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化

1975年2月，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逐渐在此前后拉开帷幕，而进行铁路整顿，打通铁路“大动脉”，是邓小平领导整顿的突破口。

铁路不畅令人忧

1974年，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铁路运输严重堵塞。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四大干线不通畅。当年全国货运量只完成计划的92%，比1973年少运货物4321万吨。发生重大事故和大事故达755起，相当于事故最少的1964年的8倍多。许多路局处于半瘫痪状态，特别是陇海、浙赣“两条线”和徐州、南京、南昌、太原“四个点”，堵塞更为严重。列车运行因铁路堵塞而经常晚点。

进入1975年，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严重了。1月份，客货列车正点率只有68.6%和70%。全国铁路日装车计划50000车，实际平均日装车仅为45800车。到2月份，仅为42900车。其中，煤炭每天少装2000车，相当于每天少出煤炭近10万吨。

铁路运输的“脖子”一“卡”，不仅影响到煤炭、电力的供应，还影响到钢铁、化肥等工业部门的生产。北煤无法南运，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煤炭供应十分紧张，上海市的存煤经常仅有一个星期的周转量。钢铁、煤炭、电力、化肥等生产部门因铁路运输跟不上而频频告急，不少企业停工停产。大庆、克拉玛依等油田一度被迫关井减产。缺煤使华东电网发电量减少1/3，江苏、湖南等省有40%以上的工厂停产或大幅度减产，南方几省氮肥减产1/3。而在山西、黑龙江、安徽等省，因铁路受阻，大量已开采的煤炭堆放在铁路两旁，铁路沿线的存煤已达500多万吨。存放久了，一些煤矿的存煤开始自燃，这些煤矿已不能继续生产。

铁路运输不畅，还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市场供应。春节期间，市场供应相当紧张。一些材料反映：

广州市一些副食品供应紧张，有些商品价格比过去高，质量比过去差；住房紧张；药品供应差。

福建省依江傍海，四季常青，蔬菜、禽蛋却要从外省调运。食品、豆制品全部凭票供应，豆腐乳也要收粮票。出差在外的人常从外地带回猪肉、白糖、咸带鱼等。

浙江省素有鱼米之乡之称，此时情形却令人寒心：春节前，杭州市从粮食、副食品到蔬菜，大部分商品供应量下降。不少商品脱销或时有时无。棉布、猪肉、蔬菜、食盐、糕点、火柴等都很紧缺，造成群众心理紧张，一看到有脱销过的商品出售就排长队抢购……为了保证粮食供应，除国家核减征购计划数、减少粮食库存、动用战备粮外，浙江还向东北、江苏、江西、安徽等地调借玉米、地瓜干度过粮荒。粮食紧张到如此地步，为浙江解放以来所罕见。

被喻为国民经济大动脉的铁路运输，此时，成了国民经济突出的薄弱环节。1975年初，由于铁路运输堵塞，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如果铁路问题不解决，不仅会继续阻碍钢铁、煤炭、电力、化肥等部门的生产，而且会在经济全局中出现“拖后腿”的问题，使1975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无法完成。

危难之际选万里

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刻不容缓。1975年1月28日，邓小平召见四届全国人大新任命的铁道部部长万里听取情况汇报。

万里，是多年跟随邓小平转战南北的老部下。在万里的经历中，虽然没有从事过铁路工作，但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顶住“四人帮”压力，坚持由万里任铁道部部长。这样，1975年1月18日，四届人大结束第二天，万里就来到铁道部，走上了扭转混乱局面的最前沿。

万里上任刚十天，就被邓小平召来汇报铁道部情况。万里扼要汇报了铁路运输生产问题十分严重。邓小平听了汇报后，提出铁道部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体制问题，应实行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二是干部管理，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三是运输生产，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在铁路领导体制长期混乱，规章制度松弛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的三点意见，抓住了问题的症结。邓小平谈完想法后，征询万里意见。万里说：铁路问题复杂，不仅有体制问题，恐怕派性是更重要的问题。解决铁路问题难度较大，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用半年时间解决问题。对于万里“半年时间”的设想，邓小平说：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

距第一次召见九天后，2月6日晚，邓小平和副总理纪登奎、王震等又一次召见万里。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铁路面貌。并要求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他说，文件中要写清楚有关方针政策，不要写成业务性的；文字不要太多，文章不要太长，关键的东西要写明白。

