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锦还乡是古今许多读书人的梦想。虽说成语本意是指富贵以后穿着华丽的衣服回故乡，但对照历史和现实，光华丽的衣服似乎还不足以代表这种梦想的“高度”，对于某些人来说，还包括有价或无价的资财。像那位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他衣锦还乡后，不但兴建了雕梁画栋、巍峨雄伟的“将军府”，还带回了数不尽的珍宝和茅台酒。据说查抄时，其贪污受贿的资财装了四卡车，甚至包括金船、金像、金脸盆之类，真有“富可敌国”的味道。

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对于忙着往家里敛珍宝拉茅台的人来说，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人，而这一人，不是老百姓，是他自己。行有行规，官有官品，一个官员的官品，在很大程度上可从他家里的富裕程度或离任时所携财货多少作为参考，尤其在运输不够发达的古代，更是如此，一看一个准。

据欧阳修《新五代史》记载，后唐、后晋时期的节度使赵在礼，历任泰宁军、匡国军、宋州等十多个地方的行政长官，所到之处，他从不关心国计民生，而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开设邸店（古代兼具货栈、商店、客舍性质的处所），经营商业，积得万贯家财。不仅如此，他还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他在宋州时，老百姓底子薄，经不起盘剥，苦不堪言，把他视作“眼中钉”。后来，听说他即将离任，老百姓如同拨云见日，奔走相告道：“眼中拔钉，岂不乐哉！”赵在礼闻讯，心生报复，立刻请求朝廷让他继续留任一年，得到许可后，贪得无厌的他，更是在以前苛捐杂税的基础上，再人均增征一千钱，特意取号为“拔钉钱”，弄得许多老百姓雪上加霜，甚至家破人亡。一年后，赵在礼离任，回家自然船运马送、车载斗量。“瘟神”终于送走了，老百姓拟了一副对联作为“临别赠言”：“早去一天天有眼，迟去此地地无皮！”老百姓真是可怜，遭遇贪官，却欲告无门，欲哭无泪，唯以吟诗表达愤慨，图个嘴巴快活而已。

对于一个离任的官员来说，带走的资财愈多，留下的骂名、恶名也就愈多；带走的愈少，留下的美名、贤名愈多，除了造福一方的政绩，还有清正廉洁的称赞。历代清官离任时，留下美名者不在少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时年42岁的包拯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产砚，中国四大名砚，端砚尤以石质优良、雕刻精美居首，被朝廷钦定为贡品。那些附庸风雅的权贵，均以能得到端砚为荣。因此，在端州任职的官员，似乎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纷纷打着纳贡的幌子，以多出数十倍的数目征收，假公营私，拿着公家的东西去结交打点，跑官买官。包拯到端州任职后，首先想到的却不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官场陋规，而是减轻农民负担，自断这条升官捷径，悉数减去多余的征敛，只征收进贡的数目，领导也好，故交也好，批条子也好，打招呼也好，一概不理。他还在端州府衙的墙壁上写下《书端州郡斋壁》一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他认为做官当除贪欲，谋正道，以做清官为荣，以做贪官为耻，这就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包拯当了三年知州，“岁满不持一砚归”。

与包拯同朝为官的赵抃，今天的的人们或许不是很熟悉，而在当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两人名声都同样显赫，人们呼包拯为“阎罗包老”，称赵抃为“铁面御史”。赵抃比包拯年轻九岁，但无论是“直道是身谋”的为官理念，还是“毋贻来者羞”的个人操守上，两人却是心有灵犀。赵抃进士出身，历任武安军节度推官、江原知县、殿中侍御史、右司谏、成都知府等职，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以为人正直，立朝刚毅著称。任御史期间，弹劾不避权幸，曾扳倒过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等权力显赫的高官，被朝内外尊称为“铁面御史”。而最让人敬佩的是，赵抃做官四十余年，不仅在中央任过要职，而且任过多地“一把手”，却从不像许多同僚那样骡马帆船往家里拉东西，无论从油水多足的地方，离任只有“一琴一鹤自随”，足见他律己之严。可以说，“一琴一鹤”，就是这位“铁面御史”树立在人生道路上的廉政标尺。

直道是身谋

文__晏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