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钦文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爱佐与爱莎》是彝族阿哲支系传唱千年的一部叙事史诗，全书洋洋洒洒尽18000多行，分“亘古之世”、“文明的曙光”、“历史情感的追忆”三个篇章，叙述了天地万物的形成、远古先民进化、发展的历程，讲述了一段关于洪荒历史的遥远记忆。书中出现很多关于颜色和方位的表述，从中折射出彝族先民认识世界、看待万物的基本观念，反映着彝族独具特色的文化。

一、颜色

世界上许多民族对于颜色的认知始于二元，彝族亦不例外。在《爱佐与爱莎》一书中，出现最为频繁的一对颜色正是绿红二色（青红二色），如：“绿海与红海，绿海是公海，红海是母海，绿海在左边，红海在右边，绿海在北边，红海在南边。”[1]（P11）青红（绿红）二色作为天地形成之初就存在的色彩，从它最初的颜色本意中引申而来，被用来代表阴阳、公母等概念。例如红色可对应母、雌性、阴性、女性等；绿色可对应公、雄性、阳性、男性等。彝族阿哲经书中“祖魂驾绿舟，妣魂乘红船”说法并不是一种偶然。

白色与黑色是彝族颜色观中的第二组对立色。彝族古有“慕凸咪那”（天白地黑）之说，贵州彝族古歌《天神争王》中亦如是记载：古时没有天地，一片“黑黝黝”，后来产生微风吹出白云慕古鲁，翻出黑云弧阿那。二者又生变化，尔后生命产生。此中，白云与黑云的结合亦可以理解作阴阳的结合。

在《爱佐与爱莎》中其次应注意的是红、绿、白、黑四色的在表述中的有序搭配：

京城大师父，指挥四徒弟，一个带红旗，一个带绿旗，一个带白旗，一个拿黑旗。[1]（P342）

以及对红、绿、黑、白、黄五色描述：

长长宽网上，蒙蒙银河上，火星被熄灭，白星变黑星，红星变绿星，阿力小伙啊，拿了黄水来，取出金水来，已把星星洗，已把星星镀，星星白闪闪，星星亮晶晶。[1]（P10）

和对红、绿、黑、白、黄五色描述：

白星变黑星，红星变绿星，阿力小伙啊，拿了黄水来，已把星星洗……[1]（P10）

四色、五色的产生是彝族先民色彩认知的第二阶段。人类对于主体颜色的认知大都相同或相近，然而表达颜色词汇的内涵则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相差迥异。首先彝人对于“黑色”的认知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由于对于黑土的崇拜，使得彝族人民有了尚黑的习俗。黑色被冠以美好、高贵等词汇，也常常被用在建筑、服饰、器物上。

二、方位

方位是人类最初认识世界的重要内容。关于四方的叙述，《爱佐与爱莎》中记载，阿哲人对歌之始，女方唱道：“阿妹不是日出东方女，阿妹不是星移南方女，阿妹不是日落西方女，阿妹不是七星北方女。”[1]（P3）又有“东边日出山，南边南箕山，西边日落山，北边北斗山”[1]（P293）的说法。从中可知借助于天体构建东西南北四方的空间是彝族认识方位空间的一种方法。彝族人民用“吉都”（日出）指代东方；用“吉斗”（日落）指代西方。南北用星星代替，用“哲衣”（南箕星王），指代南方；用“施纳”（北斗星），指代北方。

《爱佐与爱莎》中记载：到了第二次洪水后，分封天地四方诸神，神职明确，天地安稳，日月周旋，四时更序。此时天分六层，各层有东西南北神管理，东西南北主神又各设男女两帝分管，上下安泰，四方稳固。分封掌管天地四方的神灵这一举措，表明人们对于表象空间的认知在不断地深化。此后，彝族在空间认识上出现了更为复杂的“三界六层”学说。三界即聂、添、咪，即上天、中云和下地。上界四方为尼（绿）、能（红）、突（白）、涅（黑）；中界为默开（天高——北）、默客（天底——南）、默兀（天头——东）、默梅（天尾——西）；下界地四方为吉都（日出——东）、吉斗（日落——西）、哲衣（南箕——南）、施那（北斗七星——北）。六层是三界里的细分，具体涉及到神灵的等级结构。第一层天是太一神策格兹；第二层是四大神；第三层是亥多番率领下的四方八大男女主神；第四层是天女仙妮比尔率领下的日、月、星、雷、云诸神；第五层是精灵非诺率领下的四方众小神；第六层是地女仙添比德阿梅率领下的山、水、树、岩、雾诸神。三界六层学说是彝族天体结构说的核心。[2]