根据邓小平指示，万里同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组织人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2月11日是春节，中国传统的阖家团聚的热闹日子。邓小平约主管计划和工业的副总理余秋里、主管建设和工业的副总理谷牧以及万里到他家里，讨论铁路和工业问题。当谈到决定召开一次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时，邓小平征求万里意见，工业书记会议在什么时间召开？万里希望在3月份召开。邓小平回答：“不行。”当即定下在2月25日召开。这事过后，万里说自己：“我有点保守思想。”

四化建设是大局

在解决铁路运输问题上，邓小平雷厉风行、处事果敢的作风鲜明地表现出来。多年后，谷牧回忆起在起草加强铁路工作文件过程中，国务院于2月中旬召开一次常务会议的情况：

我们一些人先到，主持会议的小平同志进来，边走边愤慨地说，铁路问题太严重，不抓不行了。他坐下后，大家便纷纷反映徐州等几个铁路局严重堵塞，影响津浦、京广几条大干线运输的紧迫情况。经过一番讨论，小平同志拍板：立即进行整顿，迅速扭转局面，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创造条件。

按照邓小平决定，2月25日至3月5日，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29个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25个部、委、办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主持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省委书记谈到，工业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钢、煤、电运不上去。生产建设的很多问题都卡在交通运输上，“先行官”不先行，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现在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3月5日下午，会议结束这一天，邓小平到会讲话。他的出场很有特点，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开会时间快到时，邓小平快步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看到邓小平走进会场，几个省的工业书记争相与他握手。只见邓小平一摆手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他说：毛主席总是给我们打招呼，要准备打仗。打仗要有物质基础。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他提出要利用不打仗的宝贵时间，加强我们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种出人意料的见面方式，使在场的干部一下怔住了。绝大多数与会者感到了形势的严峻和责任的重大。

面对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提出：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一开始讲话，就把全党全国的大局与四个现代化目标联系起来，这是多年来没有过的新提法，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振奋。

他接着说：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邓小平在讲完四化建设是大局之后，接着，就对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唯生产力论”、“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等论调进行反驳，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抓生产、搞建设具有一定政治风险，阻力相当大。

谈到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时，他说：“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他提出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并说“这个问题不光是铁道部门存在，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同样存在。”

邓小平进一步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他说：有少数坏人，“他们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他直接点出个别人：“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

他还直截了当地点出南昌铁路局，说：南昌铁路局的问题，省里就有人支持。一定要把铁路上搞派性活动的里外联系割断。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然是调头头。调动后又钻出个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调两次、三次，总可以解决了吧。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他说：“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你的‘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

讲到这里，他反问：对中央的决定是赞成的多还是反对的多？请大家估计一下。他自信地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拥护，中央的决定就能行得通。我想绝大多数人是拥护这个决定的。”只要把道理讲清楚，“理所当然地会得到绝大多数铁路职工的拥护。”他要求铁路部门3月份进行深入的动员，包括对职工家属和沿线农民，都要做到家喻户晓。

最后，邓小平说：“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邓小平这次讲话，是在公交系统推开整顿的一次重要讲话。他不仅提出了四化建设为大局的思想，还反驳了“四人帮”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同时，对那些闹派性的帮派头头发出了警告。他那些关于反对派性的话，铿锵有力，振聋发聩，像这样以破竹之势警告那些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九年来是很少见的。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认为这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向闹派性的头头发起了征讨”。

这次讲话中，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提出了要以四化建设为大局的思想，指出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强调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九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还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提出四化建设是大局，不再把经济建设放在从属于“革命”的位置，而将其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作为判断大是大非的标准，这实际上是力图把四化建设提升到政治高度，逐步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铁路整顿，徐州分局首突破

3月5日，就在邓小平出席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第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邓小平审阅这份文件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

文件在开头一段指出：铁路运输当前仍然是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中央特作如下决定：

一、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认真学好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弄清楚无产阶级为什么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落实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

二、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

三、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继续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

四、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

五、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这份文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一扫当时空话、套话连篇的文风，态度坚决，措施有力。所提五条措施的核心思想在第一条，当时的语言表述为：“认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实质是要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克服混乱局面所采取的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是：规定全国铁路运输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的指挥、职工的调配、政治工作都由铁道部统一管起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坚决反对派性，打击一切破坏运输秩序的行为。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份文件不仅是铁路整顿的纲领性文件，对其他领域的整顿也具有指导作用。

