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尔文·霍利博士+龚威

一个幽灵——富豪统治的幽灵——在欧洲和美国游荡。在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认为考虑征收财产税的时刻已经到来。法国已经有了财产税，一直在打算减轻，但最近被叫停。即便在华盛顿选区的胆小选民中，一旦你做V字表示支持“世仇”，马上就会触动“不公平智库”的神经。似乎每个人都在为我们进入一个少数富人拥有一切、其余人则被迫从马克·扎克伯格那里租用空气和水的世界而感到忧虑。

因此，毫不奇怪，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引起了一股思想热潮，让人回想起法国巴黎巴士底狱门前的暴民。书名似乎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表示出一种孩子淘气般的敬意。虽然皮凯蒂不认为马克思的思维有系统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关注，那就是财富过度集中于一个地方。皮凯蒂为很多人说话，他疾呼，资本积累的力量将给我们留下一个更不公平、更难流动，甚至更不民主的社会，这是他灰暗的准预言。正如他所言：“过去吞噬着未来。”

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科恩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说：“这本书虽说不上写得才华横溢，妙语连珠，但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读懂它，这就把它同大多数高水平经济理论家的著作区别了开来。”几乎没有任何般配的措辞或行话和足够数量的文字资料来说明富裕社会中资本的历史演变。但这决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即《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仍然是一本好书，是一位经济学家写给那些稍有代数知识就能在海滩阅读的人看的。该书何以排在了亚马逊书榜的榜首？（与之并列的还有《觉悟父母》和《小金书》）。

部分答案是有争论的。自由主义者喜欢是因为它肯定了他们的感受，即富人没有更富，而保守主义者却担心它企图在正在进行的征收私人财产税的战斗中偷挖去一块基础。该书完美取代了对中产阶级命运的集体忧患，从对占领华尔街的关注（1%的人正在让其余的人走进愈来愈贫困的未来）到对不公平之源以及不公平正在造成的经济不稳定和美国2/3无大学文凭之人的文化崩溃的深深忧虑。该书对当前形势的论述不如购书者想象的那么多，但它所引起的大量谈论却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皮凯蒂现年43岁，在经济学家中早就有了名气。其父母属于工人阶级，他还是孩子时，就参加了当年的法国学生运动，后来他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同龄的大多数美国学生还在攻读本科。他去了波士顿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经济学，并在那里断定美国经济学中缺了什么。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我的论题由一些相对抽象的数学定理组成。但学界喜欢我的研究。我很快就意识到，收集西蒙·库兹涅茨之后关于不公平动态变化的历史数据早就应当进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学界在需要解释什么样的事实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仍在继续粗制滥造着纯理论结果，甚至还期望我做同样的事。”他返回法国，“着手收集那些缺失的数据”。

2001年，皮凯蒂利用关于诸如税收等官方档案，出版了一本关于法国不公平现象演化的著作。2003年，他的视野已经越出了他的祖国，与伯克利的伊曼纽尔·塞斯共同发表了有影响力的《1913～1998年间美国的收入不公》一文。皮凯蒂和塞斯的数据显示，不公平现象在1929年达到了顶峰，之后随着长期衰退而有所下降，在此期间，库茨涅兹那样的经济学家乐观地从理论上认为，技术进步缩小着顶层与底层的差距。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不公平现象又开始扩大，达到了 20世纪早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

过去十年，皮凯蒂与塞斯以及其他人深化和拓宽了关于收入不公问题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最终被收入了“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这项研究受到左派的特别欢迎，皮凯蒂已成为法国左派的旗手之一。他暂时中断了学术生涯，出任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的顾问。虽然他一直不是现任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的正式顾问，但他的确与其他41名经济学家一道签名写过一封公开支持信。（美国人听来，这并非那么惊人。社会党是法国主要的左翼政党，类似于英国的工党和美国的民主党。）

皮凯蒂的书是他早期著作的拓展版，但同时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开始：他首次面对财富占有不公和收入不公问题。人们在谈论时往往将这两个问题互换。但事实上它们是不同的——一个并不意味着另一个——让《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显得如此重要的那部分内容是全面记述了收入与资本的共同演化过程。

