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一

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新时期人民解放军的统帅。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创建和发展，为中国的国防和建设事业，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笔者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机要秘书时，对时任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按照实事求是原则，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指挥百万大军夺取渡江战役胜利展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留下深刻印象，加上近几年执笔写《韦国清传》和其他研究中接触到红七军等史料，对他敢讲真话、敢于担当和关心战友的许多事例，深受教育。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特将有关历史史实整理出来，以表达对这位伟人的缅怀和纪念。

将红七军从广西带到中央苏区

1929年6月，邓小平化名邓斌，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赴广西开展统战工作，发展革命力量，办教导队，培养干部，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准备武装起义。10月，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12月11日，他与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他任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创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翌年2月1日，按照邓小平的部署，左江地区举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俞作豫任军长，创建了左江革命根据地；同时宣布：经党中央批准，邓小平任红七、红八军总政委，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这时，左右江的红军发展到7000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要求红军攻打武汉等大城市。16日，中央向军委南方办事处并红七军前委发出指示，要求红七军离开右江苏区，“坚决地攻打柳州、桂林，向广东的西北江发展”。10月2日，邓小平在平马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听取南方局代表邓拔奇传达中央决议和指示，要求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此时交通、通信不便，消息隔绝，红七军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于9月下旬决定停止执行攻打大城市要求的消息毫无所知。会上，邓小平等提出，桂系军阀力量强，红七军仅几千人，与势力强大的敌人在大城市较量难以取胜，打柳州、桂林没有把握，而邓拔奇等主张坚决执行命令。

为团结一致对敌，红七军前委决定执行命令，将红七军整编为3个师。鉴于右江革命根据地重要，考虑到韦拔群在右江地区的声望，决定将他留下领导群众坚持斗争。韦拔群愉快服从组织决定，他想到红七军的任务重，将内定他带领的原第三纵队编为第二十一师的绝大部分人员和武器，拨给其他纵队，他仅带警卫连和少数体弱多病的干部，带着新授予的番号和军旗，返回右江地区重建部队。韦拔群的高风亮节和高尚品德，受到邓小平的表扬。邓小平还主持召开右江特委扩大会议，对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地区后的工作作出部署。这对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坚持有重要意义。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河池县城凤仪小学举行。邓小平代表前委作工作报告。会议在讨论邓拔奇传达的中央给红七军的指令后，作出决议：执行中央命令，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向北江发展。会上，邓小平等提出打柳州困难，应先打桂林，才能与外面的政治影响联系起来。

11月8日，红七军在河池县城举行整编，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龚楚），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第一、三纵队编为第十九师只留下番号，由师长韦拔群回右江地区重建部队。邓拔奇代表中央军委宣布各师干部委任令，并向整编后的3个师授旗。

11月9日，邓小平和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7000余人，从河池出发，开始了艰苦的转战。途中，对是否要打敌设防坚固城镇问题上，邓小平和李明瑞、张云逸与邓拔奇等争论不休。下旬，对是否攻打长安镇发生激烈争论。长安镇为融县（今融安县）县城，敌重兵设防，易守难攻。邓小平主张绕道前行，受到邓拔奇、陈豪人、龚鹤村的指责，邓小平提出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建议由中央代表或其他人担任，未被会议接受。为解决部队给养，会议决定攻打长安。战斗于12月5日打响，激战5天，没有攻下，部队伤亡惨重。12月25日，为解决部队冬装和给养，奔袭湖南武冈城，激战4昼夜，攻城失败，部队伤亡大，士气大挫。

1931年1月2日，邓小平和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红七军由湘南转向广西，袭占了全州城。在那里休整3天。红七军前委开会，邓小平和张云逸等“总结北上以来攻城拔寨、强攻强打造成严重损失的教训，力主放弃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变硬打攻坚战略，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后，邓拔奇、陈豪人离开红七军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1月9日，红七军占领湘西南江华县城，征用大商户的棉花、布匹，或购买衣服，为部队解决冬装。大家穿的衣服虽不符合军容要求，却解决了战士御寒的大问题。

1月12日清晨，红七军离开江华，翻越了湘、桂、粤3省交界的老苗山，于14日傍晚来到桂东贺县（今贺州）四周崇山峻岭的桂岭。此时，红七军经艰苦转战，严重减员，由出征时的7000余人减至3500人。前委决定部队就地休整、整编，把原十九师缩编为第五十五团，原二十师缩编为第五十八团。

2月1日，红七军进至粤北乳源县梅花村（今属乐昌县）。邓小平从与中共乐昌党组织负责人谷子元交谈中，才得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早已决定停止组织红军主力进攻中心城市的要求。第二天，红七军在梅花村遭到国民党军3个团的围攻。邓小平与李明瑞、张云逸指挥部队英勇抗击，与敌激战5小时，打退敌人8次进攻，毙伤敌1000余人，自己伤亡四五百人，干部伤亡过半。红七军从梅花村撤离后，向乐昌河（今武水）畔的杨溪口疾进，准备迅速渡到乐昌河东岸，奔赴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

2月5日清晨，红七军来到乐昌河边时，河水滔滔，河边只有两只渡船，而此时粤军正从后面追来，军情紧急，前委研究决定，由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和军部一部先行渡河，部队占领东岸滩头阵地，张云逸指挥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在后面掩护。至黄昏，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和军部一部及五十八团一个多连共1500余人渡到乐昌河东岸，张云逸率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两个连约600人被阻于乐昌河西岸。此后，红七军两部分各自为战。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大部进至崇义，与当地红军会合。邓小平在对工作安排妥当后，于3月10日经广东、香港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一部经砰石过乐昌河，进入湘赣苏区，两部于4月初在永新县天河镇胜利会师。7月11日，红七军东渡赣江，22日进至于都县桥头镇，编入红三军团。