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3月7日晚，铁道部召开全路电话会议，主管交通运输的王震副总理参加了会议。万里向全国铁路系统传达了中央9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部署了整顿铁路的工作。

徐州铁路分局的问题为全国瞩目。徐州，地处黄淮平原，位于苏、鲁、豫、皖四省要冲，号称“五省通衢”。自古以来为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在经济上，徐州不仅采煤工业发达，而且为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点，是贯穿我国南北和东西的交通枢纽。

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徐州市少数人成立了跨地区、跨行业的“批林批孔联络站”，大搞武斗。到1975年2月，徐州铁路分局已经连续21个月没有完成运输任务。严重堵塞的线路，使列车“开不进、排不出”，车站里滞留的车厢排成长龙，货场上待运的货物堆积如山。

徐州铁路分局的问题危及全路，影响全国。

3月7日，受万里派遣的铁道部党的临时小组成员李新率工作组到达徐州。3月9日，徐州市大街小巷贴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通告，正告徐州市“大搞打砸抢”的极少数人，限在两天内退出强占的一切公用房屋，交出抢走的车辆和其他公共财物；策划和指挥上述破坏活动的为首分子，必须立即到公安机关检查交代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否则，将由公安机关拘留审查，根据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3月10日晨7时，万里会同江苏省委负责人到达徐州。同一天，徐州市委决定，捉拿搞“打、砸、抢”的帮派头头顾炳华。这一行动由徐州市委书记汪冰石亲自指挥，徐州市公安机关、民兵指挥部派出人员协同行动。这天中午1时，顾炳华由20辆自行车开道护卫来到市委大院。看到市委大院冷冷清清，顾炳华感觉异常，掉头前往他所控制的广播站。路上，被公安人员和民兵拦住，慌乱之中逃进路边一座小楼，又被公安人员和民兵将楼团团围住，他便从后窗跳楼企图逃脱，结果正好跳进一个酱缸，扭了腿，被当场抓住。

这天下午，徐州市分10个会场召开大会，宣读江苏省革委会《三九通告》，宣布对煽动派性、搞打砸抢、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运输的顾炳华等几个帮派头头拘留审查。顾炳华被拘留的消息一传开，全市震动，“街谈巷议，人心大快”。

万里和省、市领导人分别召开了铁路局党委会、全体职工大会、家属大会和各种座谈会，大张旗鼓地传达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参加者多达千人、万人、10万人、20万人，范围遍及工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和家庭。“到会人数之齐，秩序之好，震动之大，都是几年以来少有的”。

会议开始后，万里这样说：“徐州地处京沪、陇海两条铁路大干线的交会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问题也十分突出。这里堵塞直接影响到华东以至全国铁路干线不能畅通，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对闹派性的人，要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教育不过来，有的就撤下来，有的就调出去。对这种人必须坚决打击，不能手软。徐州的问题要限期在3月底以前解决。

中央整顿铁路的决心很快就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一个贯彻中央9号文件的局面很快在徐州铁路分局和徐州市形成。许多干部群众表示，要坚决贯彻中央指示，把铁路运输搞上去。他们说：“千条理，万条理，不顾大局，就没有理。”

在反对派性的过程中，徐州市委和铁路分局把帮派头头顾炳华抓起来，并通过各种会议造成舆论声势，孤立极少数坏头头，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形成派性的原因很复杂且年头已久，要在广大群众特别是干部中清除派性的影响，绝非易事；而要鼓励这些干部挺起腰杆与那些帮派头头作斗争，更要经过一个艰难的思想转变的过程。在这个清除派性影响、转变思想的过程中，具有说服力的思想工作和坚决有力的组织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万里在召开各种大会广泛发动群众的同时，重点抓了徐州铁路分局领导班子的整顿。他主持召开了徐州铁路分局党委常委会，逐一听取常委的汇报和自我批评，在把问题摆开的基础上，加进了分清是非的思想工作。

