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晗

国内外普遍认为，当代中国理所当然地应算是一个“复杂中国”，一方面，整个国家正在飞速崛起，大量的资本、资源以高速流动的形式带动着国家经济指数的增长；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环境、民生、贪腐问题亦为世界所瞩目，各式各样的社会矛盾成为这个超级大国走向复兴的最大障碍。在这一特殊的语境下，各种意识形态，政见观点也层出不穷，堪称1949年以来思想最为鼎沸的大时代。

在这些不同的思潮中，有一脉是相当值得关注并有着重要影响的，就是全国上下的“崇美”思潮。与其他思潮的差异性在于，这一思潮在民间有着相当深厚的土壤。具体来说，上到知识分子、高级官员，下到贩夫走卒、市井妇女，其中不少人皆对美国这个大洋彼岸的国家有着莫名其妙的深厚感情。移民、生子、投资、旅游、留学，均以美国为首选，甚至以去美国为荣，美国成为许多人的桃花源与理想国。

整整二十年前，一部由冯小刚、郑晓龙执导的《北京人在纽约》敲响了8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的警钟，一曲主题曲《千万次的问》也唱哭了大洋对岸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某些中国学者认为，此乃官方意识形态对80年代以来的“自由化”思想所做的清洗，但这部电视剧却也道出了中国人在美国的辛酸与不易；两年前，一部名为《北京遇见西雅图》的电影又横空出世，更是将中国人通过利用“赴美生子”获得“居留权”的普遍心态做了尖刻深入的描写与嘲讽，尽管其情节套路颇多令人诟病之处，但却因为这部电影，“赴美生子”在中国大陆竟一下子成了热门关键词，许多移民公司都开启了“赴美生子”服务模式，一时间生意“爆棚”。

由是可知，“崇美”心态在中国内地有着根深蒂固的力量。在不少人看来，美国是民主、和平、自由、人权的象征，甚至“一人一张选票”“人人可以竞选总统”成为许多中国人在谈论美国时的必备谈资。近些年，随着第二次“新移民潮”的兴起，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对于美国的宣传开始更加多元化。“美国的治安世界第一”“美国没有拆迁”“美国公路行车世界最安全”，甚至“美国白宫人人都可以进入”等等，皆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网络上也有相当大的一群中国人为美国政治、美国文化与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摇旗呐喊，这些人被戏称之为“五美分党”。但吊诡的是，在互联网上却无“五卢布党”“五欧元党”存在。

实际上，这些话题多半为对美国的“虚美”，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譬如，近年来美国白宫（非办公区）早已不提供给普通游客游览，要进入办事必须要有国会议员的推荐与陪同，而美国的治安在全世界也属于中等偏下，至今仍是世界上枪案最多的国家之一，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但这一切也反映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社会现象：世界上的国家如此多，缘何当代中国人对于美国有这样浓烈的好感？以至于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到了罔顾是非的地步？

笔者发现，中国人的“崇美”心态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奇特个案。譬如对美国人大唱赞歌的“偏爱”，让美国人都匪夷所思。而且，不少“崇美者”的言论亦不具备普世性，譬如我曾经问过一个印度企业家，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吗？这位印度人连连摆手：“怎么可能？如果美国算，那恐怕连印度也要算了。”

这位印度朋友的话或许有调侃之处，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崇美”心态并不符合世界客观实际。此外，笔者曾对英国、新加坡、越南、俄罗斯、加拿大等十个国家的十余名不同行业的人士进行调研了解，其中只有半数认为美国是“超级大国”，但并不认为美国乃是人类发展的样本，更不认为美国的政治、文化具备国际性的普适性。

鉴于此，笔者在此拟就这一问题做一个客观、深入的探讨与分析。中国人的“崇美”心态究竟从何而来？在当代中国，这一心态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崇美”心态反映了中国需要做出何种改革？

一

中国人的“崇美”心态，始于20世纪20年代。

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人数千年来积累的“天朝自信”，遥远的“蕞尔小国”英吉利竟然不远万里，轻而易举地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紧接着的“甲午海战”“八国联军战争”不断促使清政府在失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看来，中国已经沦为“东亚病夫”——“东亚”本身已经很落后，此地的“病夫”则可想而知，中国，无疑属于全世界最孱弱的国家。

