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季良+刘洋

1939年，为支持太行的兵工建设，我同郑汉涛等人一起，经过3个月时间到达太行山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受到朱德的欢迎。我们被分到各个厂，加入到太行山原来有一点儿基础的兵工厂里。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太行兵工不负众望，在恶劣的条件下，创建制造枪、炮、弹药等基本配套的初级工业体系，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战争年代培养的这支打不垮、拖不散的太行兵工队伍，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条工业战线的骨干力量。

开展三线建设的规划工作

1953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项目有156个，王铮当时是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从苏联引进援助的电子工业项目有9项，其中4个项目建在大后方，即四川成都东郊。这4个项目有雷达厂（784厂）、通讯器厂（719厂）和电阻电容工厂（715厂）。当时还准备建设探照灯厂（733厂），后考虑到探照灯比较落后，没有引进。为了使成都的电子工业企业配套，一些企业逐渐从北京移到成都，譬如554厂包建745厂，就是从原来北京电子管厂的一个车间移到了成都建厂，还有半导体企业也由北京逐渐转移到成都，再加上重庆的716厂，使后方的电子工业基本成套。

当然，当时还没有明确的三线建设这种提法。三线建设是1964年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的一项伟大的战略决策，按照当时地域的划分，三线地区包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

在这个形势下，电子工业的三线建设也开展起来。1965年，第四机械工业部提出要力争在7年内，建成一个基本独立完整的无线电工业体系。按照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以及专业化的方针开展三线建设。在建设布局上，发挥老企业的作用，从北京、南京、天津等城市选择一批重点骨干企业、研究所分迁并包建三线企业，实行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带新厂、老工人带新工人的“三老带三新”的办法。另外，在三线地区新建一批急需补缺配套的骨干企业，改变电子工业布局。

当时张挺是计划司司长，我是计划司下面远景规划处处长。三线建设方面的事情和远景规划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非常关注三线建设，也尽量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为给电子工业企业在三线地区选址，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王宗金带我去各地考察。当时是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进行选址的。大三线主要是西南、西北和中原的一部分地区，主要在湖北和湖南两省，于是我们先到湖北、湖南考察。我陪王宗金一起从武汉到襄樊地区，和当地的领导交换意见之后，最初认为在二龙山选址最好。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二龙山确实很隐蔽、很好，但是把一个大型雷达厂建在二龙山困难很大。我们带着方案回去向党组汇报之后，都觉得不算理想，于是放弃了这一选址方案。我们从鄂西又到了湖南长沙，当时第四机械工业部有一个长沙电子管厂，我们一方面去检查工作，另一方面同时为三线工厂选址。到益阳调查后没有理想的选址地点，又进入湘西。路上经过一座大山，我记得叫雪峰山，山路弯弯曲曲，非常险要。翻过大山后就到了邵阳，是湘西的一个市。邵阳市的领导听说我们要来搞三线建设，建设工厂，非常欢迎，到处引着我们去看。考察后，我们都认为当地缺少工业基础，不利于三线企业建设。

回到部里后，我们向部党组作了汇报，认为在湖南、湖北建厂不合适。这说明第四机械工业部三线建设按照先调查研究、慎重考虑的原则进行选址，不盲目。

为了进一步选好三线建设地址，国务院国防工办组织了10个部，由航空工业部范铭牵头的考察活动，我代表四机部参加了此次考察。考察重点是在四川，当时西南局国防工办派生产处处长张书贵与我们联系，带领我们到四川符合选址条件的地方去考察。考察中我对川南的逐宁印象很深，那里有一个大山洞，大概有两三千米长，是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对四川符合选址条件的地区考察后，各部都将准备选址的地区的多方面材料整理出来，回北京汇报，再由国务院国防工办统一平衡，决定各个厂建在哪儿适合。

电子工业的三线建设是在边规划、边选址、边调整、边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从1965年开始逐步在四川广元、青川、隆昌、灌县、彭县，贵州都匀、凯里，陕西洛南、铜川，甘肃平凉，山西襄垣、太原，江西景德镇、吉安，湖南新邵、长沙等16个地区建设20多个项目。

第四机械工业部确定把川北作为三线电子工业基地，即广元、永川、青川，就是现在的081基地。鉴于越南战争的影响，中央决定要在广元这个基地建设一个低空雷达工厂。 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建设081基地，当时部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要按原来建雷达厂的模式，建一个大而全的厂，所有配套都是完整的。另一种意见以王铮为代表，王铮部长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这种大而全、全部配套的做法是浪费的。他主张采用专业化协作的体系。最后，081基地的建设采纳了王诤部长的意见。专业化就是小高炮雷达，建设8个协作厂。这8个协作厂的作用不仅是跟这个小高炮雷达配套，还可以面向全国接受任务。按照王铮的意见，建立一个中心总装厂（787厂），8个协作厂（长胜机器厂、华昌机械厂、力源无线电厂、建平工具厂、天源机械厂、红轮机械厂、大明仪器厂和广平机械厂），例如417厂是大的伺服系统，41厂、31厂生产显示器， 4961厂生产变压器，885厂生产高频波导管，4520专门生产工具，青川的789厂生产指挥仪。