三、颜色与方位

在《爱佐与爱莎》中频繁出现了颜色与方位的有序对应：

如四色与四方：

东海虾巴虫，生出绿蜻蜓；南海虾巴虫，生了红蜻蜓；

西海虾巴虫，生了白蜻蜓；北海虾巴虫，生了黑蜻蜓。[1]（P32）

其对应关系为：东海虾巴虫——绿蜻蜓；南海虾巴虫——红蜻蜓；西海虾巴虫——白蜻蜓；北海虾巴虫，——黑蜻蜓。

又：绿水出东方，红水出南方，白水出西方，黑水出北方。[1]（P299）

其对应关系为：绿水——东方，红水——南方，白水——西方，黑水——北方。

五色与五方：

《爱佐与爱莎》中叙述了德颇德嫫夫妇让东、西、南、北四方的人在东、西、南、北的山顶上分别插三把绿、白、红、黑色的香用于祈祷。而德颇德嫫则伫立于中央山顶之上，点燃三把黄香。跪拜祈求太阳出来。[1]（P68）

其方位与色彩的对应关系为：东边人——绿香，南边人——红香，西边人——白香，北边人——黑香，中央山顶上——黄香。

类似体现对应关系的句子在书中不胜枚举，其中大部分句子描述的对应模式如图：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有序的对应关系并不仅限于阿哲支系传唱的史诗作品，在彝族很多文献中都有此类描述。如在撒尼支系的文献中如是记载：

东方之红撮，红撮欲下降，去借红色马，红马赔红鞍。

南方之灰撮，灰撮欲下降，去借灰色马，灰马配灰鞍。……[3]

其中方位与色彩的对应关系为：

而在四川凉山彝文经书《祛鬼袚妖经》中则将四方之色扩展到八方：

彼其三魔者，寄居东方白云间，其一驾白云，周身着白装，随带白色犬，来自东方白云层，驱则使返东方白云间。彼其四魔者，寄居西方黄云间，……驱则使近西方黄云层。彼其五魔者……其一驾灰云，驱则使返东北西南方。彼其六魔者，来自北方青云层……。彼其七魔者……其一驾黑云……来自东南西北方……。彼其九魔者，来自南方红云层……。

其方位与色彩的对应关系为：

（三）特例

《爱佐与爱莎》中偶有与上述对应不一致的现象，如银匠沈德颇打制鱼的故事这样记载：

东边东海中，放条红公鱼，放条红母鱼。红鱼托红霞，红霞托太阳。红鱼吹暖风，万物来睡醒。南边南海中，放条公银鱼，放条母银鱼，银鱼吹热气，万物来生长。西边日落方，日落西海中，放条白公鱼，放条白母鱼。白鱼吹燥风，万物来成熟。北方背篼边，北方大海里，放条黑公鱼，放条黑母鱼。黑鱼吹寒气，遍地雪皑皑。[1]（P30）

其中对应关系为：红——东——日出，银——南——热气，白——西——日落，黑——北——背篼。

虽然其对应关系并不与文中常见的对应关系相一致，不过，在这段叙述中又暗含着颜色、方位与季节的对应关系：“红鱼吹暖风，万物来睡醒”，象征春天；“银鱼吹热气，万物来生长”象征夏天；“白鱼吹燥风，万物来成熟”，象征秋天；“黑鱼吹寒气，遍地雪皑皑”象征冬天。之后，又用金打红蛙，银制银蛙，玉制白蛙，铜铸黑蛙。红蛙“放在南海边”变作灭火蛙；银蛙“放在东海边”变作立春神，白蛙“放在西海里”是报时蛙，黑蛙“放在北方海”是洪神蛙。其中对应关系为：红——南——灭火蛙，银——东——立春蛙，白——西——报时蛙，黑——北——洪神蛙。

