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定存

1977年的高考，已浓墨重彩写入了史册。人们说那是改变千万人命运的考试，能考上实在是一种幸运。我参加过1977年的高考，而且考上了，然庆幸之余，却又有些遗憾。高中毕业回村种了四年地，高喊了四年学大寨口号，到头来真把自己喊到了大寨。填报志愿我未写半个农字，却收到了大寨农学院的通知书，看到“畜牧兽医”几个字，我实在是有些泄气。

走进大寨农学院

泄气归泄气，大学是不敢不上的。过了这村没这店，研究马牛羊总比喂马牛羊好一些。1978年正月的一天，我告别故乡，一大早独自背着铺盖去上大学。先从桥头村坐班车到阳方口，再坐火车到太原，候车室窝一夜，第二天又坐火车到阳泉。出站后，转遍广场也找不到通知书上说的接站车。翘首大半天，才等来两辆卡车，却又同时装不下这一群新生。接站的人说，分两批走吧，卡车很快就返回来。于是我和另一些同学主动留下，等第二批再走。

孰料这一等就是四个多小时。随着太阳偏西，料峭的春寒一阵一阵袭来，让人直打哆嗦，不得不在广场上呵手跺脚乱跑。不时有大卡车开进来，但都不是我们要等的那一辆。跑动之中，我得了一个取暖妙法。每有卡车进来停下，就走过去把胸口贴住车头，双臂放到机盖上，如同和汽车拥抱。水箱的余热缓缓散出，温暖无比。暖过前心，再转身暖后背，一辆车能暖和十几分钟。到校后我把这一取暖经验写信告诉村里的伙伴，他又在劳动时说与我的母亲，让母亲听得直掉泪。

上灯时分，那辆说一会儿就回来的卡车终于回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铺盖箱子之类扔上车厢，人随后趴伏到行李上，免受寒风吹打。一路黑灯瞎火，只觉得盘盘转转，没看见什么景色。

不知走了多久，或者两小时，或者三小时，同学们都穷，没一个戴手表的。爬上一座山头，前方山下出现了一片灯火，有人说那就是昔阳城了。我从铺盖卷上直起身子，望一眼那阑珊的灯火，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到了。春寒料峭的夜晚，顶着几缕斜斜的雨丝，我们从山顶盘旋而下，扑入了昔阳县的怀抱。

大寨农学院并不在大寨，也不在昔阳县城，是在洪水公社的一座黄土山头上，离县城七八里地。这所学校1975年由山西农学院分出来，虽然已招过两届学生，但校舍还不停当。四周围既无机关，也无民居，只有一层又一层梯田由学校自己耕种。怎样看都不像是一所大学，更像是一座农场。这也很符合当时的现实。1975年，红极一时的电影《决裂》，说的就是农业大学的故事。生产队耕牛病了，贫下中农牵来学校求医，眼镜教授不给牛治病，却在教室里给同学大讲“马尾巴的功能”。一时间，“马尾巴的功能”成了讥讽知识分子的一个流行词。我上大学假期回家，村里人还问，你们真的学马尾巴的功能吗？

学校容纳不下全部学生，把农机系和我们牧医系寄存在昔阳县农科所，大家把这里叫分校，把洪水山上叫本校。

学校虽然简陋不堪，但仰仗大寨红旗，大寨农学院是当时全国88所重点大学之一，山西唯此一家。

报到第二天，同学们互相探问情况，复杂得很。年龄最大的34岁，属1966届；最小的18岁，高中刚毕业。多数同学和我一样，种过几年地。此外，有民办教师，有赤脚医生，有煤矿工人，有军人，有供销社售货员，还有开拖拉机的。从穿着打扮到言谈举止，各人无不带着明显的行业烙印。少长咸集，济济一堂。除过两位女同学能说不算标准的普通话，其余皆满口方言，互相交流颇为吃力，有时一句话得重复好几遍才能听明白。汾西来的一位高个子同学，祖籍河南，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河南话还是汾西话，反正听不懂。我叹口气说：“你这简直是外语，听不懂。”不料他脖子一梗说：“你简直是鸟语，我更听不懂。”我们俩一个宿舍，一天里互相没说清楚几句话，只有这两句彼此都听清楚了，大笑起来。

