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尊超



“张申府与张岱年研究”栏目特约主持人按语：

张申府(1893－1986年)和张岱年(1909－2004年)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爱国者、著名的学者、文化人、哲学家、哲学史家。他俩正如程颢程颐，也是兄弟。二张几近百年的生活正经历了我们中华民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他们立下了“怀天下，求真知”的高远之志，积极投身到为救国建国而寻找真理之中。面对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的碰撞与融合的问题，为了回应保守主义、全盘西化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等，二张早就自觉地进行中、西、马三结合的探索。张申府率先提出“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理念。张岱年则构建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体系，并在文化上提出“综合创新”论，以及在中国哲学史上作出过诸多新贡献。这些都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开展中、西、马三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中国哲学的重要资源。今年，适逢张岱年先生诞辰105周年，本刊以此为契机特开辟专栏，为弘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传承并发展他们的学术思想搭建一个平台。热烈欢迎大家参予研究。

——国际知名学者、哲学家、安徽大学资深教授 钱耕森

父亲张岱年信持辩证唯物论的前因后果

张尊超

(北京大学，北京 100084)

父亲张岱年认为：哲学理论问题，有西方的表达方式，如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也有中国的表达方式，如理气、心物等。“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比较习惯于中国的表达方式”。晚年他将自己的哲学基本观点概括为十大命题：1) 物我同实；2) 物统事理；3) 一本多级；4) 物体心用；5) 思成于积；6) 真知三表；7) 充生达理；8) 本至有辨；9) 群己一体；10) 兼和为上。他的哲学理论，有一些独抒己见的观点，是他的创新：1) 分别本至，提出本至之辩；2) 提出“物统事理”的命题。以“事”“理”“物”为宇宙哲学的基本范畴；3) 肯定了和谐的重要意义；4) 提出充生达理、胜乖达和的人生理想；5) 以“与群为一”为道德的最高准则；6) 主张以“兼和”易“中庸”。这些观点的基本倾向是，在理论上是唯物的，在方法上兼综了逻辑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既肯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又昂扬人的主体自觉性”。

张岱年；辩证唯物论；哲学；综合创新

今年正值父亲张岱年逝世10周年，我愿意从家人的角度谈谈父亲。

父亲多次对我说：“我不是儒家，我信持辩证唯物主义。”应当强调，他这里说的是“解析的唯物论”，即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他也曾经称之为“批评的唯物论”。在1947年“《哲学与文化》自序”(本文未查到发表处，未收入集)中，他对此有严谨的说明：“近十年内，我的思想并无大变，始终信持唯物论。不过，近数年来，却亦深切感到理性主义之重要。尤其在今日法西斯主义猖狂一时的世界中，发扬理性是必需的。最近于真理而有时代意义的哲学，将是以唯物论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或强调理性作用的唯物论。更以为哲学实以澈底的批评为能事，因而愿将自己的思想称为新批评哲学，亦可名为唯物的批评哲学。”

我讲两个小故事：我高中的时候，政治课讲到辩证唯物主义。因为讲得简单抽象，我听得云里雾里，似懂非懂。回家来仔细问我爸，他竟然出口成章滔滔不绝，我说，你说的这些太多了，能不能写出来让我慢慢看，慢慢消化。我爸仅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手写出一本深入浅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给我看。我仔细看后，又问他不少问题，他在回答的过程中，旁征博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很多著作，不用查书，出口成章。有的时候我问：“恩格斯哪篇文章说的这话？”他脱口而出那句话在哪本书第几页。当时让我十分吃惊。我问他你怎么这么熟啊？简直倒背如流了。我说，我听你平常跟客人谈的都是孔子、孟子、庄子、荀子，你不是在研究中国哲学史吗？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看过包括辩证唯物论在内的大量中外哲学书籍：“你不知道我当时下了多大的功夫。”他看中译本，不满意，就通读原著。他说只有看原著才能真正体会其深层含义。我问他：“你哪有时间看这么多书呀？”他说老师讲得不好他就不上课了，到图书馆看书。至今在家里还保留着他年轻时读的原著，上面写满了批语，划上了重点，还有许多用英文写的读书笔记，旧式软皮本的纸质已发黄发脆，而字迹依旧清晰。他看的书真不少，包括罗素、穆尔、怀特海、博若德、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费尔巴哈、维特根斯坦，还读康德、尼采、欧根、斯宾诺莎……他30年代的旧日记中，哪一段时间看了哪个人的哪种书，对此书的评价，都有详细的记录。其中有一些书籍和读书笔记在上次北大校史馆举办的展览上已经展出了。