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自“洋务运动”萌芽以来一直存在，但一方面“夷”并不给中国人“师”的机会；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没有想过真正、彻底地“师夷”——即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进而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的现代国家。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外国一直处于极端仇恨的地步。无论是清廷的保守派官员，还是“太平天国”“小刀会”与“义和团”等不同类型的农民起义，皆反映了当时中国对于国外列强既怕又恨的心态。即使有少数“睁眼看世界”的洋务派、改良派官员，但是他们在根子上仍然对“外国”是充满不满的，谈不上“爱”更谈不上“崇”。

中国人真正在意识形态上对外国产生改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中国以战胜的协约国出场，但却在外交上一败涂地。但是“一战”却催生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对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苏联并不歧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中国，并且苏联愿意向中国“输出”社会主义理念，使其“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获得成功。

一个意图找国家建立自己的联盟，一个主张“联合全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国与苏联在“一战”之后的相遇，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也正是苏联，改变了中国对于“列强”的观念，“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构成了20年代中国政治的主流话语。

从“列强”到“师”，苏联开启了中国真正“师法欧西”的步伐，“联俄”期间，苏联曾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这一点也为其他西方国家看在眼里。无疑，这为列强们重新控制中国打开了新的渠道。孙中山病逝之后，苏联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一方，大力扶助农工运动，罢工风起云涌，给具有英美背景的江浙财团、买办阶层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与损害。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保证自己的在华利益，并且为了抗衡苏联在全世界的扩张，英美财团开始寻找中国的政治代理人，以抗衡苏联对中共的扶持。正在攀登于中国政治巅峰的蒋介石自然成为了其重要人选。

因此，“美援”是20年代的“四一二”政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获得的主要国际援助之一。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很快武力统一了中国。在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与美国都成为“同盟国”，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益发变得合法、合理、合情。为了“报答”美国政府的援助，在蒋介石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于美国的正面宣传，完全不遗余力。甚至蒋介石在号召抗战的“四全大会”讲话上，亦将“华盛顿”与“岳武穆”并列。

平心而论，苏联也好，美国也罢，之于当时的中国而言，都是可望不可及的高峰。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社会文明程度，均与中国相去何止以道里计。崇拜苏联也好，爱慕美国也罢，若能带领中国走向发达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强国，也是功德无量之事。但可惜的是，“美援”并未换来中华民国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林，相反还在内战中节节败退，丢失大陆的统治权。无怪乎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蒋介石等人失望之极，甚至破口大骂：“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

二

中共建政之后，旋即韩战爆发。在这场被称为“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中国以牺牲数十万人的惨痛代价，换得一纸美国的停战协定。从此以后，中国不再认为美国乃“世界头号强国”，而是以“纸老虎”“帝国主义”代之。坦率地说，在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时代，美国在东亚屡受重挫，先是韩战失利，再是越战受挫，在当时处于闭关锁国当中的中国人看来，这样一个屡战屡败的国家，何以有称霸世界的能力？

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大陆已经逐渐进入全球化时代，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中国，再加上与苏联长期交恶，因此当时不可能不与当时的资本主义头号大国——美国产生任何接触。这也是晚年毛泽东、周恩来所共同考虑的外交策略。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中国与美国逐渐恢复了外事联系，在毛泽东病逝之后，中国建立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一改先前“纸老虎”之恶称，开始走向邦交正常化。

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开始盲目“崇美”。早在中美建交之前，中国与法国、瑞典、瑞士、丹麦与芬兰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交往并非是以其为师的。时至今日，这些国家之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只是一个地名而已。但当下中国“崇美”之思潮，却从中美建交开始，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美建交之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在访美的过程中，邓小平惊讶于福特汽车生产线日产50辆汽车的速度，这对于当时年产汽车一万多辆的中国来讲，无异于超级效率。而在休斯敦的波音公司生产车间，邓小平更对美国飞机的生产线赞不绝口，认为这几乎是奇迹。

在美国访问期间，邓小平走访了亚特兰大、西雅图、华盛顿与休斯敦等以高科技著称的城市，对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大为惊讶。在参观完毕之后，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关于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条约，其中包括派遣留学生与重新开启的“富布莱特学者”项目。

