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波近日，笔者就“吃空饷”、“小偷反腐”、“官员失联”等热点话题受访时，总要回答不同媒体的一个相同问题：“怎样创新制度才能防止老毛病再犯？”而且，放眼网上线下，对失联官员“黑匣子”难觅等评论的默认思维是：制度有漏洞，补漏最关键。其实，我们对反腐的态度惯常如此，总认为腐败是制度缺憾所致，因此要靠制度反腐。久而久之，人们有愈益浓厚的制度主义倾向和制度创新情结，甚至产生“制度自疑”而非制度自信：一遇贪腐就怀疑自家制度不行，出现解决问题靠学制度、写制度的路径依赖。殊不知，制度很无辜，也很无奈。因为，制度虽然重于技术，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不是机器人，反腐更非流水线。当反思的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各地以制度创新推动的政绩锦标赛如火如荼，几乎要出现“制度过剩、制度超载”，可为什么在骨感的贪腐现实面前，总要让制度来背黑锅？这就好比警察刚赶到戒备森严的国宝失窃现场，不做调查取证，不问青红皂白，直接把《安保手册》列为嫌犯了事，有无保安脱岗、监守自盗等操作问题被抛到爪哇国。事实上，对既定制度资源无休止的“有罪推定”，有助于对反腐责任主体落实不给力“无责豁免”，乃至掩饰“真制度假执行、硬制度软执行”等积弊。关键是，反腐败肯定不是靠“写制度”就能搞定。对反腐制度依赖症，确实到了评估反思的当口。要不然，貌似民主制度与西方不二的泰国，宪法改写了十几版，早该走出“你上台，我上街”的广场民主泥沼，早应终结政权更迭“反腐轮盘赌”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