这种不完全一致的对应关系形成原因较为复杂，与彝族先民的认知、辞藻的选择、押韵等不无联系，在上书二例中可能和与之相对的金属器皿的颜色相配合，如金打红鱼、金打红蛙（红黄相生）；银制银鱼、银制银蛙；铜铸黑鱼、铜铸黑蛙（铜色与黑色相似）；玉制白鱼、玉制白蛙（玉色与白色相似）。对此有待进一步探究。

四、结论

颜色与方位有序对应并不仅仅见诸于单个文献，而是存在于一批彝族文献当中，实际上是彝族独特文化的文本表征。

（一）认知层级

颜色与方位的对应表述能够反映出人类在颜色、方位认知上的演进过程。彝族人民在突破单一认知的限制后，寻找到两种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并将二者整合，逐渐固化，形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词汇系统。如绿色象征东方，因为东方青林密布，又由此联想到万物复苏的春天。红色象征南方，因为南方红土又燥热，继而联想到燥热的夏天。由此继续不断结合发展，逐渐形成渗透彝族文化的各个层面甚至影响人们深层心理。例如，彝族古时对于族群的界定就有将青白方位的族群命名为青人、白人；红黑方位的族群命名为红人、黑人。而靑白方位受太阳支配；红黑方位受月亮支配。这种观念应是彝族自然崇拜观念里的日月星辰崇拜。在《爱佐与爱莎》中也有西北——黑色人，西边——白色人，南边——红色人，东边——绿色人的对应，其中不能否认有这种观念的影响渗透。

彝文经书之中方位、颜色、季节、阴阳、五行、八卦和星宿之间往往存在着普遍的对应关系。如在在贵州彝文典籍《训书》中也有记载：“青龙甲乙木，青龙居东方，寅与卯结合，管七十二天，春木茂而青，春花艳而红；赤龙丙丁火，赤帝局南方，巳与午结合，管七十二天，夏木郁葱葱，夏禾长茂盛；白龙庚辛金，白帝居西方，申与酉结合，管七十二天，秋天禾粒熟，禾粒金晃晃……”[4]

这种从具象化的客观描述到抽象化的文化象征，从一元到二元再到多元化，从取之于自然，到用之于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反映了彝人认知的进化史，它正如一个个里程碑一样标志着彝族先民通向文明的历程。

（二）万物有灵与公母观念

文中对颜色和方位神灵化的描述表明，彝族存在着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其崇拜内容不仅涵盖了山石草木等自然万物，甚至延伸至抽象世界——颜色与方位。

在《爱佐与爱莎》“老鹰遮太阳”一章中，有四方八大神顶天柱的描述，其中记载了绿红白黑四方帝君受莫欲派遣，用铜、银、金、玉四柱顶天。之后又出现有八方神的描述，又分出男神和女神。在流传于大小凉山的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也有关于四大方位神：儒惹古达、蜀惹尔达、司惹氐尼、阿俄蜀布开凿东西南北四方的记载。

在彝文《作斋献牲经》还有对黑、黄、白三色神降临的描述，是直接以颜色对神灵命名或进行区分的[5]。这种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根植于彝族人的心中，体现在彝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此外，《爱佐与爱莎》中颜色与方位的表述还体现着彝族独特的哲学观——公母观。彝族认为公母是万物之本，雌雄二物合一是万物之源。公母不仅存在于二元色彩对立上，还时刻表现在颜色、方位乃至天地、宇宙、动植物等多种元素的整体对应上。如在《爱佐与爱莎》的文本叙述中，有这样一些反映公母对应的组合：

绿海兀侯（清海、公海）——红海租侯（浊海、母海）；红崖——绿崖南；南（红石、母石）——北（黑石、公石）——西（白石、母石）——东（绿石、公石），东西南北的公母石，“滚来又合拢”；东（公母山）西（公母山）——南（公母山）——北（公母山），八座公母山相互婚配，生育山子山孙。

山石草木可以以拟人的方式表述，同样作为万物灵长的人也可以用山石草木来模拟。在爱佐与爱莎兄妹成婚一章叙述爱佐与爱莎兄妹在柜中躲过洪水滔天，发现世间就剩他们二人，妹妹艾莎认为，兄妹成婚有违天理人伦，但是人种需要传下去。于是二人决定用天意来占验吉凶，书中又这样的记载：