在中国知识界，流传着一个无法考证的桥段。邓小平访美时，时任代表团顾问的李慎之曾问邓小平，为什么我们要访美？邓小平当时向李慎之表示：“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发财了，我们也要跟着去，赶紧去。”

但笔者认为，这句话应是“崇美者”假托邓小平之语。因为李慎之虽为随员，但应未与邓小平有过任何交流。在晚年，李慎之曾对来访者否认了这一说法并表示：“我没有跟邓小平讲过话。我跟周总理谈过话，也跟胡耀邦谈过话，也跟赵紫阳谈过话，可跟邓小平没有讲过一句话。”（见施亮《最后一次谈话——李慎之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自邓小平访美之后，中国社会“崇美”思潮的泛滥。随着赴美中国留学生、新移民的增加，“美国”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异邦想象”。来自美国的雀巢咖啡、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等食物、饮料，成为了刺激中国人味蕾的“洋玩意”，变形金刚、NBA篮球比赛、好莱坞大片、摩托罗拉手机、福特汽车、Windows软件、苹果电脑与耐克球鞋，也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日常生活方式带来了文化的变革，“美国”开始成为发达国家的代名词。之于正在崛起期的中国而言，开始逐渐对美国产生了经济的依赖性，美国成为中国外贸进出口最主要的国家。一批中国人在美国开始定居，他们不断通过各种形式向国内的亲友传递美国经济发达、人民友善、政治先进、文化高雅的诸多消息。美国，也就成了80—90年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桃源圣地。就当时的情状而言，美国是中国国民心目中的天堂，是社会发展的榜样，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超越当时的中国许多，这种诱惑力，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了的。

这里再举一个例证，也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一问题，1982年，中国女子网球队赴美参加“联合会杯”的比赛，当中有一位叫胡娜的运动员，抵美之后，忽然对美国现代的生活方式与网球运动员的高薪待遇产生了强烈的羡慕，于是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要求移居美国。这一事件被称之为“胡娜事件”，甚至在当时引发了不少中国人的共鸣。

多年之后，当另外一位中国网球运动员李娜走向世界网坛之巅并拥有亿万身家之时，客居台湾的胡娜表示，她自己当年完全没有想到未来中国发展之迅速，会如此地出乎她的意料。“我那时实在是太年轻，太单纯，也太不成熟。”这是胡娜对自己当时“政治避难”的反思，如果历史有假设，胡娜当时还会申请政治避难吗？但历史不容假设，也没法假设。

三

中国的国民性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一旦在精神上被打开，就成汹涌巨浪，一发不可收拾。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曾有个精妙的论断：“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

因此，“崇美”思潮一旦释放，立刻就成为一个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上空的“潘多拉魔盒”。在不少中国人看来，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中国则一定是不好的。美国有高楼，我们没有；美国有高科技，我们没有；美国有的一切，我们都没有，而我们拥有的，又是落后、贫穷、封闭的。因此，我们应该向美国看齐，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向现代化。

可以这样说，这种感情虽然是“崇美”，但在情理上仍有值得赞许之处，毕竟是为中国找寻现代化之路。尽管官方一再主张“摸着石头过河”，但也要有石头可摸。而对于不少中国人而言，美国就是一块现成的石头，摸来摸去，比没有石头强，总归能给中国找着一点希望。

实际上，中国人对一个西方国家的盲目崇拜，美国并不是第一个。早在20年代，中国的知识界以及左翼政治家对苏联的崇拜与热爱，就已经表现出了“过热”的一面，在当时许多中国人看来，苏联的一切都是好的，乃至革命成功的模式都可以复制到中国来，结果工人运动与占领城市根本不能引导共产党走向胜利。在50年代，“苏联模式”再度复刻中国，“大炼钢铁”险些让中国跌入崩溃的深渊，而与此同时，苏联的控制却日益加剧。毛泽东痛心疾首，只好挥刀斩断与“老大哥”的联系。当代中国人对于这段历史，并不陌生。但笔者认为，时下“崇美”这一思潮，犹如脱缰野马、失控列车，比当年全民“崇苏”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开放程度也前所未有，科技、文化、教育、卫生、政治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按理说，中国人不应在美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崇美”之风理应有所偏转。但实际上，进入到21世纪尤其是201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崇美”之风有强无弱，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社会景象。