同学们的情况五花八门，有一点却甚是一致，谁也未报大寨农学院，全是被调配来的。虽然是被调配来的，虽然条件是如此之差，但大家不抱怨，不泄气。都是经过曲折受过磨难的人，能上大学已属万幸，学校只是一个暂居之地，条件好坏无需计较，大家都被四年之后的广阔前景所鼓舞。我唯一担心的是宿舍里的洋炉子，烟囱只有胳膊粗，而我们老家洋炉子的烟囱是比碗口还粗的。我把这个担心说与同学，他们说烧的是阳泉无烟煤，无妨。但我总感觉宿舍里有一股烟煤味。

开课之前，先到大寨植树，接受一次政治洗礼。

我在村里时昼夜奔忙学大寨，虽未实地参观，却早已是把大寨装在了心里。不单是我，那时候全中国无人不知道大寨。人们可以不知道三山五岳，但不能不知道虎头山。其时大寨歌曲远比今天的爱情歌曲流行，纵是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婆婆，张口也能来两句“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广播喇叭里天天放着这些歌，不想学也不由你。村里排练文艺节目，先唱“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就在这山下边”，再唱“一花引来万花开，全国农业学大寨”。全国人高喊“农业学大寨”，大寨人更上一层楼，喊的是“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唱的是“我站在虎头山上，迎着朝阳放声歌唱”。

去大寨植树，我满怀了兴奋与期待。登上虎头山，我一边栽树一边仔细观察，最后收获的是一种老大的失落。大寨并不大，人家也不多，远没有我们桥头村有气势，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小寨”。虎头山也远没有想象的雄伟高大，连我们村的南梁也不如。刚到学校的时候我曾想，既然叫大寨农学院，何不就办在大寨？等看过以后方才明白，大寨这片地实在太小，很难放得下一座大学。

出名的东西不可细看，细看之后神秘感消逝，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失落，天下事大抵如此。

那时候昔阳县城也不大，没用一周，所有环境全都熟悉了，接下来，用当时的话说，就正式开始为振兴中华而读书了。

功课丢入松溪河

正式开课前，学校确定党支部、班委会、团支部。班上党员有十来名，晋南来的老赵是66届，当过多年大队支书，由他担任党支部书记；我当过大队副支书，担任班长；大同来的马同学担任团支部书记，他也是党员。同学们对这些漠不关心，认定只有读书才是正经事，当班干部还影响学习。

到校一周，不知不觉中，我被同学们呼为了“老高”。班上有六个“老三届”，年龄皆过三十，大家对他们以“老”相称，老赵，老薛，老尹，等等，却不知为何把我也加了进去，这样，全班一共有七“老”。同学们叫“老高”，我感觉好像也并无不妥，满口应答。应答几天之后，渐渐觉得自己真就是老高了。其实我那时并不算老，刚满21岁，只是常年在地里干活，报到三天前还在修梯田，风吹日晒，一脸老农相，和六位“老三届”大哥看起来一般般。后来又有同学解释说，叫老高不是因为看着老，而是一种尊重的表示，我就越发高兴了。一次篮球比赛，我在后场刚抢下篮板，年轻的体育老师已一阵风冲到了前场，快攻在即，情急之下，他扯开嗓子冲我大喊：“老高——”惹得场外观众轰然大笑，他自己也大笑起来。

老师大都是从外校聘请来的，第一学期开过几门课我忘记了，现在只记着有英语和解剖。记英语是因为我狠狠背过几天，背得脑袋生疼。记解剖是因为上课老师是从解放军兽医大学请来的，一位穿军装戴老花镜的老先生，站在讲台上看同学时，常常是把头低下，目光从老花镜上方看过来。更为重要的是，就是这解剖课，让我彻底放弃了专业学习。

