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

北京卫视“档案”栏目2014年初推出纪录片《伟大的抗美援朝》，因“揭开尘封档案，还原历史真相”而获得广泛赞誉。

4月15日，“档案”栏目创始人吕军携制作团队，接受《中国记者》杂志专访。话题，就从《伟大的抗美援朝》开始……

2009年2月4日开播至今的5个年头，“档案”栏目已走过了周播到日播的转型，完成了从“次黄金栏目带”到“黄金栏目带”的转变，获得了不断增长的收视率和逐渐形成的品牌口碑，其原创节目样态的含金量逐步显现出来。而吕军，这位玩过摇滚、爱拍微电影的创始人，也经历了由长发到平头、由业务到“领导”的转型。虽然他自谦是“档案”栏目的公关人员，但不可否认，他依然是灵魂人物，为栏目掌舵、定调……

中国记者：近期“档案”栏目播出的“抗美援朝”专题获得收视率和专业评价“双”赢，有专家认为这个系列有激浊扬清、弘扬主流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作用。让纪录片叫好又叫座，“档案”的秘诀是什么？

吕军：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人民日报》专门就这个专题片办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专家们的一个共识是：《伟大的抗美援朝》为传播主流价值观（爱国主义、奉献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等）提供了很好的启示，那就是如何用观众最喜欢的方式来表达、表现这种正能量。党史、军史等按照规规矩矩的文献片来做，一般是从概念、宏观的历史背景等出发，史诗般地记载这段历史，但常缺少人性化挖掘和细节探究。

受众不是不愿意接受主流价值观、正能量，而是传播方式有些问题。网络盛行以后用什么方式吸引观看？好莱坞的模式值得借鉴。美国价值观如英雄主义、世界主义、博爱、家庭、亲情等，包装在娱乐性、可看性强、很有视觉冲击力、观众也乐于接受的传播方式中，体现了很强的传播软实力和巧实力。

去年有个电影《僵尸世界大战》，讲的是世界被僵尸占领了，一个美国人为了家庭和孩子，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家庭乃至全人类。如果不叫《僵尸世界大战》，而改叫“伟大的地球拯救行动”，可能感兴趣的人就会少很多。所以，不要在宣传之前就摆出一副宣传的姿态。以《伟大的抗美援朝》为例，我原来想用的题目是“抗美援朝这一仗”，简单有力，能勾起观众好奇心：这一仗到底为啥打？怎么打的？等等。尽管内容真的很有意思和意义，但我相信改成“抗美援朝这一仗”能吸引更多的人看。

另外，解说时应尽量保持中立姿态。比如2009年有一期叫《红色通缉令》，是讲中共党史上的叛徒顾顺章，最初台本里出现过“我党”这样的表述。这就不合适，因为我们不能代表“党”。有的年轻人在表述中也会有另一种偏颇，如“皇军”“慈禧太后”“皇上”这类称谓，都不得体。当然不是说解读不能有立场，而是不需用这种方式，可以通过选择的素材和叙述方式来体现。

中国记者：有时候怎么讲故事和故事本身一样重要。

吕军：讲故事就是最早最传统的娱乐。很多有影响力的节目，比如“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观众其实并不仅仅是在欣赏唱歌或才艺表演，而是听他们的故事，节目在选人的时候也尽量选择“有故事的人”。故事很重要。

怎么讲故事往往更重要。并且我不是在做教科书，而是在做电视，必须用有吸引力的电视语言，必然会有主观性、情绪性的东西，甚至有合理想象。很多人以为历史一定要板起面孔、循规蹈矩地讲，但是如果这样就没意思了。我会把一段历史最焦点的部分放到前面，并且史实的架构是真实的。

中国记者：比如《伟大的抗美援朝》开篇就是以“毛泽东睡不着觉”为切入点。

吕军：对的，观众会按照设置的点产生观看期待。所以我们不怕主旋律的选题，一样能做得津津有味，将娱乐精神融入真实的历史叙事。最初做“档案”这个节目时，纪录片不景气，现在也是叫好大于叫座，大家没有静下心来观看纪录片的习惯。“档案”就用讲述人来增加互动_生和交流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刘玉琴说，这一系列节目为主流媒体做好宣传类题材、提高传播效果提供了一个样本。

中国记者：什么样的故事会进入“档案”的视野？换句话说，在选题上是什么标准或流程。

吕军：选题主要聚焦：历史的未解之谜，重大的历史事件、节点（切口、视点要找好），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等等。做选题基本的思路是：你为什么做这个选题？有没有当下关注？有没有必看性？当然每期都有必看性很难。还有传达什么价值观。

价值观最重要，决定了节目的气质和一切。“档案”栏目秉持的价值观是“对历史事实和对人的尊重”。参加抗美援朝的人是真英雄。但是网络时代啥都颠覆甚至恶搞，我们需要还原、挖掘出这些英雄来。这也是电视人或媒体人应有的使命。干媒体行业就要承担这个社会角色赋予的社会责任，需要教化，需要引导。

