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永生

一、数到情深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看似平淡无奇的数字表述，表意却并不是僵冷的，也有独特丰富的情感附着。例如张宏涛《20元1斤和两块钱1两》里说，商贩们说的桑椹“20元1斤”跟“两块钱1两”，他感觉完全是两回事。有多少人整斤整斤地买桑椹呢；而不论斤吧，比方买5块钱的，又怕人家说你小气，所谓“20元1斤”无形中逼得好多顾客无奈地退避。倒是“两块钱1两”更让人主动上前，花三五七块钱就不只买你一两、二两，是几个单位，自然鲜有自卑，还像很照顾你生意，自己还能尝个新鲜。

数字这种情感附着也不见得常这么直接。例如《林黛玉进贾府》中的一个片段：

贾母又伤感起来，因说：“我这些儿女，所疼者独有你母，今日一旦先舍我而去，连面也不能一见。今见了你，我怎么不伤心？”说着，搂了黛玉在怀，又呜咽起来。

贾母前半句不就是说“儿女中我最疼你母”吗？意虽如此，但情味大不一样。这“独有你母”，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写成“偏有你母亲一人”。且不谈“偏”与“独”之高下；单说数字表述，“独”与“一”何其孤零，与“这些”相比照岂不更见贾母对女儿贾敏独宠情深？老人家“搂了黛玉在怀，又呜咽起来”不只是一般的死了儿女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感，更是死了贾敏这一个更伤感。是不是也流露出对贾敏之外的其他子嗣有些不满呢？也是把对贾敏的疼爱，对儿女的全部疼爱转而全盘寄托到爱女的遗孤黛玉身上，而对黛玉格外地加倍宠爱吧。

数字的这种情感附着有时还会表述得很诗意。如林黛玉《葬花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讲日子不好过，却不抽象地概述，也不笼统地吐槽如何长期不咋的；曹雪芹借林黛玉的诗家手笔，充分发挥诗歌语言的感性与形象，讲一年到头不好过也用“三百六十日”这样的大数目繁密渲染，使人仿佛跟着她扳着指头数着数儿诉苦，一天天数，年头数到年尾；也一天天诉，年尾诉到年头，凄苦具象了便更催人伤感。

二、理性迷失

这种数字表述因情感附着不免会使人的理性受到影响，甚至有些迷失或瞬间短路。有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某国正与一场罕见的疫病斗争，可能有600人被夺去生命，应急预案有两套：

“如果采用计划A，可以挽救200条生命；如果采用计划B，600条生命获救的可能性为1/3，全部丧生的可能性为2/3。”600的1/3不也是200吗？

“200”与“1/3”呈现的数字形式虽然不同，而所传达的客观事理却是一致的，即计划A、B挽救生命的效度一样。可是当时有72%的人选择计划A。

这也难怪，灾难突然降临，渴望生存、渴望有更多的生存可能自然是人之常情，谁都觉得“（可以）挽救”的数字越大越好啊。在这种非常状态之下的非常情感的作用下，人们仿佛被洗脑了，理性不灵光了，把“200”看成比“1/3”更可接受的数字，更大的数字，良性数字，却把“全部（丧生）”看成不可触碰的魔咒，而不去辨识二者的相同比率。

但实验者变化措词方式，把预案说成：

“如果采用计划A，400人会丧生；如果采用计划B，全部获救的可能性为1/3，600人丧生的可能性为2/3”。

结果78%的人支持计划B。如果说“（可以）挽救”的“200”是个良性大数，强化了人们关切的“挽救”的幸福系数；那么“400”这个数，经人们强烈排斥的“丧生”的背景一渲染，立刻变成恶性数，它本来就比“200”翻倍大，而越大越恐怖，于是“全部（获救）”似乎是救命稻草，揪扯人们的敏感神经，而并不客观注意或者理性辨识其生死比率（1/3，2/3），而主观忽略或者直接屏蔽，不可理喻地规避先前人们普遍看好的计划A，而不自觉地更加看好计划B。

编辑/吕秀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