徐州铁路分局党委书记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在铁路系统工作多年，懂业务，也有经验。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一度被打倒，后来虽被结合进领导班子，也是有职无权，内心一直有畏难情绪。他觉得两派都得罪不起，就遇到矛盾绕着走，尽量谁也不得罪。万里对这位书记说：“在这样激烈的斗争中，对一件事情没有自己的看法，是不可能的。对于派性，你不斗他，他要斗你，绕是绕不过去的。”分局的工作要搞好，必须首先清除派性。“派性不除，永无宁日，生产就搞不上去。”过去，不敢领导，不敢斗争，可以谅解。但这一次，你们党委必须是坚持党性的党委，而不是闹派性的党委，要从大局出发，要多担一些责任，把运输生产迅速搞上去。

还有一位分管政治思想工作的常委，承认自己派性严重，支一派压一派，把帮派头头“纳”进了党内。万里对这位常委进行了严肃批评。他说：有人反映你们政治部是“宗派之家”，不按党性原则办事，为派性掌权，可见问题严重到了何等程度！以人划线，今天压这一派，明天压另一派，斗来斗去，把个好端端的徐州弄得不像样子。万里又说，听说有个造反派头头通过政治部的后门入了党，派性这样严重的人怎么能入党？有些人说，他们是造反、夺权的，是革命派。那么，我要问，你究竟是造了谁的反，夺了谁的权，专了谁的政？你们把老工人、老干部打成“特务”、“五一六分子”，你们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一个小小的徐州市竟抓了6000多名“五一六”，你们不感到痛心吗？他说：“我们有的干部，靠山头吃饭。想拉个山头，保护自己，这办不到！你们政治部如果不彻底检查，认真改正，就要调整！就要改组！”

万里这些话强烈地震撼着徐州铁路分局常委，深深地感动了在场的人，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徐州铁路分局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派别组织顷刻瓦解。自顾炳华等帮派头头受到批判后，徐州铁路分局在很短时间内，清理收缴各种打、砸、抢物品3000余件，所有派性组织全部解散。由于形成了反对派性的强大舆论声势和社会压力，从根本上动摇了派性的基础。几年来在群众中形成的多种山头和派别，在铁路系统纷纷瓦解星散。这是整顿开始后一个快速而巨大的社会变化。

按照中央9号文件要求，徐州铁路分局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有效保障了运输的安全正点。铁路分局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上墙上身，入脑扎根”，醒目地贴在班组、科室的墙上，印成小册子发到每一个职工，要求熟记在心，并制定了严格的考评和奖惩措施。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跟车出勤，解决问题。

仅半个月时间，徐州铁路分局生产开始好转。3月20日，列车通过对数由原先的38对增加到72对，机车出车台数由70台上升到90台以上。徐州站办理车数，由3800辆增加到7700辆；在车辆增加的情况下消灭了无车长、无守车、无货票的“三无”列车，日平均装车由200多辆增加到1400多辆，保证了煤炭等物资的运输。4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运输任务。

徐州铁路分局问题的解决，为整顿全路提供了经验。

铁路正点万里行

徐州铁路整顿取得初步成效后，万里又将铁路整顿的重点移至南昌、昆明、郑州等路局。所到之处，万里理直气壮地讲：“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要“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有些帮派头头扬言：“检讨可以，寸权不让。”对此，万里的回答是：“寸权必争，寸权不给。”

到4月底，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的所辖路段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有19个超额完成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多车，比2月份平均日装车多1万余车；煤炭日装车达到17800多车，是五年来第一次完成生产计划。

铁路整顿虽然初战告捷，但是，巩固整顿的成果仍然阻力很大，没过多久，一些地方的情况就出现了反复。有的路局生产一度迅速上升，不久又出现混乱，生产再度下滑。有的路局运输状况很不稳定，生产一直上得较慢。有的路局不但生产没有搞上去，还在继续下滑。郑州铁路局就是一个典型。

郑州铁路局地处中原，位居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要冲，是对全路运输举足轻重的交通枢纽。4月中旬，当万里率铁道部工作组赴河南，要求郑州铁路局采取有力措施贯彻中央9号文件，迅速改变铁路运输局面时，把持郑州铁路局主要领导权的帮派头头唐岐山（十届中央委员、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及其同伙，阳奉阴违，当面向万里表示一定要贯彻中央决定，把铁路运输搞上去。万里一行离开河南后，他们却散布反对铁道部搞整顿的言论。5月份，全国20个铁路局都超额完成了运输任务，而郑州铁路局却每况愈下，货物列车运行正点率仅为64.7%，重大行车事故不断发生，与全国铁路运输好转的形势形成了强烈反差。