本来对畜牧兽医就毫无兴趣，第一节解剖课，穿军装的老先生很认真地挂起了几张大图，是一匹马的解剖断面，骨骼，肌肉，血管，神经，密密麻麻，比世界地图还复杂好几倍，初看眼花，再看就头晕。老先生说，图上这些东西，你们都得一一记住了。我翻一翻手中的解剖课本，16开，厚厚一本，全是和挂图上一样的东西。于我来说，记忆力本来就差，再加上缺乏兴趣，要记住这样一大堆鸡毛蒜皮的东西，远比重考一回大学还难。我知难而退，与其背这些东西，还不如看看别的。心一横，牧医功课就丢到松溪河里去了。

不看功课看什么？文学最好看。小说红火热闹，诗歌可以抒情。但学校刚刚成立，图书馆除过几本专业书之外，很少有文史哲方面的书。我四处寻找，遇到什么看什么。翻开当年的读书记录，1978年5月开始到年底，连书带杂志，一共记着21本，有《唐诗选》《宋词选》《高老头》《斯巴达克斯》《子夜》《家》等正经书，也有《语文学习》《战地增刊》等杂志。

1978年，百废俱兴，各种好书已源源不断摆上了新华书店，比如我所读的《唐诗选》就是1978年出版的。但书店有好书，我钱包里没有钱。我一个学期的全部费用是50元。学校伙食每月15元，助学金分为几个等级，一等每人每月18元，除过伙食，能余3元零用，这是特困生的待遇。二等15元，等于能免费吃饭。我是三等助学金，每月12元，需要再缴3元伙食费。这样下来，我一个学期的零花钱只有35元，那是很需要精打细算的。其时书籍虽然便宜，比如《唐诗选》上下册总共才两块一毛钱，但我也得反复计算，咬一咬牙才能买下。第一学期放假回到家，我口袋里只剩了5毛钱，这一点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除过看课外书，我也努力念了几天英语。校门外是松溪河，靠学校这边的河滩上种着玉米，穿过玉米地，靠近河流的地方有一些杨柳树，还有许多灌木。同学们学习劲头高得吓人，凌晨天未亮，一半以上的同学就跑步去了。等到天大明，河边已经站着好多同学，有的大声背英语，有的踱着步子背解剖，一个个摇头晃脑，旁若无人，看上去很像走火入魔。更有甚者，大中午不睡觉，钻到河边树下，苦苦背诵。天上骄阳似火，晒得满地玉米倒垂着叶子。树林里知了鼓噪如急雨，一阵紧似一阵，催命一般叫。同学们在树下抖擞精神，催命一般学。那一种学习劲头，用“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已不足以形容。大家好像是误下很多路程的征人，恨不能昼夜兼程，把误下的全都赶出来。至于路两旁风景如何，全然无暇顾及。校门外有庄稼，有河水，有树木，是很适宜谈恋爱的，但在昔阳一年多，牧医和农机两个班在一起，没有发现一个谈恋爱的，舍不得时间，忙得顾不来。

除找不到多少书，吃饭也有问题。生产队走出来的受苦人，饭量大。我还爱打篮球，这就比一般同学费饭。食堂窗口打饭，每人一份，够不够就不管了。在村里学大寨时，说昔阳如何厉害，穷山沟都变成了米粮川，但来到昔阳还是吃不饱。饿的滋味不好受，为此，我研究过饭盆问题。打饭是自备餐具，每人一个搪瓷盆，早晨玉米面窝窝和稀饭，中午有时窝头和菜，有时是玉米面抿圪斗，一种具有昔阳特色的地方饭。晚上多数时候还是抿圪斗。我根据视觉误差原理，特意买了一个深绿色的搪瓷盆，口面不大，但比较深，据说深颜色的东西体积显小，我想以此给炊事员制造错觉，往盆里多打一些饭。但后来观察，几乎没有效果，炊事员打饭菜是以他手中的铁勺为标准，他不观察同学们的饭盆子。