这些企业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在“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干扰，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线建设逐步展开。

支援三线建设

广元基地建设期间，“文化大革命”爆发。工厂建设受到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建一建，停一停。由于8个协作厂是784厂包建的，而中心总装厂（787厂）是由甘肃的781厂包建，所以造成两边内部矛盾比较大。中心总装厂厂长是从西安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斗争让他待不下去，坚决要回西安。支持他的人把他藏起来，另一派就给部里施加压力，让部里一定要派一个厂长。部里最后决定要我到那儿当厂长。endprint

多数人劝我不要去，前几任厂长都待不下去，“文化大革命”闹得那么厉害，去不得。思来想去，我决定赴任。第二天厂里就派了人来接我。我没有跟家里告别，说走就走了。一到厂，造反派马上给我一个下马威，还没进办公室就叫我到大食堂排队吃饭。我看到由于部里的两派斗争，王铮部长受到迫害，心里很难受，就抱定一个决心，不参加两派。

到广元后，第一件事是稳定群众的情绪。群众吃饭有问题，没有蔬菜吃、没有柴火烧，这些问题关系到人心的稳定非解决不可。我组织人员采购蔬菜，到附近山区采购柴火。把采购的蔬菜和柴火分给职工，群众欢欣鼓舞。后来铺设了自来水水管，各家的用水问题解决了，群众的思想渐渐稳定下来。第二件事是稳定生产。厂里职工来自四面八方，到这里不是为了受苦，是来生产。我们的工厂在乔家沟，没有通往外边的路，我们就在工厂和东坝之间修了一条路。另外，当时住的房子是“干打垒”，屋顶非常薄，晒到房顶室内温度就很高，根本待不住人。厂里把所有屋顶加盖了一层，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的厂房也是这样，外面附着石灰经不起压，后来经过改进得以解决。

职工的生活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但正常开展生产还有许多难题。总装厂没有吊车和横梁等设备，也没有任何机加工能力，无法让工厂正常运转。于是我给部里写了个报告，提出工厂遇到的困难，总装厂当时的条件还不能进行大生产，需要补充设备，部里批准了这个计划，执行得很顺利。所缺设备逐步增添，这时，部里批准了建设二号厂房（在总装厂房旁边），主要生产收发报机。这样，总装厂除了组装雷达外，也可以生产收发报机。另外还建设了一个机加车间，配备好几十台设备。为了开展科研，把设计所也争取建到787厂，把各地方来的大学生包括总装厂厂长武强等都调到设计所，这样，我们就有了设计力量。后来中央为了扩大生产要设利器站，经过努力也争取到了787厂。这样，我们总装厂才确实像一个中心，有点儿力量了。

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我们住在工棚里，晚上飞沙落在被子上没办法睡觉。只好把头埋在被窝里，呼吸又困难，还是睡不着觉。1966年3月，第四机械工业部分管基建的高峻副部长，在秘书陈国志陪同下，与西南局国防工办基建规划处处长田栋梁、科长王春才在081基地蹲点，同住一个席棚，和职工同生活，同劳动，同排队就餐。部长同大家一样，在食堂里边排队边背毛主席语录，背完了再吃饭。吃饭要用餐券，一天多少饭是定量的，用完就没有了，部长和大家一样吃不饱。

三线职工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让人难忘。为了调试雷达，必须要在山坡顶上架设一个铁塔，当时没有运输设备，完全靠职工人力扛上去。那么高的山，爬上去非常困难。同时要克服技术难关，我记得当时雷达的频带展不开，频带很窄，展开频带是技术上的难题。从甘肃来的一个技术人员叫陈日鲁，他自己架设了一个棚子，在那儿进行研究、调试，蚊子、苍蝇很多，条件十分艰苦。他写过一副对联：深居山沟怀天下，苦练技术为人民。最后终于把这个雷达的频带展开了，这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否则雷达就既不能传送也不能接收了。后来，我们仪器、设备都具备了，因此要搞一个地下工程。上面派了0092部队的一个工兵营，在417厂打一个800米深的洞，称为覆盖工程。把山上的土拿来覆盖作为掩体，开辟的山洞就是总装厂的雷达调试厂。

当时广元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了军工企业不介入社会，没有参加社会两派斗争，始终坚持了生产。我们生产的高炮雷达参加了甘肃组织的一次联试，青川的789厂、重庆497厂都来一起参加。最后联试成功。1984年在国庆天安门阅兵时还展出了我们的产品。

虽然三线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许多工厂投入生产，但三线企业的建设过于强调分散隐蔽，仓促上马，工厂建成后处境困难，造成不小的浪费，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这些经验教训值得反思。

（编辑 王 雪）

（本文在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的安排下，由王春才、刘洋共同采访，刘洋整理成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