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端海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资源瓶颈问题研究

●曹端海

我国传统的发展方式不符合我国资源国情，不利于在国际产业竞争中的分工，导致发展的极限不断迫近，副作用凸显。资源节约集约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和改善，有利于推动技术领域革新。建议：加强主导地位，加强相关法和标准体系建设，转变落后的政绩考核方式，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进一步明确节约优先战略，推动资源管理向生态系统管理和生态环境管护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资源瓶颈 节约集约 产业

转变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期间最为艰巨和迫切的任务。党中央早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就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国在追求发展速度的同时，也致力于发展质量的提高，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能源、粮食、生态安全形势趋紧以及“低碳”发展的背景下，提高资源节约集约水平成为转变发展的关键。

一、传统的发展方式无法绕开资源约束的瓶颈

（一）传统的发展方式不符合我国的资源国情

从客观情况来看，我国资源总量较多，但人均拥有量非常贫乏，资源禀赋整体不高。我国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3%、林地14%、草地33%和淡水资源25%，中低产田较多，宜居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20%；水土资源空间匹配性差。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占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分别是煤67%、石油6%、铁矿石50%、铜25%。从矿产资源整体质量看，富矿少，优质清洁能源少，难以开采和利用的贫矿多。

同时，我国经济增长又依靠高消耗、高投入、高排放并伴随着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国单位GDP建设用地消耗量大，闲置、低效用地问题依然突出。2008年全国城镇人口人均工矿建设用地达135平方米，而世界平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在85平方米以下。农村居民点用地达24798万亩，按8.63亿农村户籍人口计算，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达到214平方米，远超150平方米的国标上限。工业用地开发强度明显偏低，容积率一般只有0.3～0.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甚至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和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分别在30%和35%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

（二）资源高投入的发展模式不利于我国在国际产业竞争中的地位

产业发展的质量最能体现发展的质量。由于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增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一是以资源高投入为特点的经济高速增长，客观上导致科研投入积极性不高。科技研发具有成本高、风险高、周期长的特点，而依靠资源投入，却能够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效益迅速增长。对资源投入过分依赖，一定程度上导致在研发上缺乏积极性。2007年，我国的R&D（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只占到GDP比重的1.49%，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平均为2.5%，美国为3.2%。我国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发的人员是日本的13.4%，美国的15.4%。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60%以上，而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仅在30%左右。随着土地、能源、人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所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二是过度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不利于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存在一条产业价值链“U”型曲线，这条曲线两端分别是高利润的核心技术和品牌、营销，中间则是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低利润的加工生产。我国有“世界工厂”的美誉，但所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多数属于低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不高，缺乏竞争力，包括高技术产业都主要以来料加工、组装为主。2007年，我国高技术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到高技术出口总额的85.5%。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我国本土制造的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都必须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如果不能形成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中国将长期停留在“U”型曲线的中间段，徘徊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

三是过度依赖资源投入已成为制约我国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过于追求发展的速度，导致低端产品领域竞争过度和高端产品无竞争力的情况并存。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超过7亿吨，而需求仅为5亿吨左右；电解铝产能占全球的42.9%，实际产能利用率为73.2%，等等，都导致了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与此同时，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产品严重短缺，大型成套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不能满足需要。我国70%的纺织机械、75%的高端机床、75%的高速胶印机依赖进口。作为最大的计算机生产国，我国85%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来自进口。

（三）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逼近发展的极限

我国的人均土地和矿产资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建设用地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源消耗量位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我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以消耗占世界20.3%的能源实现全球GDP总量的9.5%。这种发展方式，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为世界所不能承受。

从土地资源的角度来看，供需矛盾更加尖锐。“十二五”期间，要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18亿亩。根据土地利用统计数据，2008年耕地保有量数据为18.26亿亩，如果以2008年为基期的话，到2015年，耕地的减少量要控制在800万亩之内，而2001-2008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约5900万亩。“十一五”以来，全国每年建设用地需求在1200万亩以上，每年土地利用计划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只有600万亩左右，缺口达50%以上。建设用地扩张将会受到严重制约，生态约束也将不断加大。

