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信宏

邵申培（1892-1952）江苏宜兴人，杭州西湖蚕学馆（浙江大学丝绸工学院的前身）毕业，穷其一生创办实业，集科研、教育、实践一体推广改良蚕种，使浒墅关成为全球瞩目的蚕种基地，他创办的大有蚕种制造场也成为当时全球第一，邵申培先生为我国的蚕桑丝绸业做出了极大贡献。沧海桑田，人们没有忘记他。邵申培先生是我的外祖父，我自幼是由外祖母抚养长大，有幸感受到外祖父的人格魅力和对祖国、对事业的满腔热情，谨以此文，深表怀念崇敬之情，并与蚕桑丝绸同业共勉。

◆创办实业，造福乡里

我国的植桑养蚕、剿丝织绸，渊源流长，西汉马王堆等历代出土文物中的丝绸制品，精美绝伦，古时乃将故乡称为“桑梓”。但传统养蚕沿用土法土种，致使蚕病多，产茧量低，品质也差，及至清末和民国初年，我国的养蚕制丝业，反而落后东南邻国。

邵申培认识到蚕种品质的改良提高，对蚕丝事业的发展有关键作用，1926年与郑辟疆等志同道合者集资创建大有蚕种制造场。岁次丙寅（虎年），即名虎牌。当年制春种一万二千张，经各蚕区饲养，成绩甚佳，深受蚕农欢迎，所产蚕茧经无锡乾生丝厂等缫丝发现，蚕种改良后的丝质既优，产量也高，便主动提出向大有蚕种场投资入股，扩大生产，同时也加大对蚕种优选、蚕种保育技术的开发研究，邵申培对养蚕科技水平的规范提高极为重视，他抽调技术人员深入农村，直接指导科学养蚕，确保养蚕作业产量增加，苏浙皖的广大蚕农如虎添翼，所产蚕茧，成本降低，丝质优良，收益大增。大有蚕种制造场自创建到抗日战争前的十年内，邵申培艰苦创业，致力革新，经营有方，到1937年已建成总场和十一个分场（抗战胜利后在台湾新竹建立一个家蚕饲育所）。虎牌蚕种年产量高达六十四万二千余张，直接造福蚕农数十万户，蚕丝事业得以迅速发展，蚕民喜称虎牌蚕种为“铁种”。优良的蚕丝为苏浙两省“日出万绸、衣披天下”创造了客观条件。

◆研发为本，人才为纲

为保证蚕种始终具有优秀的品质，防止品种的逐步退化和变异，必须不断研究、改进，培育新的品种。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科学研发投入和技术人员的培育，于是便有“大有四君子”之说，为培养专业技术人才，邵申培先生曾先后选派宋君宜、金起鹏、殷秋松、邵兆华四人，东渡日本攻读蚕桑，学成回国后从事科技研究工作。在当时有如此高瞻远瞩的举措，奠定了浒墅关蚕桑事业高地基础。

大有总场还开办蚕业讲习所，培养技术人员，毕业后留场任用，“除微粒之病，改良蚕种，精求饲育，兼讲植桑，传授学生，推广民间”。为了帮助有志蚕桑而又家境贫寒的青年，邵申培先生曾私人资助周敬群、姚藻生、窦焕龙等人就读杭州西湖蚕校，他们毕业后都为祖国的蚕丝振兴做出了贡献。

邵申培先生曾说过：“蚕种的改良是蚕丝行业改良的基础”，他不顾工作繁忙，始终兼任女蚕校实习场主任，并且毎周讲两天课，把蚕种改良中出现的问题，在理论教育中探讨研究，改进提高。这就是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好方法，女蚕校与大有蚕种场，教育与生产，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对不断改进蚕种品质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邵申培先生的倡导下，我国从毎年一季的春蚕养殖发展成春秋两季饲养，极大提高蚕丝产量，为之后的丝绸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最早提出了榨蚕养殖设想，鼓励技术人员探索榨蚕养殖技术，虽然这项技术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才成熟，可见早在三十年前就提出设想的邵申培先生之敏锐和前瞻。

◆同行相助“大家都有”

浒墅关的蚕种业，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而不断发展。大有蚕种场是蚕种业的支柱，无论在规模、设备、技术、资金和科研都首屈一指。邵申培先生深知单靠大有一家是不够的，必须蚕种业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能保证我国蚕种业的复兴崛起。他常爱讲“大有、大有就是大家都有嘛！”在他看来相助即互补，团结一致，力量更大，发展更快。在他的主持下，“同行相助”得以顺利推行。大有蚕种场利用它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向同行提供宝贵的原种，帮助进行冷藏、浸酸、浴种、催青、镜检等服务。使中小型蚕种场得以克服困难，稳步发展。大有的这种“同行相助”企业风范，曾在民间传诵一时：“大有只要有，没有也可有。”在同行相助的良好氛围中，浒墅关的蚕种业迅速发展，除大有蚕种场发展到有十一个分场外，其它蚕种场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也有壬戌馆，永新，国华，三元，天远，于园，济农等二十余家之多。使浒墅关成为我国蚕种场最为密集的一个重要基地，同时也使我国的蚕桑业再次跃居世界领先水平。

◆桑梓之情 爱国之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垂涎于跃居领先水平的浒关蚕桑业，日寇多次出动飞机，轰炸浒墅关女子蚕校及蚕种场，企图摧毁中国的蚕桑基地。邵申培先生经营的大有蚕种场饱受战争创痛，损毁惨重，昆山大有二场、望亭大有四场、宜兴大有六场、苏州大有七场、无锡大有八场、南浔大有九场和德清大有十一场先后遭日军空袭停产。邵申培先生带领大有蚕种场职工克服重重困难，将蚕种原种和重要仪噐设备转移到太湖马迹山，使我国蚕桑原种免遭日寇毁坏。