从逻辑上讲，这很荒谬。国家越强大，民众反而越缺乏自信心，这看似不符合常理，但这却是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实际情况。仔细来看，在最近十年里，中国的“崇美”之风不再如当年那般片面，羡慕美国的高楼大厦、名车豪宅，而是转而从另一个层面——即文化、政治层面对美国推崇备至，形成举国上下的“崇美”之潮。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即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推崇，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是“一人一票选总统”的国家，而中国却没有这样所谓的“普选”，而这恰是中国走向文明的绊脚石。正因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所以白宫之于美国人民来讲，人人都可以随便进，而美国总统在路上看到美国人民，也乖乖地鞠躬致谢，否则来年不投你的票，你就当不成总统。

曾经在微博上流传一个这样的段子，大致情节如此：一个美国人，因为内急，赶紧冲进白宫，结果在厕所里碰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时候他很傲慢地质询奥巴马：你们的厕所里为什么没有空调？奥巴马诚惶诚恐地说，他这就通知办公室安装。这时一个警卫在门口张望，这位美国人对着门口大喊：看什么看！你不知道我是纳税人吗？于是警卫仓皇而逃。

这个故事曾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以至于有中国网民在网上泄愤：“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去中南海撒泡尿？”而这个段子，恰也反映了当下中国人对于“民主”的看法。白宫你可以进，总统你可以随意吆喝，所谓“民主”者，乃“民”为万物之主也，说到底，这里的民主，还是民粹。

在本质上，这是不少中国人仇官、仇体制的具体表现。在“白宫”的厕所里对奥巴马提出无理要求，吼骂警卫人员，自己俨然以总统之上的“太上皇”自居。但是在美国，真相是否如此呢？据笔者了解，目前美国白宫根本不提供任何形式的参观，即使需要办事入内，也必须要一位国会议员作为担保人，提前许多天（如果遇到大型会议的高峰期则需要半年）预约之后，陪同办事者进入。

实际上在美国，并非是人人都可以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一人一票”的大选。总统候选人由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选举之前，两党从选举点、县、选区到州逐级召开代表会议，最终选出本党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然后再在全国党代会上决定本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名单，整个过程相当复杂。等轮到普通民众有投票资格时，候选人只是台上站着的几位陌生面孔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自首任美国总统至今，美国总统候选人多半都有州长、部长的从政经验，并且身后均有财团支撑，当中已经出现了四对父子、叔侄总统，至于“父子州长”“祖孙议员”更是不胜枚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

而且，美国总统也并非见到老百姓就点头哈腰如哈巴狗状。在总统大选期间，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会到不同的州进行巡回演讲，期间也是禁卫森严，除非总统候选人本人愿意，否则一般人难以与之接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司法武装人员如警察、军人对于任何在美居留的人员，都有权力对其搜身，并且要求无条件配合。如果对其态度不恭，随时有可能将其逮捕甚至一枪击毙。

至于纳税人在美国更是天经地义，根本无须时刻强调自己的身份。相反，如果你拒绝纳税，政府随时都有可能对你实行制裁。但就笔者所见，美国政府尤其是征收高额“消费税”的北卡州政府，施政与治安能力却极其低下，这一问题将在后文中予以详述。

四

我们继续谈中国人对于美国政治的看法，就笔者而言，我并不认为美国的政治模式是“世界第一等”的政治形态，只能说，它促使美国成了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它可能是最适合美国发展的政治模式。

讨论一种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话题。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模式，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模式，它是由这个国家、地区多年来的积累之结果。就连中国模式，也分为广东模式、江苏模式等等，譬如学者姚中秋就认为，备受世界关注的“广东模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儒家文化南移与明代以降海外贸易的影响，而我们常说的江苏模式、浙江模式实际上也都是几百年来该地不断政治实践的结果，若将这些沿海省份的发展经验搬到新疆、西藏地区，未必就能复制出一个新的广东或江苏。因此，“美国模式”最多也只能反映了美国两百余年的政治实践，根本不能说明其放之四海而皆准。

正因此，当下中国的“崇美者”对于美国的政治模式大唱赞歌，甚至连美国的“持枪许可”“超速抓头车原则”等严重落后于时代并被美国人斥之为“恶法”的法律条文，却在一些“崇美者”口中津津乐道，认为乃是“民主”的标志，这实在是既可笑，也可悲。

