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辈学人的治学精神
2014-10-31唐宝民
老年世界 2014年20期
唐宝民

提起老一辈学人,我们总是难掩崇敬之情,特别是他们渊博的学识,总是令我辈仰望,而他们之所以能拥有如此渊博的学识,是源于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而这种治学精神,则更值得我们学习。
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杨镰先生与古典文学专家孙楷先生交往过很多年,因此,经常向孙楷先生请教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有一回,杨镰在《永乐大典》中读到了一首贯云石的佚诗《翰林寄友》,其中有这样一句:“文郁老经学”,杨镰认为这里所说的“文郁”,应该是杨文郁,便把想法告诉了孙楷先生,但孙楷先生却摇了摇头说:没有见到杨文郁在皇庆、延祐年间活动的记载,所以这个“文郁”,应该是“文蔚”的笔误,文蔚是当时翰林学士尚野的表字,贯云是畏吾(维吾尔族)人,他在翰林院只待了不长的时间,所以这种笔误太正常了。听孙楷先生讲完后,杨镰先生半信半疑,但24年之后,杨镰先生读到了一则资料,上面说,杨文郁去世于元仁宗在位之前,证实了孙楷先生随口说出的推测竟然是不刊之论,于是对孙楷先生治学的严谨更加佩服。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孙楷先生治学态度的严谨,1984年,杨镰先生在元人的文集中看到了一篇《张可久去思碑》,怀疑这个张可久可能就是元代的元曲家张可久,但还无法确定,就向孙楷先生咨询,但孙楷先生回答说:我认为这个“张可久”不是元曲家张可久。杨镰先生问:是不是因为那是一篇“去思碑”?孙楷先生笑了,说:是的。接着,孙楷先生谈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为某人写“去思碑”,是有级别限制的,文献中已经证实张可久终身只做到吏,因此,不会有人为这么一个小官吏写什么“去思碑”的,只是两个同名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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