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 成

采访吕军后，《中国记者》杂志记者与几位主创进行了1小时的圆桌对话。从定位、价值观，到操作、方法论，从节目形态，到从业故事……随着话题逐渐展开，气氛也活跃起来，他们流露出的职业自豪感和成就感感染着我：这种精气神，也是媒体从业者越来越稀缺的状态。

目前，“档案”栏目组已经由初始的不到十个人发展为八十多人、六个制作小组的大团队。你可能像我一样意外：以中老年人为主要受众的“档案”栏目，制作者竟是80后和90后为主、女性占大半边天的年轻团队。

这个团队还有一个特点，吕军称之为“多国部队”，主要是指成员中多元的语种构成，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俄语……

很多没有赶上圆桌座谈的“档案”成员，后来通过email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他们和“档案”结缘的故事，他们对“档案”的认识。

他们的言谈和文字间，充满锐气和激情，富于娱乐精神和文艺气质。看到他们就知道，制作“档案”栏目一定是一件很酷很好玩的事儿；透过他们的所思所想，或许能找到“档案”的文化基因和成功密码。

资料先行、电影手法：制作过程不一般

：“档案”制作过程有何特点？

王红（“档案”栏目副制片人）：“档案”制作过程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料先行。 我们一般是先有档案，如照片、音视频材料、书信等，才去做选题。节目的宗旨是给观众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故事。所以不会按照时间线索或简单的历史框架去找选题。比如黄炜做的新中国封闭妓院改造妓女的选题，就是先找到了一些档案，觉得很有意思才去做的。因为很多事儿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知道得没那么多没那么细，也还有很多不知道的细节和侧面。

找线索需要多看书、多跑档案馆，如书籍里面的一些回忆录、日记、书信等线索。《伟大的抗美援朝》里面有秦基伟将军的日记，线索只是书里的一句话，我们就要去找到原始档案。其实最好是当事人或其后人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观众也没见过。

我们会根据选题需要去找专家，比如做西沙海战，会去找海军方面的专家，做“清宫”会找清史专家。史实一定要没问题，目前还没有史实有误的批评。

刘晓彤（“档案”栏目主编）：每次都有拍电影的感觉，是“档案”与其它电视栏目最大的不同，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档案”的摄影棚巨大空旷，黑暗无边，深入其中能够满足你所有的想象。你可以把它变成二战的现场、索马里的海湾、香港回归时的中英谈判桌，也可以变成慈禧的后宫、张国荣的演唱会现场、泰坦尼克号的甲板……这些如同电影场景的设计生动形象，不仅为我们的现场讲述增添乐趣，还可以带领观众回到某一历史瞬间、某一特殊场景。

摸索、衍生、当下关注：选题三部曲

：选题如何确定？

王红：做选题，主要是看：一是有没有新的发现，二是到底要跟观众说什么。我们不是全景式地讲历史，关键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想通过这些跟观众说什么。

黄炜（“档案”栏目副制片人）：“档案”创立五年以来，选题方法经过了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做选题的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摸索阶段。一开始我们所挑选的“谁盗走了北京人的头盖骨”“珍珠港”系列、“诺曼底”系列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大历史史料很丰富，也是比较现成的选题，但我们要做的是从中找出新选题、新资料，给大家一个新视角。

第二阶段是从第一个阶段中衍生出选题。例如，我们做过的《谁是真正的007》，就是在关注上述重大历史题材时衍生出来的。从日俄战争、二战，到国际间谍史，在这些大选题的搜寻之中，我们发现一些“有故事”的人物。就是这样慢慢锁定达斯科·波波夫，他被誉为真正的007。这样切入，这个人物与当代的一些影视作品就有了有机结合。在传统纪录片中，多全景式地关注一场战争，或者某一段历史时期，但很少能具体到某一个人物。将具体历史人物挂靠在宏大历史事件或背景中的做法就是从007这类题材开始的。在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后，为周播改日播奠定了基础。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近尝试跟新闻、热点关联。如反恐、马航飞机失联等，我们会从历史中寻找相关的事件、人物凸显出来。

合理想象和情绪性：一种解读方式

：主观性（如合理想象、情绪性、细节打碎重组）对“档案”的历史叙事有什么影响？

王红：“档案”喜欢从细节出发，去寻找悬念，给大家构造一个讲故事的场景，并把情绪传达给观众。“档案”最有意思的是细节拆解。一份档案，一般的纪录片就是拿来当证据说一下，而我们会围绕这个档案做得更充分，告诉观众这是一个4A级的档案，从哪发到哪，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黄炜：所谓的合理想象，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栏目组和导演对这些资料的解读。在这一点上，尤其关于人物的，不管是大的政治军事人物还是明星，拿到资料后，编导在写台本时会带有强烈的情绪性。这种情绪是个人对这个题材的理解及其延伸。其实这也是“档案”的特色：有观点、有思想、有理解。我们经常也有这样的表述：当时某某到底怎么想的无从考据，但是我们的理解是……

