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洁

为什么中国人讲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孔子尚“和”；为什么中国人教育孩子“枪打出头鸟”、“和稀泥”、“当老好人”，因为孔子的中庸“至德”被偷换篡改了两千年；为什么很多毕业生的简历上都写着“XX学会副主席”，因为孔子有“学而优则仕”，孰不知，他还说了“仕而优则学”，而官本位的思想却深深烙在了中国人心里……

我们仍然会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场景和孔子撞个满怀，无论你的国籍如何，无论你是更爱喝咖啡还是喝茶，潜意识里的想法和不经意间的行为，都暴露了我们孔子后人的文化身份。

“半部《论语》治天下”

有人说，乐观积极的人发明了飞机，而悲观消极的人就发明了降落伞。

性格是一个人“典型性的行为方式”，从娘胎里就带着基因，成长的家庭环境，所受的外部教育，都对性格的形成起了作用。而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又取决于怎样的因素呢？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均谈论过。鲁迅对国民性格的论述则以更加阴郁尖锐的姿态为人们所熟知，诸如祥林嫂们的“集体无意识”、阿Q的“精神胜利法”、庸众和帮闲者们的“随大溜”……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以孔子为开端的儒家文化就是悬在中华民族脊梁上那柄塑造整个民族性格的灵魂之剑，这也是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鲜明特征。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以孔子思想为开端的儒家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它是积极的、入世的、务实的，修身养性的凡俗哲学，封建统治者多采取既能为其所用，又能为广大社会成员遵从的思想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特别是以人治为突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情况更是如此。而孔子所谈论的都是平凡生活中的伦常关系，诸如“仁”、“礼”、“恕”等。这种凡俗哲学“太投机、太近人情，又太正确”，黑格尔曾经评价孔子，说他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此外，孔子的“学而知之”的哲学认识论、“过犹不及”的中庸方法论、“有教无类”的普教思想等，对民族心智的开化与性格的陶冶产生过积极影响。

鲁迅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为据，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要看孔子，看官校文章和教科书，博学鸿儒的注释和传记，也是不足为据的。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曾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自己走进《论语》，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允执其中”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第二章》）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极度重视人情的国度，在人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义无返顾、放胆前进的狂者，或者一个不苟且不偷安的敢于有所作为的狷者，为人们所不屑，而明哲保身调和折中，甚至做一个表面仁厚、恭谨而实则心地险恶、口蜜腹剑的伪君子却大行其道。“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是非多”这些俗语则是此类思维凝结成的民间智慧。由此，中国国民性格中多了矜持、怯懦、畏缩，从而变得保守、自满、安逸。

与之相伴的还有“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信条，但是一味地求和，却使中国人陷入一种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的误区之中。在人际交往中，“求和”使得国人常常压抑自己的个性和兴趣爱好，顺从他人的观点和喜好，在国际交往中，过分强调“和为贵”使中国人缺乏竞争的精神，放弃社会责任，使得自己一再被动挨打，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妥协退让屈辱的血泪史。

孔子对中庸的直接论述不多，但是在其他言行中却可得知他对中庸的真正理解。子曰：“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外表忠诚谨慎，获得一乡人好感的好好先生是偷窃道德的贼。这里，孔子把四处讨好，八面玲珑，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得罪人的所谓好好先生比作贼，可见他对这种人是何等痛恨。既然如此，他怎么会通过倡导中庸之道来宣扬无原则的调和折中呢？中庸之道要求做事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这与提倡中游思想，反对排头冒尖完全是两码事。

孔子赞赏尧所提出的“允执其中”（《论语·尧曰》），反对“过”与“不及”。所谓“中”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并且是与日俱行、与时俱化的“中”。要根据不同时间、地点与条件来不断实施合时、合理、合宜的中道，才是真正的能行中庸之道的君子。

“克己复礼为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论语·颜渊》）

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了礼、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

由于对“礼”字的误解，两千多年来，无数的人为它辩护，也有无数的人猛烈地批判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生活准则，变得越来越僵化死板，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礼教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枷锁。

中国社会从确立儒家为中国正统学说以来，中国社会下层到高层就确立了忠孝仁义的伦理基础，高度重视家庭稳定与社会稳定，“学而优则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世俗追求，潜移默化地注入了国人血液里，形成其崇尚现实的一面。正因极其看重现实里的得失分寸，让中国国民性格里面多了安于现状，事事注重按部就班、论资排辈来实现埋想抱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把《论语》中这句因年龄描述的个人成熟阶段的话，当成了人生的六大境界来看待。第一境界：“志于学”。学习知识，学习磨炼自己的性格、意志、毅力。让自己的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相符。第二境界：“立”。主要意思是说一个人有了明确的人生观念，掌握了生活的基本技能，知道怎么做，并能够那样去做。但现代人往往都理解为“成家立业”，只能算作一个表面的标志。第三境界：“不惑”。四十岁，人必须坚定自己的信仰，成为事业上的专家里手，毫不犹豫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第四境界：“知天命”。知道自己的潜力和局限性，安心生活，安心工作，乐在其中。第五境界：“耳顺”。外界任何的流言蜚语，谩骂诽谤，都能像大人对孩子一样一笑了之，不仅需要的是定力，更主要的是心胸和爱心。第六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最高境界，孔子说要到自己70岁才达到这种境界，而孔子只活了72岁。它指的是什么？是自由，是符合规则。能够把各种规则变成本能，下意识地按照规律行事。

这句话可谓在最大限度上树立了中国人对生命节奏和人生目标的意识，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是从老祖宗那就定下了的。

“吾日三省吾身”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电视里经常有这样一则小广告：一位在家中的老人等来儿子、女儿、孙子的若干电话，都是问寒问暖，却没有一个回家。老人叹气：都忙。

其实父母需要的不是物质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充实，正所谓天伦之乐。其实子夏对孝道的一种理解就是：尊长身体不舒服了，晚辈尽心尽力服侍，这就是孝道了。其实不然，孝道最难的是让尊亲保持和颜悦色。从古至今，这点最难做到。

而做得好的为数不多：老菜子是其中之一。老莱子70岁还装孩童在父母前面嬉戏，以娱双亲。因此老菜子能跻身二十四孝。

中国人“养儿防老”，注重家庭关系，注重父母、夫妻、子女的和睦相处，这些与西方人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西方国家有着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老人往住进养老院，或干脆独居。话又说回来，如果老菜子活在当代，不知道会不会被送进精神病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今人距离孔子的“孝”的标准差得很远。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孔子的学生曾子非常注意修身，每天从三方面检查自己。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宣扬的是重视内修，依靠的是一种完美的道德约束力使社会正常运转。“君子”是孔子提出酌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式，“君子”之风也始于孔子的大力倡导，他对“君子”的人格境界规定为“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君子”成为中国无数知识分子的理想，有人说《论语》是一本教人“成圣”的书，然而包括孔子在内则更多的是把君子人格作为生活的楷模和实践的目标来教育自己。以至于，“君子不夺人所爱”、“君子坦荡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都成为普罗大众的口头禅。

立德、立功、立言，是达到人生不朽的途径。孔子思想传至后世，在政治、哲学、教育、人伦、个人修养等众多方面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