更可悲之处在于，不少“崇美者”认为，美国不但政治开明，而且还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几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来到美国之前，我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她刚移民至美国，便迫不及待地向我展示她的别墅照片，我问，你的别墅周围看似很荒凉，也没有什么安保措施，治安不会有问题吗？

没想到她立刻反驳我：我们是民主国家，政府是一人一张选票选出来的，治安敢不好？警察局长不要当了。

末了还补充一句，我们这里高福利，流浪汉一个月拿的低保，比你们国家教授的钱还多。

我轻信了这位朋友的言论。很多人都知道，我和妻有散步的习惯，到了美国之后，我们曾两三次在月黑风高之夜，从北卡庙岭（Chapel Hill）分校的主校区走回我们的公寓，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一侧是寂静的山岭，一侧是同样安谧的森林，全程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对妻说，美国治安果然不错，沿途我们也没遇到什么麻烦。

这件事情被亚洲学系主任乐钢教授知道之后，严厉地劝住了我们：“这种事情你们不要做，我有朋友就是在达勒姆（Durham）的公园里被抢劫的，你们没出事，只是你们运气好而已。”

我们开始半信半疑，后来我们在离学校不足一公里的小镇卡勃罗（Carrboro），就遇到找我们索要钱财的黑人，此人比我高一个头，身材健硕，口袋里不知装着鼓鼓的什么东西，态度粗鲁蛮横，好在我当时灵机一动，比划着说自己听不懂英语。旁边正好有辆警车经过，这个黑人顿时转身走掉了。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写这篇文章的2014年7月25日，就在前一天的中午，北卡庙岭分校药学系教授刘锋先生，被两名牛高马大的黑人劫匪虐杀在学校主校区的闹市人行道上。就在刘教授遇难的当天，一位姓纪的中国学生，在南加州大学被三名美国劫匪残忍杀害。一天两条人命，都在美国，都是中国人，都是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都是被无缘无故虐杀而死。当地朋友告诉我，这样的新闻，在美国并不少见。

因此直至今日，我与妻都对我们的“步行”心有余悸。我是一个喜欢步行的人，我通过对不同城市的步行，进而激发我的创作灵感。三年前我曾在台南步行，从林森路走到老火车站，《最是多情忆台南》便是我步行的见证；我与妻也曾徜徉在深夜的伊宁三个小时，写下了《汉人街纪事》；甚至在蜜月旅行中，我还与妻结伴在捷克的工业城市皮尔森散步，因此有了那篇《皮尔森的夜》；当然，我也曾独自在香港慢跑，从油麻地、旺角一路到九龙，脚步声与《星光大道上的琴声》合奏而鸣。但是在美国的那趟一小时的行走，我至今想来，都难以激发创作的灵感，因为恐惧，因为后怕，使它摧毁了我一切的遐想与哲思。这两件惨案发生之后，当地华人人人自危，许多人甚至连白天出门的勇气都没有了。

这件事情被一位在台南地方政府工作的朋友知道后，他写信给我，信里有这样一句：“衡量一个政府执政能力的高低，就看这里的居民敢不敢独自夜行。”

罗斯福曾说，人当有四大自由。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已经成为美国人的生存准则。我认为，在这“四大自由”中，“免于恐惧的自由”当首当其冲，试问，如果一个国家连公民、旅行者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那么信仰、言论与物质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将这两条新闻发在微博里，一是告慰逝者，二是谴责凶手，三是问责美国政府，缘何连基本的社会治安都不能做到？我原本以为，这件事情会触动“崇美者”的神经，使其在同胞未干的血迹中对于美国有着更为深刻、客观的认识。只是没想到的是，大多数人却在问责我“是何居心”，“难道中国就没有杀人犯吗”“就算美国有杀人犯，人家也是一人一张选票”……

呜呼！又是选票！选票，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五

关于从“选票”这个角度客观认识美国这个问题，我曾经和一个网友辩论过，他是一位大学老师，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崇美者”，因此他在微博上有大量“粉丝”。我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形式告诉他，现在中国的物资极大丰富、社会公共资源也建立完善，而且治安比美国也好很多，即使最被你们诟病的言论自由，目前也没有太大问题。微博上许多言论，早已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边界，譬如不少人在胡锡进、孔庆东、余秋雨等名人的微博下所采用的侮辱性、恐吓性语言，甚至已经碰触到了刑罚的范围，但也没有谁因为这些言论而受到法律的惩处。因此，过度“崇美”，没有必要。