另有一个小故事也很有意思：父亲在19岁时曾写作一本《冲突论》：“天地万物诚是易，诚是穷则变，变则通。然何为而易，何为而变，何为而穷，实由冲突。惟有冲突，故有时穷，穷斯变也”；“世事相互为冲突的，而各事自身中亦有冲突，故各事皆有矛盾性”；“世事不可离冲突，离冲突则将消失”；“然世界于冲突外，亦有谐和。人与人尤常相谐和，故能共同生存……人与物，亦可有谐和。谐和，即人的理想。”在《冲突论》文后过了多年，1935年，父亲又补记：“以上冲突论十七条……固多稚陋，而亦常有与名哲闇合之说，……当时对于黑格尔马克思之辩证法尚无所知，曾向一同学友言，余将来必建立一冲突论哲学，孰知已无庸由我建立矣。”父亲所谓“冲突”就是矛盾对立统一。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冲突论》的时候，可以说很吃惊，他才19岁，就有这么深刻的思想。

我想说的是，父亲对唯物论辩证法的坚定信念，不是人云亦云追时髦，而是建立在对人类思想成果的深入研究之上，也因为其与自己的所思所得深度契合。或者说父亲是站在思想者的高度、追求真理的高度，接受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

曾经有某电视台来作一档有关张岱年的节目。采访中谈到对他的回忆时，我们介绍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些早期思考和著述，但年轻的编导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她更感兴趣张岱年作为国学大师的帽子下面的内容。

还有，某出版社拟出版当代大儒书库，指明将收入张岱年著作，对此，我们一方面感谢出版社的美意，一方面又颇感踌躇，因为父亲在世时多次表达过，自己不是儒家或新儒家，他似乎不方便进入当代“大儒”行列。

在我的印象中，他其实不是一个传统的守望者，而是一个创造者。

有篇他17岁时写的文章：“先王之法，不惟在后世不可用，在当时亦未必尽当也；后世如斯，未必非由其遗害。勉强适用于一时，流弊大显于后世。而仍思以先王之法致治者，不明之至极。凡学说行之千百年后而无何效果者，必其说之不当也。”“不能怀疑，则必不能得真”；“崇拜圣哲学圣哲，非当完全服从圣哲，要与圣哲一般”“有为者亦若是”“他有创造的贡献，我亦要有创造的贡献”“一个人不可作一古人凭以借尸还魂之人”。

从骨子里说，他是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人。这也是他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提出综合创新思想的原动力之一。

综合创新是我父亲一贯的思想。他第一次正式和我谈起他的综合创新思想，大约是1969年末，我从外地回家探亲的时候。他提醒我，要注意有创造，要综合创新。文化的发展要综合创新，哲学的发展也要综合创新。你走到工作岗位上，在工作中也应该注意综合创新。他以一种哲学家的宏观创新思维谈到我的专业：因为我是学无线电的，当时的计算机有好几间房屋大，父亲说，将来计算机可能会发展到可以装进提包里。我当时笑言：“你这是天方夜谭。”而今天这一点已经成为现实。他还讲了他的综合创新学说的理论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理论的意义，但我当时对他的话没有很好理解。