首先要知道的是，《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并非仅仅一本书。它是一个合集，有数据本、分析本、未来设想本和基于设想的对策本。4本合起来共700页，并有不少插页。每一本都有长处与短处，有不同的论证风格，有不同的读者，当你看见评论家对书的内容相互争辩时，也许是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不同的书。

关于该书的很多辩论都是在少数希望或能够读懂的读者之间展开的。主要是对资本与劳动之间替代弹性的反复辩论。用经济学术语来表示，皮凯蒂推断替代弹性大于1。他是在说，用投资新购一台机器来增加产量与增雇一个工人来增加产量一样容易。这就有争议了：正如萨默斯最近在《民主》杂志上所写的：“我不知道哪项研究建议用替代弹性大于1来测量净产出，我倒是知道有好多研究提出了相反的建议。”

如果像萨默斯和其他人认为的那样，劳动与资本并不会很好替代——意思是投入的额外美元要求新工人使该投资获利——那么，随着时间推移，由于资本的增长快于劳动力，新投资的收益将会明显下降，或者是因为你没能使工人操作你的机器，或者是因为你必须支付更高工资让他们为你工作。另一方面，如果用资本替代劳动相对容易的话——设想在你的快餐店里用汉堡包机做汉堡包，用计算机不间断地处理订单，并且没人要求加薪和增加医疗保险费——那么额外投资的收益率也许会很高。伯克利的德隆用一个简单的词——“机器人”——来解释皮凯蒂所描绘的未来。

皮凯蒂的研究表明，他预言资本将如战前那样统治未来。但预言未来可能是一件很难的事。设想托马斯·皮凯蒂的一位先辈于1913年坐下来写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这样一本书也许能揭示连贯的长期趋势，一小批欧洲精英从投资或土地中获得其超大收入的大部分。他也许会预言，30年衰退后在英国和法国呈上升趋势的资本收入今后会继续飙升。换句话说，他的主要预言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由此引申开来说，他建议的任何政策改变也可能是错误的。该书的这一部分，特别是皮凯蒂关于征收全球财产税以阻止大规模财富积累的建议被认为是最糟糕的。“我怀疑他没有严肃看待这个问题，”罗戈夫在评论财产税时说，“首先这几乎不可能实施。甚至连欧盟也不可能实施。”另一个问题是筹来的钱准备怎么用。国家间的不公平仍然大于各国内部的不公平，很难设想如何转移的问题。罗戈夫问道：“他的意思是向法国的中产阶级征收财产税，然后将钱寄往非洲吗？”想必大多数购买此书的人肯定不会心存此念。

德隆是该书的最坚定辩护者之一，他也承认这是皮凯蒂巨著中最弱的部分。他说：“我们可做的事情有很多。”试图把几百个国家并入一个宏大的合作税收方案之中是前所未有的，也许是最不切合实际的。许多国家在20世纪都实行过财产税，其中大多数国家后来都放弃了，因为富人纷纷移居外国，并将资本一起带走。这就是皮凯蒂建议征收全球财产税的原因。但正如罗戈夫所言，这就转化成了一个更难的政治经济问题，即让地球上每个国家都同意征收财产税。

即便我们假设皮凯蒂的预言是正确的，即有利于资本的经济力量将使资本积累起来并集中到世袭超级精英的手里，即便我们假设他所说的办法会奏效，那么仍有一大问题需要讨论：这一问题真的是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吗？是对“我们时代的决定性挑战吗”？

皮凯蒂著作最引人瞩目的事情是，它在美国颇受欢迎。《二十一世纪资本论》2013年在法国出版时，它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只是它在美国成了畅销书后，法国的消费者才开始抢购它。这似乎是很自然的，美国毕竟是收入极不公平的国家。皮凯蒂的著作主要是关于财富不公平的。收入创造财富这样的事即便会发生，那也是遥远将来的事。正如该书所述，美国的财富不公平程度眼下远远不及欧洲。欧洲财富惹眼的U形曲线在美国实际上是扁平的，美国2010年资本-收入比低于1870～2000年的水平。