从矿产资源的角度来看，情况更不容乐观。近十年间，我国矿产资源供应总量增速比前十年平均值提高0.5～1倍，比同期世界平均增速高出0.5～1倍，但仍难以满足当前需求的增长。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钾盐等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的警戒线。由于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部分矿种已濒临枯竭。据统计，按目前的开采水平，世界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基础储量静态可供开采的年限分别为162年、40年以及65年，我国可供开采年限更短。

（四）传统方式发展的副作用不断显现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仅仅涉及经济增长，它同时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消费行为、文化、人与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因此，科学的发展方式应该是实现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构成的综合效益最大化。传统的发展方式过于关注发展的速度，忽视了过程和质量。

一方面表现为对生态环境破坏。2005年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发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结果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全球倒数第14位。当前，我国水土质量呈恶化趋势，近17%的土地受重金属污染，近1／4的地表水处于污染状态。温家宝同志指出，国外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出现了“生态系统管理”的趋势，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已经跨过数量管护、质量管护两个阶段，进入了生态环境管护的更高层次。相比之下，我国的资源管理总体上还处在数量管护、管理粗放的初级阶段，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人文环境的漠视。传统的发展模式以追求单纯的物质增长为核心内容，走的是“以物为本”的道路。由于土地、矿产等处于高度垄断状态，对资源采取掠夺性开发和利用；在管理上简单粗暴，不顾民生，助长了地方政府官僚主义作风和“暴发户”的心理；在利益分配上忽视民生，公共服务不到位，民生工程长期欠账的情况不在少数。

中科院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中指出，中国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将遇到资源环境压力、发展不均衡等挑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现有“历史经验”走下去，中国在本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仅为4%。

二、提高资源节约集约水平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十二五”期间，我国确立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落实节约优先战略。这些都体现了国家对资源节约集约的高度重视。粗放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是传统发展方式需要转变的根本原因之一。只有资源的节约集约水平实现长足的提高，才是真正的发展方式转变。

（一）资源节约集约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可持续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持代际间的公平，使当代人的行为不致影响后代人的福利水平。尽管资本和技术的积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自然资源，但一些关键性的自然资本向经济系统提供着不可替代的服务。为未来保留一定量的自然资本存量往往被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准则。但由于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具有必然性。当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超过发现和技术替代的速度，这种资源就面临着枯竭，也必然会损害未来的发展和后代人的利益。因此，提高资源节约集约水平，建立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秩序，延长资源的使用年限，尽可能使技术或新能源在这种资源耗竭之前完成替代，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资源节约集约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通过资源节约集约，实现发展质量的提高，以厦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该区刚成立的时候仅有1个平方公里，节约集约用地，注重发展质量是其发展的唯一出路。在择商选资的过程中，该区严格按照高技术含量、高出口创汇、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的“四高标准”，符合高新技术产业、高效益、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以及能带动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条件的项目才能入园。土地投资强度最低标准为180万元/亩，投资额小于1000万元、生产工艺无特殊要求的工业项目不单独供地。目前，该开发区内世界前500强企业就有20多家，并且培育了一批本土上市企业，精心孵化出8家“全国百强高成长高科技企业”，各类企业数量达到2100多家，其中产值过百亿元企业3家，亿元企业69家。2001年该区成为国内第一个每平方公里实现百亿元产值的国家级高新区。2010年，该区工业总产值为1298亿元，以占厦门市不到1%的土地面积，创造了1/3以上的工业产值。在全国57个国家级高新区中，投资环境竞争力名列第4位。

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的门槛，将少量的资源投入市场，保持资源的稀缺性，在不同利益主体对资源追逐的过程中就能够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这一过程也是资源价值的实现和节约集约的过程,有利于实现资源向资产和资本转化。效益最大化的产业获得资源，那些高消耗、低效益的产业被限制在门槛外，从而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三）资源节约集约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和改善