后来我读父亲的著作，才对我他的话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父亲综合创新的思想早就有了。早在二三十年代，父亲已提出综合创新，当时说的是“综合创造”论。

30年代初，曾经有过一场中国文化论争。有些人坚决主张全盘西化，另外有人坚决主张国粹主义、鼓吹旧文化。而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化综合创造论”。1933－1935年间，他先后写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西化与创造》《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多篇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父亲认为文化走向关系的是民族危亡，“中国人如果守旧不改，则无异于毁灭；如果妄自菲薄，以为百不如人，则难免有被外来侵略者征服的危险”。他说：“惟有信取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之唯一的出路。”他又特别强调综合，他说：“创造的综合即对旧事物加以“拔夺”而生成的新事物。一面否定了旧事物，一面又保持旧事物中之好的东西，且不惟保持之，而且提高之，举扬之；同时更有所新创，以新的姿态出现。创造的综合，都不止综合，而是否定了旧事物后而出现的新整体。”“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

这虽然是30年代所写，即使今天回首，他当时强调的必须用辩证的、解析的方法来分析文化，指出“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文化创造主义之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的创成”，仍然具有真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

父亲走后，我们在家里发现一个非常整洁的剪报本，里面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在《大公报》《国闻周报》上发表的文章的剪报。这是我爸当年自己亲手剪贴的。里面是他发表的多篇辩证唯物论方面的文章，其中也有多篇讲到综合创新。他的这一个剪报本是我们发现的唯一一个剪报本，说明他对这些文章的重视。

半个世纪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有过两次文化讨论。我父亲又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

这时候我已经调回北京，他也常和我谈文化综合创新问题。他对我说，中华民族是有创造性的，一个民族没有创造性，这个民族就完了。他特别强调，既要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特殊贡献，又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文化的综合创新有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当说到“全盘西化是断送中国前途的主张，他们根本不懂历史，既不懂中国历史，也不懂世界历史”的时候，非常激动，简直是在呐喊，我妈赶紧来劝他。

后来当综合创新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赞同，他由衷地快乐，我多次听到他说：“吾道不孤。”1999年8月12日《求是》杂志编辑来访，说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影响很大，我爸听了非常高兴，说“终于不枉费心力了”。我回家，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又提到此事，欣慰之色溢于言表。

父亲不但提出综合创新的理论，他一生身体力行综合创新。

他在1932年的日记里写道：“每每想起西洋现代青年学者日日努力于学术工作，我又自警，若不快快地专心一志于学术，怎能在世界学术界占一席地呢？终生做他们的传达者，我是不甘的心。”“我实在不能受任何前人的限制。前人所发见的真理，我可充分吸取；前人所应用而有效的方法，我可尽量采用。我却不能只作前人学说之阐释者或修正者。……哲学的工作，离不开创发。哲学研究之路，是面对实在，不是面对典籍。”

20世纪40年代，他的唯物、解析、理想综合为一的新哲学体系基本形成。他说，哲学理论问题，有西方的表达方式，如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也有中国的表达方式，如理气、心物等。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比较习惯于中国的表达方式。

后来，他将自己的哲学基本观点概括为十大命题。

1) 物我同实：主体和客体都是实在的；2) 物统事理：个体的物都是事事相续而有一定之理的过程，理在事中；3) 一本多级：物质是生命与心灵的本原，物质演化而有生命与心灵；4) 物体心用：物心关系是体用关系，心灵是身体所具有的作用；5) 思成于积：思维所运用的概念范畴是长期历史积累而成的；6) 真知三表：真知的标准有三个层次；7) 充生达理：人生之道在于充实生命力以达到合理的境界；8) 本至有辨：宇宙本源与道德理想属于不同的层次；9) 群己一体：社会与个人是统一而不可别离的；10) 兼和为上：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是最高的价值标准。