这位朋友以微博的形式回复了我，他的微博是这样写的：

我知道，中国比美国物质丰富，但是我还是要选票；我知道，中国比美国生活方便且舒适，但是我还是要选票；我知道，中国比美国的治安好很多，但是我还是要选票；我知道，在中国，有些言论比美国还自由得多，但是，我还是要选票。因为，民主就是一张小小的选票，我在这头，总统在那头。

我曾经问过一个美国人，民主党和共和党你选谁？他回答我：一个傻瓜，一个坏蛋，你让我选谁？

之后这个美国朋友告诉我，在他所在的州，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参加选举，但是大家对于政府的施政，却特别“热心”。他本人是一位政治学教授，但他同时也发现，美国社会、政治走入了一个“怪圈”。因为所谓的“一人一张选票”带来的“热心”，导致上一届甚至上几届政府的问题、桎梏乃至痼疾，循环往复，根本得不到根治。

譬如前文所提到的“超速抓头车原则”，这个原则颁布于20世纪之初，当时马路上车并不多，也没有监控录像与查超速设备，所以警察只好抓住带头超速的司机，予以重罚。这一恶法延续至今，导致现在美国的高速公路超速成风，限速60英里却可以跑到90英里，整个车流相当于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狂奔。有一次我和妻行驶于从庙岭到夏洛特（Charlotte）的高速上，因为车流整体速度太快，我们已经预感到非常不安全，只好选择减速，结果差点遭遇后车追尾——当时我的车速已经达到100英里每小时，几乎相当于高铁的启动速度。那一路上，我随处可见地上因为追尾、碰撞留下的车辆零件与残骸，简直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我把这件事情讲给美国人听，他们大多耸耸肩，告诉我，在公路上的事情，只有凭运气了。而且美国不但采取“抓头车”的原则，而且要求所有的车都要跟上车流，否则因为“挡道”也会被路过的警察发现并处罚。举个简单的例子，公路限速60英里，但整个车流的平均速度都是90英里，如果你开60英里，很可能被处罚。

我问为什么不强制安装测速仪，对于超速者予以重罚？一位美国朋友表示，这是老问题了，再说这些事情“老百姓”说了算。而且他还举例，夏洛特地区的公路因为超速太厉害，大货车又多，几乎每个月都有倾覆、连环追尾事件，当地政府去年只好安装了监控设备，结果遭到不少司机的抗议，这些设备被迫又不得不拆除掉。

人都是有惰性的，也是有劣根性的。西方研究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家早已告诉我们，大多数的司机都有超速的欲望。当管控超速的交通法规不能健全起来的时候，那么公路上完全可能成为弱肉强食的赛车场。我在欧洲、东南亚以及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都看到对于“超速”的严厉惩罚。譬如在英国，超过标准速度50公里每小时，即将面临罚款5500欧元的“天价罚单”。但是在美国，似乎这一切都是奢谈。

大概这就是不少中国“崇美者”所羡慕的“民主”，这里的民主，说到底还是“法不责众”的民粹。我始终认为，人民对于政府有监督的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施政的过程中对于大是大非的问题要做出妥协。就拿美国的超速来说，这些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大可能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个“最民主”的美国，却成为了困扰政府许多年的难题，想来真是匪夷所思。

正如那位大学老师回应我的那样，美国是“一人一张选票”的国家，但是我们也知道“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基本道理。如果选票连管理“超速”这样的小问题都不能解决，那么选票存在的意义又何在？民主的价值又指向何方？

六

就在我来到美国的这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一条有趣的微博。

一个曾经长期歌颂美国的知名中国知识分子，这次终于来到了美国，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美国，结果他发现，他脚下的美国，与他歌颂多年的美国相去甚远。于是他感叹，其实中国并非糟糕透顶，同样，美国许多地方也不如中国。