资源节约集约，一方面是指用较少的资源投入，实现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是指对既定的资源，应达到资源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因此，节约集约与发展循环经济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求利用最少的投入，鼓励对资源重复利用、循环利用，实现最少的排放或者是零排放，减少因资源开采、“三废”排放等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根据对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的调研情况来看，各地在推进资源节约集约的过程中，最重要和有效的手段就是发展循环经济。

在政府的推动下，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在矿产开采阶段，提高回采率、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实现了资源产出率的提高。并加强对水的循环利用，减少矿山占地面积。同时，大力发展下游产业，延伸产业链，实现“变废为宝”，“吃干榨净”。如江西崇义县形成了“探矿—采矿—初级加工—精加工—深度加工—应用产品—资源储备”的良性循环链，是全国钨产业链条发展最长的县（市）之一。安徽和福建一些地方在资源产业链最末端，引进建筑材料生产企业，使每年产生的工业废渣基本上得到二次利用，实现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多赢”。

（四）资源节约集约能够推动技术领域革新

在资源的利用环节，日本的节能经验能够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一度跌至负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出台实施了《节能法》，以《节能法》作为节能降耗法律体系的核心，又制订了《废弃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家用电器产品品质法》和《绿色采购法》等法律，并重点加大对节能设备和技术开发项目的支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经过30多年的努力，能耗水平显著下降，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日本从1973年到2005年，钢铁、造纸、水泥、化工这几项高能耗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分别提高了20%、52%、24%、29%；淘汰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整体上推动日本产业技术的长足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能耗较低的电子、家电产业，特别是汽车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发展迅速，平均水平逐渐超过美国。期间日本培养了一大批创新型科研人才，科技人员由1973年的22.3万人，到1990年科技人员达到60万人，位居全球第二；2005年按照每万人科研人数计算，位居各国之首，这也是日本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

通过新技术替代和新能源开发，一些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大大降低。现在日本基本上全面控制了工业污染，在大多数城市中，水和空气的质量都很好，环保技术产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三、将资源节约集约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推手，需要深化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机制体制改革

（一）加强政府在推动资源节约集约的主导地位

资源节约集约，就其本身而言是一项外部经济的活动。对于企业而言，在由资源粗放转向节约集约的过程中，需要提高技术水平、追加投资等，相当于提高了生产成本。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主体一般会有外部不经济的选择倾向，因为这种负的外部性成本不是由个人来承担。

因此，必须由政府介入，通过政府的强制力、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迫使和鼓励资源节约集约行为;通过立法和规章严格限制低效、浪费资源的行为；建立全面、透明的资源节约集约信息服务系统，从资源开采到最终产品进行有力地宣传并正确的评估；对提高资源节约集约水平的行为给予一定的激励，特别是在设备和技术的研发、引进方面，通过低息贷款、减税等给予补贴；同时，政府也有义务加大科研投入，加强人才培养。

（二）进一步加强资源节约集约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

立法建设是建立资源节约集约长效机制的根本保证。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这方面的法律框架体系，包括《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等综合性法律，也有《电力法》、《煤炭法》等专门性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指导作用，约束力不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难以执行的情况。以节约集约用地为例，当企业在用地过程中容积率、建筑密度、投资强度等达不到规定的标准时，参照《土地管理法》对企业进行起诉，基本上就无法立案，无法快速处理闲置、低效用地行为。当企业用地达不到出让合同中规定的要求，按照《合同法》进行起诉，就能够实现快速立案、快速处理的目的。

资源节约集约方面的标准体系建设还非常不完善，很多方面没有可以参考的指标。在资源开采和利用的过程中，没有硬性的杠杠，很多还仅仅是通过行政指令来约束，随意性太大。

因此，应进一步提高相关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明确奖惩措施。结合国际先进水平，完善资源节约集约标准的制定，对各类资源节约集约标准进行细化。对各类矿山开采的“三率”指标进行严格限制。对企业进行勘探、开采的资质提出明确要求。能源节约集约的指标要求应具体到行业，以有利于对企业进行考核和淘汰。探索各类行业的用地标准，推进农村宅基地标准的制定。根据标准的制订,对相应的法律进行修改相结合，提高标准在指导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的地位。