他的哲学理论，有一些独抒己见的观点，是他的创新：

1) 分别本至，提出本至之辩；2) 提出“物统事理”的命题。以“事”“理”“物”为宇宙哲学的基本范畴；3) 肯定了和谐的重要意义；4) 提出充生达理、胜乖达和的人生理想；5) 以“与群为一”为道德的最高准则；6) 主张以“兼和”易“中庸”。

他自己说：“这些观点的基本倾向是，在理论上是唯物的，在方法上兼综了逻辑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这些观点，总起来看，既肯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又昂扬人的主体自觉性。”

《中国哲学大纲》更是他“空所依旁探求新哲学之路”的“创发”，是哲学与文化创新精神的实践。他曾说：“当时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主要还是对代表人物、学派的分类、分期的叙述性研究，真正旨在清理并重构这个传统哲学体系，特别是以问题和范畴为纲，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似乎还没有。要弥补这项缺憾，成为我撰作此书的最初动机。”这部著作发前人所未发，以问题和范畴为纲，并首次引入解析方法，对中国古典哲学使用的概念范畴的确切意谓给予精密的解析、澄清和界定，重构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系。

我父亲明确提出：我们所要创造新的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中国新哲学的前途，应是“唯物的或客观的、辩证的或反综的、批评的或解析”的。

值得一提的是：哲学对于父亲，从来不是象牙塔中的教条，而是服务于社会人生的。

1934年，他写道：“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必要有一种勇猛刚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1936年，他说：“中国……此时……实在也需要一个堪作中心思想的哲学，以为伟大的实践之指导。”

晚年，他重新回归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在《中国哲学基本问题辨析》《道器理气之辨》《事理与共殊》《心物能所之辨》《论当然》等文章中，他坚持以辩证唯物方法与分析哲学的逻辑解析方法结合，将唯物论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的观点，讨论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规律与现象、共相与殊相、自然与当然等问题。

直到耄耋之年，他还写出《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并以老迈之躯写文章做讲演，不遗余力地高调倡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他还有志于写出一本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专著。1997年6月16日，他开始写作《自然与人》，用辩证的观点重新论述天人关系，可惜最终未能完成。

我想，现在国家正面临中国崛起的大背景，综合创新的理论，将会给中国、给民族提出重要的发展思路。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将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无论对现在还是对将来，特别是将来。

A Strong Belief i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Held by My Father Zhang Dainian：Cause and Effect Analysis

ZHANG Zun-chao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Zhang Dainian thinks on the issue of philosophical theories there are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ways of expressions, such as thought and existence and spirits and materials in the west and the theories of “and” and “mind and nature” in China. He says, “As a Chinese, I’m accustomed to the Chinese way”. In his later years he sums up his basic philosophical ideas to ten propositions. First, both subject and object are concrete. Second, things exist continuously which have the reason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existence, namely, reasons are in the affairs. Third, material is the essence of life and soul. Four, the heart acts on the body. Five, the thought is a result of accumulation day by day. Six, there are three level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truth, namely, words spoken reasonably, views founded well and actions done effectively. Seven, the way of living lies in fulfilling life continuously to an ideal state. Eight, the origin of universe and moral ideal belong to different levels. Nine, society and individual is a whole which shouldn’t be separated. Ten, harmony is the supreme pursuit of mankind. There are some innovations in his philosophical theories. First, he distinguishes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from moral ideal. Second, h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reasons existing in the affairs. Third, he affirms the significance of harmony. Four, he holds the view of fulfilling life to the ideal state. Five, he gives the highest standard for the unity of individual and society. Six, he advocates the unity of contradictions. All his views tend to materialism theoretically, which is a synthesis of logic analysis and materialistic dialectic. Zhang Dainian’s philosophical theories not only affirm the reality of objective world but also greet the consciousness of people.

Zhang Dainia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hilosophy;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10.3969/j.issn.1673-2065.2014.06.009

2014-07-20

张尊超(1945-),男,北京人,北京大学教授级工程师,张岱年先生之子.

B262

A

1673-2065(2014)06-0044-04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