当时就有许多网友惊呼：原来你以前没有去过美国？

我知道，像这位先生一样，从未去过美国，但乐于美国辩护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包括先前那位与我争论的大学教师，他也从未去过美国，但是他对于美国的热情崇拜，已经超越了理智，几乎到达了宗教信仰的边缘。

人们向往天堂，是因为谁也不知道天堂长什么样，无知带来崇拜，从而产生宗教，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这让我想到另一个故事，一位女影迷，对某男影星暗恋到不能自已，想尽千方百计之后，她最终成为这位男影星的私人助理，结果与这位影星共同生活多年之后发现，他不但喜欢吸毒、嫖娼，而且脾气暴躁，经常辱骂这位助理。多年来的信仰顷刻崩溃，这个泪流满面的女影迷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

同样，在网上许多歌颂、崇拜美国制度、文化乃至各种缺陷也当做优点来赞美的中国“崇美者”，他们大多数并没有美国的生活经历，并不知道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政治绝对文明、法制无比健全、人民超级安康、社会高度和谐、文化极其深厚、福利保障到位的国家。犹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这个国家本身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现在它并不存在，今后的人类或许会建设出这样一个国家。

但是，把这样的理想，却寄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国家身上，这一定是不切实际。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崇美”热，有学者认为，是目前中国开放过度，导致意识形态混乱。但我却反弹琵琶，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开放的程度不够。譬如事实告诉我们，欧洲尤其是北欧，治安环境比美国好很多，其管理模式完全可以为中国所借鉴；而且东亚的韩国、日本的政治改革策略，也比美国的政治制度更对中国有借鉴意义；至于文化与历史，我们自己就已经相当丰厚，至于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学习，我们不妨师法东欧。但当大家对这些国家或地区了解不够时，只有选择最为熟悉、也最为陌生的美国。

除了借鉴之外，我们也应该站在全球化的视角下，对目前世界格局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这让我想到了我的朋友刘剑梅博士在一篇文章里所写到的那样，“我父亲（刘再复先生）在年轻时也唱过高调，出国之后，他一直在反省，特别是走了几十个国家、看了人类社会充满困境之后，头脑更为冷静清醒。当今世界还有那么多国家仍然处于超乎想象的贫困动乱之中，地球上并没有理想国，即使最强大的美国也是问题成堆，其社会问题甚至比中国还要多。看到人间的真实情景，我父亲便不敢太苛求了。”

像我那位印度朋友，他已经行走了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明显对于世界格局有着更为可观的认识。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在中国前行的道路上，“师”有许多，美国只是其中之一，包括英国、新加坡、加拿大、日本，何尝不可以为师？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不是针对美国这一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我们是针对全球的开放。如果只盯着美国看，这无疑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这好比是一个学生交了许多课程的学费，最后逃掉了绝大多数课程，只修了其中一门。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现在最迫切的，是对于全世界的认识与全球化的立场。“非中即美”是许多“崇美者”的心态，这相当要不得。美国固然有比我们先进之处，但我看来，经历了三十年发展的中国，许多地方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沾沾自喜，譬如在经济增长方式、国民福利保障、高等教育体系、科研创新能力与公共文化建设等方面，中国还严重落后于世界许多国家，当然也包括美国。

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讨论“道路自信”这个话题，我倒是觉得这四个字颇值得玩味。论自信，我们确实不如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也许中国人是穷怕了，过惯了仰人鼻息的日子，纵使现在成为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我们依然难以摆脱这百年来的自卑心理，尤其在一向高傲的美国人面前，总有些抬不起头来。

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就在我的公寓附近，有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天，我与妻看到一个亚裔男子闯了红灯——尽管当时并没有车经过，一个途经于此的美国白人男子，随口抱怨了一句：Chinese。

这让我与妻触动很大，于是我们发誓，在美国的日子里，决不闯一次红灯，以免丢了中国人的脸。但是在等待红灯的过程中我们却发现，许多白人都罔顾红灯闪烁，甚至不顾车来车往，径直走过，视若无物，其中甚至还包括穿着制服的公职人员。原来，“中国式过马路”只是人性使然，老美们的一句Chinese无非是潜意识里的种族歧视而已。或许当中国人早已不再闯红灯的时候，美国人依然对红灯无所畏惧，当然，这已经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了。

仅从这一点来讲，让我崇拜美国，真的很难。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