加大农业品牌宣传推介力度。将品牌农业宣传列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内对外宣传的主要内容，积极主动通过各类展示展销活动和各级媒体推介品牌、宣传品牌，形成政府重视、企业主动、消费者认知、多方合力推进品牌农业建设的良好氛围。宣传部门要帮助企业做好品牌的宣传策划，促进品牌农业输出，扩大名牌农产品知名度。执法部门要加强对农产品品牌市场的净化，不断组织力量打假保真，保证品牌的纯净度和品牌的影响力。

“南边放红石，北边滚黑石，红石是母石，黑石是公石；西边滚白石，东边滚绿石，白石是母石，绿石是公石。滚来又合拢。”[1]（P94）

此段正是通过叙述各色石头的合拢来象征男女的结合。在彝族社会，公母之说广泛见诸于彝族的日常生活之中。山、石、草、木、日、月、星、云、风、雨、水、崖、动物等都分公母。甚至连人们使用的器物、用具：鼓、钵、镲、锣、凿、锄等也分公母。区分的方式有大小、颜色等。在彝语东南部方言阿哲支系的文献中还有《吾查》和《门查》二书，即《公书》和《母书》。彝族毕摩在占卜时，也用公母相间排列表示卦序。而彝族的十月太阳历也将月份区分为公母两种，其中单月为公，双月为母，并配以土、铜、水、木、火纪季，用十二生肖属相轮回纪日。

这种二元对立辩证的观念建构起彝族原生哲学体系，成为了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而彝族的哲学正是通过公母二性媾和产生万物开始，继而发展为到清浊二气学说、阴阳二气、红绿二色六气学说，又用五行生克来解释其中的变化特征，之后又通过塑造各路神灵，区分权利和等级来解释自然万物与社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统。

（三）独特的文艺创作

《爱佐与爱莎》中频繁出现的整齐对应关系展现了独具风格的彝族诗歌创作，表现创作者的主体能动性。

如在《神娃郎》中有一段描述：

绿蝶东方来，绿蝶成群飞。白蝶西方来，白蝶成群飞。红蝶南方来，红蝶成群飞。[1]（P325）

又如人类杀猴王后，人们为其吊祭时的场面：

东边吊丧队，穿着绿衣来，骑着绿马来，带着绿狗来，牵着绿羊来，戴着绿孝来。

南边吊丧队，穿着红衣来，骑着红马来，带着红狗来，牵着红羊来，戴着红孝来。[1]（P120）

这种有意识的文学创作手法，不仅强化了文义，而且用重章复沓的表现手法，使得整部诗作读起来朗朗上口，诗歌的韵律悠长而自然。彝族古代文论家阿买妮在其所著的《彝语诗律论》中认为，声韵如果不分则“诗文不成体”。诗文，须得懂声韵。写者不知声，作者不懂韵，诗文难写成。”[21]《爱佐与爱莎》中不仅在句尾压尾韵，还结合颜色与方位的对应关系，在句中也压腰韵律，韵律上既追求整齐又不乏多变灵活，表现出生动悠扬的音乐美。而东西南北、红绿黑白的对偶，有使得诗歌古朴又鲜活地呈现在读者（听者）面前。黑、白、红、绿四色的鲜明对立和东、西、南、北四方在空间上的扩展，使得文学作品更加丰满、灵动，具有强烈的艺术美感。可以说《爱佐与爱莎》承袭了彝族的文学作品在整体上表现出的舒缓、悠然的艺术风习，因而在句中用方位、颜色加以藻饰，一方面填补了字数，调整了音韵，在格律上显得整齐划一；另一方面又延缓了诵读速度，使得整个文本张弛有度，和谐自然。

[1]师有福，师 霄.爱佐与爱莎[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2]师有福.红河彝族词典[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169.

[3]石林彝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彝族撒尼祭祀词译疏[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212.

[4]马学良主编.爨文丛刻[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11-13.

[5]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马学良文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07：92-93.

[6]举奢哲，阿买妮等著.康健，王子尧等翻译整理.彝族诗文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