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课”补成右派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

1958年夏天，一天（我这人很糊涂，不记日记，许多事都记不准时间），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我顿时傻了。运动，都是这样：突然袭击。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不发言是不行的。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这位同志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 ”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是：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远树绿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听到这样的批判，我愣在那里。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

结论终于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

我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刑前给儿子写信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