此时，日商华中蚕丝公司苏州分公司成立，企图掠夺浒墅关大有蚕种场。日商苏州分公司负责人上田利诱威逼邵申培先生，要用日方商标代制蚕种，遭严词拒绝，又生一计的上田提出与大有蚕种场合资经营，再遭婉拒。恼羞成怒的上田命人在大有蚕种场埋炸弹和在邵申培先生家客厅纵火等方式进行恐吓。为保护大有蚕种场、避免上田的不停纠缠，邵申培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避居上海法租界，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方回浒墅关。浒墅关蚕种业和宝贵的蚕桑原种终未落入敌手。邵申培先生不畏日寇淫威，显示了爱国实业家的民族气概。

抗战胜利后，邵申培先生获悉台湾新竹蚕桑业发达，但原来依赖于日本的蚕种业随着日军溃退而断供的消息后，便亲赴台湾，在台湾新竹成立大有台湾家蚕试育所，开发出适合台湾饲养的家蚕品种供应当地蚕农，解决了台湾蚕农无蚕种之忧，也使大有蚕种场蚕种植根于海峡两岸。

◆家风清和 垂范育人

我的外祖母、邵申培先生夫人周毓，生于晚清，一个纯朴善良的农村妇女，虽然没有念过书，但深明事理，尊老爱幼，勤俭持家，他们的婚姻虽是父母包办，但邵申培先生作风正派，对夫人不离不弃，相敬如宾，白首偕老。

邵申培夫妇对待子女教育重在自身垂范，常对孩子们说：“你们不仅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首先学好做人。”语重心长，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知识有益于社会的人，期待四个子女按兵、农、学、工专攻所长，报效祖国。

大儿子在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就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邵申培先生鼓励儿子投笔从戎，响应国家号召，参加空军建设，保家卫国。

我的母亲是邵申培的大女儿，继承父业攻读蚕桑，在女蚕校蚕科毕业后按外祖父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到太湖蚕区做养蚕指导工作。她不畏艰苦，深入蚕农家中，精心指导，交了很多蚕家朋友，亲如家人。我母亲积劳成疾又不愿耽误蚕期，终致因病瘫痪，多年以后，仍常有从农村带着土特产和丝绸刺绣等物品的朋友前来探望。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母亲曾告诉我，她初工作时许多人称呼她“大小姐”，外祖父坚持要改称“邵同志”，细微之处可见邵申培先生的育人之道。

小女儿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留校任教。

小儿子毕业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在华东纺织工学院任教，先后任自动化系主任，东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等职，在遥感技术领域颇有建树。

邵申培先生的儿女，不负父母的期望，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且也实现了兵、农、学、工各有所长的愿望。

不幸的是邵申培先生因常年奔走操劳，夙兴夜寐，积劳成疾。1952年春被诊断为直肠癌，虽经积极救治，无奈为时已晚。邵申培先生自感病势日重，回天乏术，病榻上他艰难地给远在东北从军的长子写信：“人生的希望，不一定在个人生命之延续，如汝等均能认真学习，为人民服务，则为最大安慰。汝不必回来看我，迢迢数千里，跋涉往返，于我病无益，于学习有碍......。”临终留言，仍嘱咐儿女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之情，感人肺腑。

◆一心利民 鞠躬尽瘁

邵申培先生对我国蚕桑事业的振兴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后，苏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也给予很高评价，鼓励他继续为蚕种生产做出更大贡献。他被选为吴县第一届人民代表，苏南区人民代表。

不久，中央提出从新民主主义提前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族工商业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营企业先改成公私合营，再进而由国家经营。邵申培认为，国家经营必将优于私人经营。蚕种场好，生产的蚕种就好，最终得益的是广大农民群众。因此，一心爱国的邵申培衷心拥护，全力配合。大有蚕种场是一个私有的股份有限公司，改为公私合营以至国家经营，股东将失去对企业的所有权，这不是股东能轻易接受的，要有一个说服教育的过程。这时，邵申培虽已每感身体不适，但仍积极主动，奔走于上海、无锡、杭州等地，亲赴各股东家中，耐心细致，说服动员，最终取得了大多数股东同意，使大有蚕种场提前于全行业四年，在1952年春，率先完成了公私合营。

就在此事完成之后，邵申培先生日见病重，卧床不起，以至生命垂危，1952年7月4日不幸去世，英年早逝，享年六十岁。

春蚕到死丝方尽，留得衣被暖人间。邵申培先生同业好友郑辟疆先生泣泪行书：有子参军无尚光荣，以学利农尤为称颂。

行业的兴盛登顶，必定有许多志士仁人倾注毕身心血，他们的价值不会被岁月淹没。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有关我外祖父邵申培先生的文章频见于报刊杂志，在苏州、无锡等地方志中也颇费笔墨，更让我感动的是数年前访问台湾新竹，在与新竹纺织商会人士接洽时，对方在毫不知情中竟意外谈到我外祖父，我脱口而出“邵申培是我外祖父”，客人正色而言“我们不敢妄称邵先生大名，他是新竹许多人所敬重的”。

我未见过外祖父，但他对我恩泽匪浅，从小生活在对他的崇敬氛围中，使我感受到名利之外的追求、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才会魅力无限。愿我们的蚕桑丝绸业续写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