（三）转变落后的政绩考核方式

在“官本位”思想的指导下，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关注于权力的得失而非发展质量的好坏。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提高资源节约集约水平，转变发展方式，就意味着淘汰一批较为落后的产能。而这些落后产能的行业，在一些地方可能还属于当地的支柱产业。砍掉这些落后产能，可能意味着短期内GDP增速大幅下滑，而政府的任期也具有短期性，可能会出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情况，导致现任政府很难有足够的决心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提高资源节约集约水平。而当前的政绩考核方式，只关注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没有对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行设定指标，明显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客观上也是在鼓励传统的发展方式。

因此，必须改变当前的政绩考核方式，才能推动政绩观的改变。政绩观改变，才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涵盖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在内的政绩考核体系。如把政府在任期间的资源节约集约提高水平纳入政绩考核指标，自然就会推动政府向提高淘汰落后产能，由招商引资转变为招商选资，并且有利于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提高区域竞争力，吸引低消耗、高效益的优质产业进入，从而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

发展方式的转变，核心动力是技术创新。资源节约集约水平的提高，必须依靠技术的推动，没有技术含量的节约集约也是不可持续的，仍旧属于落后发展的范畴。

提高土地节约集约水平，提高矿产资源“三率”水平，降低单位GDP的能耗水平，这方面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关键就是因为技术水平没提上去。针对我姑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水平不高的情况。应加强技术引进与技术消化吸收相结合。目前我国这方面还远远不够，日、韩等国在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创新的投资比是1∶10，实现了“引进一代技术，提高一代人”，而我国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创新的投资比是1∶0.078，基本上是“引进一代技术，淘汰一批人”。

因此，要实现资源节约集约水平的提高，必须在科技领域寻找突破。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提高科研的投入水平，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理顺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结合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五）进一步明确节约优先战略

我国“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出了节约优先战略，但并没有明确这一战略的内容。应由国土资源部组织，进一步明确战略任务、战略阶段和战略部署。选好战略突破点，率先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先试先行。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资源节约集约中的带头作用。进一步扩大资源有偿使用的范围，完善资源市场建设和有偿使用制度。缩小土地征用和划拨范围。建立资源储备制度，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建立资源合理的开采秩序。

（六）推动资源管理向生态系统管理和生态环境管护转变

加强对资源数量、质量和生态的综合管理，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和质量。以实现资源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最大化为目标，严格资源数量管控，加强质量监管，注重生态系统的平衡。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矿产资源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衔接。逐步划定永久性基本农田，将基本农田纳入禁止开发区，实行“专地专用”。加强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优先考虑国际资源市场和开采生态基础较好、容易生态复原地区的资源。生态脆弱区的资源开发，应在技术可行、生态可承受的前提下，适度开采。提高对新型资源观和资源管理观的认识，以宣传教育、法制建设、政绩考核、财税体制、标准规范为基础，不断强化政府、企业和群众的节约观念。

总之，提高资源节约集约水平，是高度站位，体现了中国对全世界和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担当；需深度改革，建立节约集约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税费制度和政绩考核的内容体系；要广度创新，整体把握资源的使用调配，横向从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相互融合，纵向从产业链的扩展，提高资源利用的技术水平，培养创新性人才，提高自主创新水平。

“风物长宜放眼量”，以资源节约集约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不可急功近利，更不可因噎废食。延长资源使用的年限，以发展暂时放缓的阵痛避免经济硬着陆，从而延伸发展的长度，沉淀发展的厚度。

[1]曹端海等.我国产业发展趋势演进中的问题及对策[J].商场现代化，2007(1)

[2]贾若祥.日本节能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08(5)

[3]颜永廷.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探讨-基于高技术产品出口数据分析[J].2011

[4]李晓辉.温家宝:抢占新兴战略性产业制高点.东方早报,http://eastmoney. com/20091104

[5]任仲平.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人民日报,2010.3.1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北京 100000）

（责编：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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