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昇明

初入江南水乡，最深的印象是雨水多、园林多，站立在士大夫留下的一座座江南园林面前，面对人去楼空之状，这种空洞的感觉形如当今社会。中国再也没有士大夫了，也失去了跳动的传统文化脉理，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了些许远去的背影、声音，让后人百般惆怅，恍如隔世。

2005年4月24日，让很多人难以相信，费孝通先生真的走了，这让人联想到士大夫的最后离去。他们这个优秀的文人群体需要在那样的家庭、时代和语境中才能培育出来。费孝通先生回忆道，母亲的名字有个兰字，父亲爱养兰花。兰花为百草之王，有王者香，这是文人墨客的内心写照。费孝通先生以自己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观感，写作了《江村经济》，介绍中国农耕文明。此后，以《中国士绅》介绍中国士大夫阶层，再以《乡土中国》介绍乡土中国人的观念。他认为，这些乡土、这些农民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

而他自己，一次次地踏上以江南水乡为起点的道路。1930年，20岁的他从江南水乡出发，放弃了慢悠悠的小船，换乘火车北上求学，寻找自己的梦想。1936年，他带上一份江南水乡农村的调查材料远赴英国留学，比较了工业和农业文明后，个人的道路已经锁定，他认准工业下乡可以让农民“过河”，想象着亿万农民纷纷抵达工业社会的彼岸。他告诉中国人，他所认识的中国是被土地束缚着的中国，一个纯粹的农业中国注定是一个饥饿的中国，让农民“过河”，才能改造中国；他虔诚地相信，“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这个透亮的信念让他一次次做出生命的抉择：在抗战的烽火中，回到中国云南；在反内战遭暗杀的危险中，没有移居美国；在国民党的大败退中，没去台湾漂泊；在漫长的右派生涯中，静待风云过去。在70岁复出的时候，他仍然不放弃理想，继续从江南水乡出发，推动乡村工业化，然后坐不暖席地四处奔走。

士大夫阶层从农业社会中来，肩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费孝通先生自觉地承担起这个使命，用尽一生的努力，促使中国从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完成了士大夫的最后使命。

最终，当生命的帷幕落下，他长眠在从小深深眷恋的江南水乡，在童年戏耍过的地方，吴江市松陵镇的一个山坡上，回归绝对的宁静世界。

他曾经“众人皆醉我独醒”，生在忧患和转型中的中国，耳边混杂着各种嘈杂声、嘶喊声和哭泣声，到处能听到有人争论，中国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却不管中国的文化脉理何在。费孝通先生引用“教你如何不想她”这句话表达自己对这片东方土地的热爱，只选择和他心目中的中国在一起，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意解释的中国。

有的中国文人就是这样，在波澜中处变不惊，其实，这种文人气息早在上千年前就注定了。费孝通先生的家族有一种精神力量，身处动荡的时代，五个兄弟姐妹个个学有所成，四人出洋，其中两人成为留洋博士，是民国时期少见的家庭。费孝通先生说过，“仁”是两个人相爱的意思。他走过的地方那么多，每遇上民族和文化的差异，都被他用仁和爱一一融通了。不仅和相爱的人内心融通，也和中国农民融通，和少数民族融通。他写的文章很多，能看到他的学问与做人之道互相融通。他伴随中国经历过战争，这也不能阻挡他以平静的心态做调查、写文章，写出栩栩如生的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社会。

他自言是老来依然一书生，一辈子读书、教书和写书，从来没有间断过。他选择的学科在当时的人看来是冷门中的冷门，看不到什么名和利，如果没有宗教信仰般的士大夫精神，这条路不可能走得下去。他甘愿冒着战火和政治风险留下来，不必是出于谁的要求，他自信中国需要他的知识。但是他在中国扮演一个批评者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如果给他少许的机会，他情愿做一个建设者，引着中国农民一起过河。他留下的用千百次追问换来的学问难以计算，仅在一次由北京大学举办的费孝通教授纪念活动上，从世界各国来的，从中国内地各大院校来的，还有从港台来的学者，汇总起来的评论文字就超过100多万；有关他“通中西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诸多社会学问，以及他身为一个中国人怎样做学问，连外国学者都可以娓娓道来。然而，对于为数众多的中国读者，只能从报刊和网页上阅读他的短文，以及对其文字进行程序化、标签化的解读—他给人留下的最大印象是个作家，两者的对比差别太大，许多人并不明白他在东西方交流中所起的桥梁般的作用。

读者应该有这样的机会，自然、连续地阅读费孝通先生“坎坷出文章，荣辱任来去”的读书人的故事。为了重振家风，他养成了乐观进取和永不言败的性格。在40岁以前，作为个人，他在人文学科上的成就已经领先于同年代的西方人；作为民族的一员，他愿意付出生命的全部，去寻找中国道路，期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赶上西方。他劝年轻人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多传承一点精神，多弄懂一点历史。

在中国，新的知识阶层能否从旧的文人阶层过渡成功，应该是最受人关注的一件大事。中国文人接受了知识分子的称呼，如果只是单纯地传播知识，谁来延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传统文人使命？费孝通先生在这个古老的议题上上下求索，他说：“失去知识分子等于失去社会良知。”有没有社会良知，成为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的分水岭。费孝通先生成长在一个江南文人家庭中，在做人的基础上，延续了传统文人的“做士”精神。有人问梁漱溟，在民主党派人士中，对谁的印象最好？梁漱溟随口回答：“费孝通，这个人样样通，他的名字里就有一个通字嘛。”他们俩有内心共鸣，敢为农民代言。

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乡土情”和“书生志”，伴随他打开学问的大门，反反复复回到江南文人传统中汲取能量，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太湖水、太湖石，这两样东西是江南园林不可或缺的。古人的文化注重寓意和意象，也许太湖水的柔，化作了他心中的大爱，奉献给所有乡村的中国人，甚至超出了国界；太湖石做的骨，让他有挺直腰杆的士气，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完全交托出去。他怀着一个善念奉献出中国所需的常识性判断，被打成右派的时候，自己都不敢相信是真的。中国步入改革时代后，他又说：“不适应、不熟悉韦伯所描述的理性世界。”

中国变来变去，有时候追求连自己也没有搞懂的东西。费孝通先生发现，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不仅是工业有待发展，导致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人头脑中的很多意识仍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1938年，费孝通先生的英国导师马林诺斯基曾经追问：“你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费孝通先生后来拿出了中国人的回答：不是西方化，也不是灭亡，是“文化自觉”。如果想了解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和“从中国走向世界”，就要思考什么是“中国人”？已存活了5000年的中国文化，生命力源于何处？还能否再存活5000年？他认为文化是从土地长出来的，中国不是苏联、美国的翻版，中国是中国，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背后都有中国文化在起作用。

费孝通先生说：“事实上，我一生唯一的目标，就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费孝通先生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时代—无论处于陆地上的中国愿不愿意，她已被拖进了海洋之间的竞争格局，遭遇失利之后，民族复兴要从认识中国开始，要有世界眼光。“和欧洲人竞赛，中国人不是输在个人上，而是输在中国社会不适应工业文明。”他在英国完成博士学业后，回到祖国继续研究中国乡村，也向中国人介绍西方世界。他追求写人人看得懂的文章，说人人听得懂的道理，一生写作了600多万字的著作。他走江南说江南，走江北说江北，跟随他的足迹，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又一种的地方文化，看到一幅接一幅的乡村画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