后来，学校开始种地，我们每周到本校劳动两个下午，每次补助半斤玉米面。女同学领到票，大都转交给了我，使我能免于饥饿。但少油缺肉，玉米面越吃越能吃，半斤玉米面的窝窝，一顿吃两个也是有的。现在想，当年我学习差还饭量大，实在愧对班长这个称呼了。

昔阳，夕阳

1976年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5000多人参加，学大寨运动上了一个新高潮。1977年10月30日至11月18日，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大寨红旗高高飘扬，神圣地位无可动摇。

1978年上半年，来大寨参观的人依旧络绎不绝。我们曾到大寨村口列队，欢迎一位非洲黑人总统。初夏时节，我的老家桥头村也组织了三十多人前来参观。乡亲们仔细看过大寨的山水、庄稼和房屋，晚宿昔阳县城。曾和我一道修地打坝的几个弟兄，居然照着我给他们写信的地址，摸索着找了过来。看过宿舍和农科所的院落之后，他们大失所望，甚至有些愤愤不平，一致说这个大学根本不行，说可惜了，没闹好。我苦笑着说，凑合了。

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展开。11月，天安门事件平反。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历史车轮急速转弯。到1978年冬天，安徽已经有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了。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我们隐隐约约感到，参观大寨的人渐渐少了下来。但同学们都在刻苦用功，两耳不闻墙外事，一心钻研马牛羊。事实上，外面的剧烈震荡，只是我们未曾留心，政治敏感的昔阳人是实实在在感觉到了。学校一个中年炊事员，常在操场上看我们打篮球。一次，他忧心忡忡地念叨说，老陈回来了。昔阳人把陈永贵称作老陈，不管他身为支书还是当了副总理，老陈的称呼一直没有变。当时我听了很不以为然，心想老陈回就回来吧，本来就是昔阳人，回来看看很正常，而事实上，其时老陈在北京已经艰难起来。

有些东西，看似柔弱，但耐力极强。有些东西，看似很宏大，可一旦坍塌起来，轰隆隆几声就结束了。辉煌十多年的大寨经验，从被质疑到被否定，大约也就一年左右时间。公元1979年春天，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其后不久，全国农村的土地便切豆腐一般，一块一块分给了农民。旧模式被打碎，压抑多年的力量喷薄而出，改革洪流大浪淘沙，四面八方豪杰并起，大寨这个老典型再无人问津，门前冷落车马稀。随着大寨红旗黯然落下，大寨农学院也结束了使命。1979年7月27日，国务院批准大寨农学院并入山西农学院，两校合并后更名为山西农业大学。8月30日，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告别昔阳，搬到了太谷县。

归来池苑皆依旧

1975年，在开门办学浪潮催动下，山西农学院老母鸡生蛋一般，连着在山西的北部、南部和中部生下了雁北农学院、运城农学院和大寨农学院。过了四年，这三个农学院又小鸡回窝一般，回归到了山西农学院。除带回一批学生，大寨农学院还扛回来一块全国重点大学的招牌，给母亲以丰厚回报，山西农业大学成了全国重点大学。

由大寨农学院合并回山西农业大学，感觉如同从深山走到了平原，小河归入了大江，游击队转为了正规军，所有一切变得开阔起来。

山西农学院畜牧和兽医是两个分设的专业，大寨回来的牧医班一分为二，分别插入畜牧和兽医两个班。同学们自由选择，到畜牧的多一些，去兽医的少一些。插班以后，我们山西农业大学牧771班100名同学，在同届当中，是学生最多的一个班。我成了副班长，打篮球也由校队降到了系队。

山西农学院历史久远，其前身是1907年孔祥熙先生创办的私立铭贤学堂。校园内古木参天，一幢幢二层小楼掩映于绿荫之中，基石上苍苔点点，透出一种沧桑与厚重。学校如同公园，四季风景如画。二月，春寒料峭之时，甬道两边的迎春花已顶着寒风，悄然绽出了花蕾，随即校园里便满眼春色，生机无限。整个夏天，合欢树花开不败，仿佛片片绯红的轻云落在树冠上，缥缈得如同少女的梦。夜晚坐在植物园里想心事，阵阵花香暗自袭来，使人想到满园花木在黑暗中蓬蓬勃勃生长的情景，想到川端康成的《花未眠》……