吴志勇（“档案”栏目主编）：其实很多合理想象，是合理的有依据的推测，通过档案的细节来展现，而不是凭空想象。比如迈克尔·杰克逊在法院的判决书上签字时，他的签名比以往都要大，从心理学上说，只有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再比如毛泽东在某个电报上圈圈钩钩、改改划划，也体现了他当时复杂的心情，为什么这么改？这就需要一个解读。

刘晓彤：很多人小时候都有“听外婆讲故事”的经历吧？夏日的夜里，外婆摇着蒲扇讲着神话、童话，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常常听得目瞪口呆。其实，“档案”就是一个给你好好讲故事的栏目。故事里有细节有推敲，有悬念有疑惑，还很有趣味。

爱故事，爱讲故事，有故事：BTV“档案”人的共同基因

：为什么做“档案”？你眼中的“档案”是什么样子？

许璐（“档案”栏目编导组组长）：“档案”之前，我大概从没见过哪个历史节目能把故事讲得如此生动感人，对这个节目产生了一种带着神秘色彩的仰视。大学毕业后机缘巧合地进入到“档案”的集体后，才发现许多故事并非神秘莫测，正是每一个撰稿、导演渴望将一个故事、一个人、一份档案讲给你听的那份热情和冲动，使得那些生硬枯燥的历史有了鲜活的灵性。渐渐地，我发现我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字、画面，把辛亥革命、解放战争、中共代表大会、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意义重大而又看似刻板的历史讲得引人入胜、充满情怀。

夏欣（“档案”栏目编导）：我是个生活很独立的女生，从高中起就自己住，一直靠电话和国外的父母联系。但自从毕业后加入“档案”，每次播出我制作的节目，他们就会上网去找。虽然那行写着“导演 夏欣”的字很小很短，他们仍会很开心地截图拍照，还会跟我探讨节目内容。 最近一年，他们可以从“档案”中看到我的样子，看到我客串扮演的徐志摩老婆、墨索里尼女儿、各种小媳妇、小宫女。他们看到片子的时候会为我骄傲，这是我现在最在乎的事。

刘晓彤：是吕军老师把我领进“档案”门的。我从创办那天一直呆到现在。“档案”的原创是我最喜欢的一点，节目的形态、讲诉人的选择、台本的要求、拍摄的角度等等，都有团队独特的设计和创造，而不是随便找几档节目拿来抄袭一下。“档案”的团队是一个有活力有追求的团队，始终不忘原创的初衷。

吴志勇：上学的时候不是特别喜欢历史课，教科书上的历史似乎总是枯燥乏味的，考试也无非是死记硬背。“档案”节目让我第一次感到历史可以这样生动有趣。作为节目的导演，在操作每一期选题时，对历史细节的探索能激发我强烈的好奇心。可以说，每解开一个历史疑问的过程，都是一次奇妙的时光旅行，而旅行归来，又总能带给我对现实和未来的思考。我想，这就是这档节目的魅力所在吧。

郝霖（“档案”栏目编导）：我曾经在“档案”栏目中负责相关的档案搜集工作，尤其是在和中央档案馆合作方面。其中包括《从一大到十八大》《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等广受好评的大历史题材。从中央档案馆借来的档案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档案是“档案”栏目的灵魂。也许你可以用最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一段故事，也许你会用昂贵摄影器材去拍摄、再现一个历史片段，也许你会用一段最抑扬顿挫的解说去描绘一段情节。但一个有分量的、恰到好处的档案比这一切都重要。

由于“档案”栏目和中央档案馆之间多次合作，了解了对方的运作模式，也建立很深厚的友谊和信任。但是当刚开始合作时，“档案”的运作效率和要求就让中央档案馆吃惊不小。以往中央档案馆调档对调阅档案数量的限制很严格，周期也很长。但“档案”栏目经常是一次就索要数十份档案，两周之内就要弄齐。这让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甚至有些“焦头烂额”。面对“档案”栏目的“无理”要求，中央档案馆给予了很大的理解和支持。在《从一大到十八大》的档案搜集过程中，时间就非常紧迫。在最后一天，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的工作人员们一直干到很晚都没有回家，甚至错过了回市区的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