中国记者：这里您强调的是价值导向方面的标准和职责。那么技术层面的选题标准呢？

吕军：技术层面，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有原创性：同类题材何人做过吗，如果做过，我们有没有新东西？很多人只关注到“档案”形式上吸引人，但是其实我们更在乎内容原创，“内容为王”。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选题处理，何独特角度和视点；其次是处理哪一段，选择独特的时间节点和侧面；内容上有没有新的发掘、有没有新料。

比如“南京大屠杀”很多人都做过，重做一定要选好点。我们选了三个点：第一，约翰·马吉，一个传教士，用胶片拍下了十几分钟的真实影像素材，我通过马吉这个人的视点，描述南京大屠杀是怎么回事；第二个是魏特林，如何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保护了上万名中国难民；第三个就是“百人斩”杀人比赛的两个人，当时还登了报纸。“档案”讲他们两个人后来去哪儿了，讲追踪这两个人的过程，把他们法办了之后他们的暴行也就彰显无遗了。很多纪录片中也都提到过这三个“点”，但是没有单独凸显、放大出来。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日本731部队的，最初选题方案是讲731部队如何施暴、如何拿中国人做实验。但是后来我们没有这么做，因为之前东北的一些电视台做过。“档案”做的是：这些战犯都去哪儿了？他们部被美国人隐藏起来，因为美国想了解他们的实验结果，就和日本达成秘密协议，把他们转移到美国继续做实验，所以他们逃避了战后制裁和惩罚，有的人甚至当上科学院的院长、科研领头人等等。

当然还要考虑选题的社会关注度。前段时间“档案”重播了三天的“南京大屠杀”系列是2012年的节目。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演讲提到南京大屠杀，引起日本方面的抗议，这个话题就成为热点，我们就把这个节目调出来重新审重新播。

中国记者：你们也做一些关于“清宫”、明星的节目，是不是改成日播后内容制作和收视的压力更大了？

吕军：收视率不到就没有传播力。纪录片这个类型，注定受众面层次较高，文化程度、收入、年龄等都要高一些。想扩大收视率，必须尽量做到雅俗共赏，所以会加入一些大众化的东西，比如男欢女爱的内容，像讲张学良、蒋介石的情感故事。当然做这些东西我也秉承一个原则：要有真实的出处和来源，不是八卦，让观众在“消费”历史人物时，看到真实信息，而不是戏说的假的东西。我希望观众能是多个层次的，但是没法奢望有“非诚勿扰”那样大量的观众群，尤其是年轻观众相对没那么多。

中国记者：有没有统计过受众构成？对广告投放有什么影响？

吕军：比例最大的在45-56岁之间，然后是57-65岁之间，第三是36-4.5岁，30岁左右的更少，基本上年龄层和收视比例正相关。“档案”时段的广告比较多样，但总体较高端，比如豪华车等。

中国记者：“档案”改成日播后，成本压力大吗？比如你们常请一些演艺明星做讲述人，花费应该不小吧？

吕军：改日播后，必须控制成本，精打细算。讲述人是整个“档案”栏目气质的核心、主线，请演员来做讲述人，主要是看重他们的台词功底、绘声绘色的表现力。请演员的成本其实没那么高，没法和出演影视剧的收入比。但是来的演员都是因为对节目感兴趣，不单纯为了钱。

中国记者：“档案”现在有很多高端的点题内容，对城市卫视来讲是很大的成功了，也说明市场潜力很大。你认为“档案”的吸引力、竞争力在哪里？

吕军：是的，类似《伟大的抗美援朝》这宏大叙事的节目还有很多。比如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全国政协跟我们合作了8集片子。2009年公安部成立60周年时，也与我们合作做了一个系列。2012年社科院与我们合作做了关于苏联解体的节目。接下来要做“敌后抗日根据地”“甲午战争”，也都是与国家相关部门合作的内容。国家机构主要是在选题上、导向上定调，有的会有深度合作，具体操作主要还是靠我们。

别人看中的，还是“档案”的内容生产能力。2013年中组部与我们合作一个党史系列片《从一大到十八大》时，前来调研的中组部领导就总结得很到位，他说“档案”很多节目既立意高远，同时观众又喜闻乐见。党史系列片得到中组部肯定，并成为党员学习资料。构成“档案”栏目竞争力的，第一位是人力，一个好的团队，然后就是资源。做了这么多年，跟国内的档案机构合作非常好。中央档案馆很多档案一般不轻易示人，比如《伟大的抗美援朝》中出现的毛泽东手稿，但是愿意拿出来给我们，主要是他们很认可节目，对合作过程很满意。

“档案”还不是市场化运作，内容制作这块还是体制内的，市场有专门的部门对接。如果早独立出来运作，发展空间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