许多的人和事都已忘记了，只有同宿舍的六位同学，至今想来亲切如初。我睡在靠窗下铺，睡在我对面的是王同学，中等身材，相貌端庄，办事严谨仔细，功课极为扎实，不算活泼，偶尔会开一个小玩笑。他专业一路走到底，主要研究动物遗传与繁殖，重点是猪的繁育。现在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同学的上铺是邢同学，岢岚部队子弟，家境好，主动不要助学金，全班唯一。1979年秋季开学，他带来一台进口收录机，这在学生中极为罕见。其时拎一台收录机，远胜于现在开一辆奔驰宝马之类的高级轿车。邢同学念英语最刻苦，从一入学大概就把目标定在了海外。平时忙得顾不上和我们有太多交流，中午吃饭还带着耳机。一次他急匆匆上街去，刚出校门又急匆匆返回来，原来左脚上穿着布鞋，右脚上穿着解放胶鞋，我们大笑。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能听懂外台广播，有时他听了以后会对我们说，什么地方出了一个什么事。过一两天，国内媒体才报道出来。邢同学毕业之前就考上了新西兰的研究生，现在美国工作。

我斜对过去的下铺是柴同学，洪洞人，学习中等，性格内向，平时和同学交流少。四年大学，洪洞话丝毫未改。他毕业以后回家乡工作。前几年我到洪洞，打听他的消息，却在好几年前就去世了。

柴同学上铺是朔州王同学，个子不高，很和善，说话不多，关心同学，经常面带笑容。学习一般，不算刻苦。毕业以后再没有联系。

我的邻铺是昔阳来的申同学，高个子，性情活泼，经常嘻嘻哈哈，不拘小节，可惜不打篮球。他和我是宿舍里最热闹的人。在大寨农学院的时候，他担任我们班的生活委员，一口昔阳话，请他帮忙什么事情，他一律痛快答应“沾！”他毕业以后回了昔阳，改行当了质检局长，四年马牛羊算是白念了。

我的上铺兄弟是刘同学，五寨人，开学时戴着一副有些老气的眼镜，直到毕业也没有换，加上他不爱动，给人一位老夫子的感觉。他写字从来中规中矩，做笔记如同写硬笔参赛作品，一笔一画都要走到位。多年以后我看柳体字帖，就想到了刘同学的字，很有一些柳体味道。刘同学最大的特点是热心，小心，时常笑眯眯，眼镜片后面闪射着一种纯善的柔光。他毕业留在了学校，专攻养羊，现在是山西农大动科院的养羊教授。

回到山西农业大学，我最高兴的是有书可借了。图书馆规定一位同学一次可借五本，其中文学书只能一本。但这无妨，我不需要自己急急忙忙往返图书馆。我到图书馆查好目录，然后分开抄到几个纸条上，递给同宿舍的弟兄。他们都不看文学书，借专业书时顺便就替我借回来了。其中借书最积极是我上铺的刘兄弟，我看完一本，他马上就专程到图书馆为我跑一趟，再借一本，一时一刻也不拖延，这让我既感动又有点不好意思。在山西农大两年多，粗疏地看了250多本书，大约有三分之一是我上铺刘兄弟给借来的。现在，逢年过节，一接到刘同学的短信，我马上就想见他笑眯眯给我递书的样子，就赶紧用心编一条短信回过去，深深地为他祝福。

1981年底毕业时候，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头上简直光环闪闪，不是我们找工作，而是工作找我们。除过考上国内外研究生走了几名以外，其余同学结合志愿，分配到了省市县各单位。学校曾问我是否愿意留校，我觉得不搞专业留校没有意义，就报名到公社锻炼，丢掉畜牧专业，回了保德县。

2011年底，毕业30年聚会，编制通讯录，100名同学分布各地：国外11人（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地），省外6人（北京等地），其余在本省各市。最为不幸的是，有6位同学已经去世。

时节不居，岁月如流，转眼之间，一个时代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