为了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铁道部从兰州铁路局调苏华任郑州铁路局第二书记，加强了郑州局的领导力量。6月初，万里率铁道部工作队第二次赴河南。这一次，首先到问题最为严重的新乡铁路分局，解决新乡分局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邢介江的问题。

邢介江，是造反起家的帮派头头，得到郑州铁路局和河南省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几年来，他拉帮结派，指挥武斗，手下有一帮打手和保镖，成为新乡地区的一霸。在他的策划和指挥下，新乡铁路分局打乱铁路正常运输秩序，私自改变列车到达站点，扣下过路的列车，把运载的煤炭、化肥等国家物资卖给当地，从中渔利。尽管邢介江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但平时谁也不敢惹他。还在三个月前，万里就指示郑州铁路局解决邢介江的问题，遭到郑州铁路局唐岐山的抵制，新乡分局还被说成是“信得过的班子”。

万里到达郑州后，于6月2日主持召开了新乡铁路分局党委常委会，宣布撤销邢介江的新乡分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职务，重新任命了新的分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召开完新乡铁路分局党委常委会之后，万里又参加了有8000多人参加的职工大会。万里在大会上宣布撤销邢介江在新乡分局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叫他交代、检查，交给群众批判。

这一严正宣告博得了群众的鼓掌欢迎。大会召开过程中，天下起了雨，全场群众不但没走，而且秩序井然。有人感慨地说：“万里为新乡除了一霸”，“这个老虎屁股，部里领导不来摸谁敢摸。”

新乡分局问题的解决，为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撕开了口子。但是，新乡分局问题的根子在郑州铁路局，因此，解决新乡分局的问题，遭到郑州铁路局主要领导人的强烈反对。6月4日至9日，在万里主持召开的郑州铁路局党委常委会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万里明确指出：郑州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局党委第一书记，对中央9号文件贯彻不力，不能坚持原则，与派性为伍。而这位郑州局党委第一书记却说，这是给他“戴帽子”，郑州局的工作方向是对的，路线是正确的，形势是大好的，并指责万里不该处理邢介江的问题。从私人关系来讲，万里和这位局党委第一书记是老相识，都是在冀鲁豫战斗过的干部。因此，万里劝说：“我们是老伙计了，意见提尖锐是为了帮助你嘛！”这位书记却气势汹汹地答：“路线斗争，还有什么老伙计不老伙计的！”唐岐山等人更是上下呼应，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误。会议的对立情绪到了僵持不下的地步。

于是，铁道部对郑州铁路局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但是，唐岐山等人不服，攻击万里处理郑州局问题是“挑起了派性”、“打击新干部”、“尽搞不安定不团结”、“打着红旗反红旗，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还四处散布“把运输生产拖下来就是胜利！”并指使人整理“万里言论录”。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也不同意万里解决郑州局领导班子的做法，实际上，是纵容支持唐岐山等人串连一些帮派头头向中央告状。于是，唐岐山等人把“状”一直告到中央。直到7月24日，李先念、华国锋等国务院领导听取郑州铁路局汇报，明确肯定铁道部解决郑州铁路局领导班子问题的做法是正确的，唐岐山等人才暂缓下来。当然，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整顿郑州铁路局的反复和斗争，反映了整顿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后，遇到的阻力仍然非常大，斗争相当激烈。

尽管铁路整顿存在阻力和斗争，但是，在王震、万里等人的领导下，在铁路系统干部群众的支持下，到6月底，铁路整顿大见成效。上半年全路货运量，在第一季度运输生产受到破坏的情况下，仍比上年同期增长8.6%，煤炭、木材等重点物资的运输实现了一年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全国许多地区和部门贯彻执行中央解决铁路问题的精神，推广徐州经验，迅速收到成效。前一阶段问题较多的济南、南京、杭州等铁路局的运输生产和本地区的工业生产也有了提高。

经过一段时间整顿，严重堵塞的“两条线”（陇海、浙赣铁路干线）和“四个点”（徐州、南京、南昌、太原铁路分局）迅速扭转局面，运输形势出现了可喜变化。

邓小平从铁路整顿入手，抓住了经济命脉，为国民经济的好转创造了条件，不仅改变了原来铁路拖国民经济“后腿”的状况，而且推动着煤炭、钢铁等行业整顿的进行。

（编辑 姚建萍）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