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华乾

《重庆日报》前首席评论员、《巴渝文化报》总编辑、《红岩春秋》特约主笔。

现今，杂文很不景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原因很复杂。一些地方的官员，把杂文当“杂音”，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悖论？我以为，这要从杂文的历史和功能两方面来找原因。

从历史上看，以鲁迅杂文为典型，尽与政府唱反调、发“杂音”，不是冷嘲，便是热讽，甚至于掷“匕首”“投枪”，搞得政府恨之入骨。好在这位旗手解放前就走了，解了国民党一大忧。

到了解放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当然得吸取教训，引导和管控好舆论。首当其冲的就是写杂文的吴晗、邓拓、廖沫沙，还有一大批文人，特别是右派。

“文革”后，文化的春天来到了。紧跟“伤痕文学”以后，杂文也跟着火了一把，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写杂文，又编了几年《杂文月报》（后改为《重庆杂文》）。再后来，拨乱反正，骄枉过正，杂文也就重复往日命运，很多人不喜欢它，总认为杂文就是“骚言杂语”，大多杂文作者被称为“杂家”，得不到信任。为啥？你一天到晚怀着“阴暗心理”、逆反心理，专门发现问题，解剖问题，还批评这个，讽剌那个，谁喜欢你，惟恐避之不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文作者自以为聪明，就是难得糊涂，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杂家”们只得自我解嘲，“咱是秉笔直书、遵命而作。”

改革开放近40年，除“春天”以后，杂文再也没有过“第二春”。无论是反自由化，还是倡主旋律，无论是反腐败，还是传递正能量……从上到下，都没人号召拿起杂文的“匕首”“投枪”，也没人说现在该杂文上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