简·奥斯汀小说中的食利贵族如今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霍雷肖·阿尔杰笔下追逐利益的企业家——医生、律师、高管、金融家、职业运动员、电影明星等精英人士，这些人通常并没有遗产可继承。但《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并不是红极一时之作，因为美国人认为它讲述的是我们后代在2070年要做的某些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它告诉他们当前正在发生的某些重要事情——在美国，而不是在法国。

他们没有错，某种事情的确正在美国发生。虽然人们确实痛恨有地产的绅士拥有巨额信托基金的想法——想到1%的人拥有总财富的1/3以上——其实那并非驱动令人不安趋势的主因。一个原本为75%的家庭提供普遍安全、稳定和机会的社会，现在愈来愈分化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和一个工作不稳定、工资不高的低技能劳工阶层。它使得许多典型的单亲家庭难以维持，也更难形成稳定的家庭和社区。无大学文凭者的生活越来越接近20世纪80年代靠福利救济金存活的下层社会的生活：单亲父母和多性伴现象成倍增加，参与市民群体活动（如去教堂和观看保龄球联赛）的水平很低。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他们的经济和感情都很脆弱；孩子们很有可能在校园和职场中掉队。

受过教育者的婚姻比较美满健康。但看看底层的混乱情况，被迫与超富竞争大学学位和好学校所在地区的房子，即便受过较好教育者也感到恐惧，担心不能保证孩子将来在中产阶级中有一席之地——特别是虽说他们的工作比在沃尔玛做装卸工更有保障，但比过去更容易受到失业的威胁。加上医疗保健成本和大学学费的不断攀升，这一切都更加令人恐惧。

当然，这只是关于资本的部分故事：机器人实际上已经取代了许多工作，将来会取代更多的工作。从为你点菜的麦当劳计算机到能够在诉讼过程中代替数十位律师及其助手的搜索软件，资本正在变成许多劳动形式的替代物——从事那种劳动的人很难在找到新工作的同时赚原来那么多的钱。

还有一个关于全球化的故事。中国的崛起为全球劳动力增添了10亿劳动者，其中大多数都愿意以更低的工资去做美国汽车工人所做的工作。移民给建筑工和园林工带来了低工资竞争。互联网和全球市场的出现增加了顶层人士的收益。从消费电子产品到电影等一切东西都在一个单一世界市场上销售，这意味着赢家获得的报酬多于以往任何时候。随着全球市场竞争已经把有利可图的地方市场全部击败，输家不再可能通过发现一个小池塘而继续生存下去。

全球市场在使资本更有价值的同时，也摧毁了大量资本。只需问一问拥有中西部高速公路中段正在生锈的工厂的老板就知道了。贸易和移民不一定是从劳动到资本的大规模转移，但却是从劳动到劳动的转移：富裕世界的工人转化为贫穷世界的工人。这样一来，各国内部的不公平现象也更加严重了。

罗戈夫说：“如果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国家，你对最近三十多年所发生的情况就会感到激动。”但如果你是俄亥俄州的一名钢铁工人，那不过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安慰而已。

皮凯蒂关于包括财产税在内的提高税收的建议也许能够阻止财富以惊人速度积累的趋势，但它做不到的是，击退令无数人胆战心惊的自动化（机器人）和全球化过程，它最多只能减缓其速度。我们可用征收财产税的手段来缓解某些痛苦，但即便在具有慷慨社会保险网的国家，长期失业也是一件悲惨的事。

从各方面的评论、反应和批评来看，大多数读者也许并不想弄清楚这些分化的含义。他们感兴趣的也许是该书的涉及面，他们完全能从皮凯蒂的证据中感觉到某些事情错了。许多人对该书也许不如人们讨论的那么感兴趣。那是该书作者可以指望的一份遗产。无论广大读者对其数据提出什么样的意见，无论未来的经济学家对其理论和预言说些什么，皮凯蒂已经在公众中掀起了自占领华尔街以来关于不公平的最热烈讨论——只有这个时候，它才是关于数据与经济的讨论，而不是谈论某些银行家的财富和街头宿营的行为。这就是一个人所带来的一大进步。

（摘自《国外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