縻政策”显然也没有实质性的用处,战争才是两种不同经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政权交流对话的言语。从公元73至公元91年,这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就有至少七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些战事对于北匈奴西迁有着极大的影响。公元73年,汉庭发动缘边等地官兵,与南匈奴、卢水羌胡、乌桓、鲜卑骑合数万人,分兵四路联手合力进攻北匈奴,给予沉重的军事打击。公元74年,“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4]122公元75年,汉西域戊校尉耿恭以毒箭射杀匈奴士兵,“发疆弩射之,虏中失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4]122公元88年,“以宪为车骑将军,伐北匈奴,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次年,窦宪、耿秉率军和南匈奴一道合击北匈奴,在稽落山大破其军,“斩名王以下一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北单于遁走……夏(公元90年)五月,汉遣副校尉阎磐将兵掩击北匈奴之守伊吾卢者,复取其地……冬十月,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而还。”这几次大的战役以后,北匈奴处于弱不禁风的境地。公元91年春,汉军耿夔出居延塞,大破北匈奴于阿尔泰山,北单于率领一部分人众脱逃,“不知所在”。自此,北匈奴政权全部瓦解,在大漠南北活跃纵横了三百余年的匈奴,从此踏上了西迁的征途。

汉王朝不仅进行严峻的军事打击,还推行“以夷伐夷”的政策。灵活有效地利用北匈奴与南匈奴、鲜卑、乌桓、丁零、卢水羌胡等民族政权的矛盾,采取贿赂、收买等手段笼络他们,使其与汉王朝站到统一战线上,形成一个比较松散的“反北匈奴集团”。同时,班超经营西域,与汉的关系得以重建,并恢复对西域的有效管理,使北匈奴断了“右臂”,这样就孤立和分化了北匈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联合作战方式使北匈奴腹背受敌,难以喘息。第一次联合作战是公元73年,东汉王朝联合南单于、卢水羌胡、乌桓、鲜卑等政权,数万人分兵四路攻伐北匈奴,取得了较大的战果。公元85年,汉王朝与南匈奴、鲜卑、丁零和西域诸国发动了一次有组织、有战略部署的军事进攻,“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2]2950南北匈奴之间的矛盾在两者分裂之后更加凸显,都希望重新统一匈奴帝国,公元88年南匈奴曾上书汉庭,希望“破北成南,并为一国”。[2]2952从公元48年分裂至北匈奴西迁时,南匈奴曾有七次与北匈奴发生战事,[3]2943-2953汉朝的“以夷伐夷”政策得以成功实施,北匈奴政权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对北匈奴的战争中,鲜卑族政权也不示弱。除了参与前述的两次大规模集团作战外,还于公元87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2]2948最终以“反北匈奴集团”的胜利而促使了北匈奴的西迁。

北匈奴处在外患日益加剧,内部矛盾的持续加深的环境中,不得已而放弃“恋南情结”,被迫迁出漠北,远走他乡,奔泪西迁。

二、自然因素对北匈奴西迁的影响

自然始终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考虑某一历史事件时不能抛开自然这个大环境,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阶段,自然因素显得非常的重要。北匈奴西迁还与当时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也即是生境与族群之间相互制约的结果。

上文已经论述了北匈奴人举步维艰,多面受敌的生活环境,为求得一线生机,只能向西迁徙。匈奴本是游牧民族,畜牧业是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这种粗放式流动的经济生活要求有足够的游牧空间作为“逐水草而居”的保障。然而游牧经济有其不可避免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牧草的生长,牲畜的饲养,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一场特大的暴风雪、重度干旱和蝗虫灾害,便能吞噬数以万计的牲畜,影响到国民生计和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或导致游牧国家的分裂、衰败甚至灭亡。匈奴自三大战役败北之后,失去了漠南广袤的草场,可供游牧的空间大为减少,加之漠北生态环境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资源再生能力不强,匈奴的游牧经济岌岌可危。当汉王朝占据阴山后,发出“匈奴失阴山后,过之未尝不哭也”的感慨。更有“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悲歌。从中可以看到良好自然环境对匈奴社会影响的分量。南部匈奴部落自呼韩邪单于以来,得到汉王朝的援助,帮助其度过由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危机,而漠北的匈奴部落只能自食其力。《汉书·匈奴传》中也多处记载匈奴的自然灾害情况,公元前85年,匈奴腹地“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直接造成决策者的恐慌,打乱了其原有的军事计划。不仅如此,公元前71年,“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可见雪灾的严重性,这对匈奴而言又是一重打击。公元前68年,也是因为自然灾害,出现“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惨状。有学者从自然地理环境角度分析影响北匈奴西迁的原因,认为是气旋和季候风的改道造成亚欧大陆中高纬度地区持续而严重的干旱,[1]5-6为了寻找水草丰美之地,从而引起了游牧民族的迁徙。蒙古高原是亚洲高压的中心,气旋长期占据,气候异常,蒙古草原本是欧亚大草原中最干燥的部分,故而灾害频发。公元46年,匈奴地区发生严重蝗虫灾害,“赤地千单,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2]2942这是惨绝人寰的悲剧足已使一个游牧民族一蹶不振。公元88年,“时北虏大乱,加以饥蝗”,给即将崩塌的北匈奴政权强有力的一击。雪灾、旱灾和虫灾每一次爆发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动摇了北匈奴政权的统治基础。这些频繁的自然灾害无疑给北匈奴的民众社会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也昭示着匈奴人要寻找更好宜居区,当南部“水热地带”不可能抵达时,只有西部的自然环境勉强符合自己新的居住地要求,为了生存,故奔西而去。

三、结束语

总之,北匈奴的西迁是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从上文的分析和阐述中,更加凸显了社会因素对北匈奴西迁的直接影响,而自然因素处于支配地位,加速了北匈奴西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特别是以汉王朝为首的“反北匈奴集团”对其强有力的军事攻伐,直接促使北匈奴人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加之,此刻的北匈奴政权面临着“天时不利”,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其“逐水草而居”本性,迫使迁徙。也面临着“地不利”的局面,北匈奴地处蒙古高原的漠北之地,土地贫瘠荒凉,畜牧业生产不足。还面临了“人不和”的危险,内部方面,匈奴内部纷争不断,内讧常发,奴隶逃亡,分裂趋势日益显现;外部反面,树立强敌众多,孤立无援,难以抵挡多方联合大举的军事打压。这些种种原因迫使北匈奴“无地自容”,遁入西去,永不复归。

参考文献:

[1]吴兴勇.论匈奴人西迁的自然地理原因[J].史学月刊,1991(4).

[2](刘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

[3](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

[4]林幹.匈奴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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