至此，邓小平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和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红七军转战桂、黔、湘、粤、赣5省边，历时8个月，广大指战员克服千难万险，顽强拼搏，行程7000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锻炼出坚持党的路线至死不屈的坚强干部，保存着经过艰苦卓绝考验的武装骨干，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愿望终于实现。

红一方面军总部迅速给红七军补充了兵员、武器、弹药和服装，扩编为辖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八共3个团和军部7000余人。此后，红七军在参加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中，英勇善战，功勋卓著。

率领百万大军胜利举行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0日至6月2日进行的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是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战略追击阶段，由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及华东、中原军区部队共120万大军，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和部署，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在华东、中原解放区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南京、上海、杭州和江南中共秘密组织与游击队的配合下，以木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在长江中、下游数百公里的宽大江面上强渡长江，突破了国民党军70万陆军和89艘海军舰艇、300余架飞机支援组成的长江防线，对国民党军进行了一次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取得了辉煌战果。邓小平在领导部队战前各方面准备的基础上，按照实事求是原则，着重通过对重大问题的严密组织取得胜利的。

一、细致研究渡江作战部署。2月9日，邓小平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渡江作战部署。当日，他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讨论情况：渡江时间，“一致认为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战役部署，“确定以三野4个兵团、中野1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中野另两个兵团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其余5个军为总预备队。预定芜湖至安庆段为突破重点位置。部队开进，二野于3月初、三野于3月半向指定地区开进。建议四野以3个军于3月底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11日，军委复电：“同意你们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

3月31日，邓小平主持制发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总前委名义报告中央军委。《纲要》首先讲了国民党军部署和战役任务，决定于4月15日18时发起全线渡江作战。《纲要》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不论蒋军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纲要》明确将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施展开；第二阶段，割裂和包围敌人，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围之敌，完成全战役。《纲要》明确了二野、三野各兵团的作战方向和任务。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二、慎重确定渡江作战时间。由于国共谈判，渡江时间后延。4月15日5时，中央军委电告总前委和二野、三野：“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卯哿）为限期……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16日8时，军委致电总前委和二野、三野：要考虑给南京方面的决策时间，我军是否再推迟3天，即由22日改至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对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的完成发生妨碍。还询问：“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完成全军渡江。”

邓小平和陈毅接到军委16日电报后，立即找指挥中集团的谭震林和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到合肥以东的瑶岗商谈，于17日晨1时以总前委名义报告军委并告二野、三野：“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22）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需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25）日。”“我们审慎研究渡江有把握。现芜湖、安庆段九、七、三等3个兵团准备均属充分。”军委于17日3时复电：“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22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4月17日，总前委根据军委当日3时复电，又即与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研究了中集团的具体作战部署，确定于20日（哿）黄昏开始渡江作战，西、东集团于21日（马）黄昏开始渡江作战。还讲道：“我们两周来经过反复研究，并设想种种困难之后，均一致认为，20日后开始渡江，到22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以后完全占领皖南5个县，均有把握胜利完成。三野苏中方面，虽是敌人主力所在，可能困难多些，但亦认为可以胜利完成。故一致请军委考虑，如在全局上20日可以开始，22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

4月18日9时，中央军委复电总前委并二野、三野：“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卯哿）开始攻击，22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就这样，渡江作战发起时间从3月底和4月15日、20日、22日到可能再延至25日，经过往返电报磋商，邓小平和总前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一再陈述推迟渡江带来汛期即将来临、粮草供应困难、易松懈战斗意志、暴露目标招致更大伤亡等理由，表明渡江确有把握，促使了毛泽东主席于4月18日定下了渡江战役，在4月20日晚至21日晚发起的最后决心。历史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极为慎重和英明正确的。

三、及时调整部署。中集团于4月20日晚发起渡江作战，至21日6时，有28个战斗团登上南岸，正向纵深挺进。东、西两集团于21日顺利渡江。

4月22日上午，蒋介石由其老家浙江溪口飞往杭州，与其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总参谋长顾祝同、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商讨对策，见大势已去，决定放弃南京迁“都”广州，在浙赣线和上海组织防御。汤恩伯根据蒋介石旨意，于22日下午下令全线撤退：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线退却，芜湖以东、常州以西的部队向杭州退却，常州以东的部队向上海退却。留在南京的国民党官员，于22日晚至23日上午撤逃。

4月23日，总前委根据战局发展，确定调整部署：第四兵团取消接管南京任务，改为沿第五兵团右侧出浙赣线上饶地区，协同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之敌，并视情向东发展；南京警备由第八兵团以一至两个军担任，陈士榘、袁仲贤任司令、政治委员。总前委和二野机关于布置就绪后转驻南京。

在这期间，攻占“三浦”的三十五军于4月23日占领南京，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宣告灭亡。渡江后，第七兵团向杭州挺进；第九兵团向东追击逃敌，第十兵团和第八兵团两个军向南追击逃敌，东、西集团于27日封闭了合围口，把南逃之敌逼进郎溪、广德之间山区歼灭，共歼敌6万余人。

四、夺取上海，军政全胜。上海守敌约20万人，由汤恩伯指挥，依托外围4000多个钢筋混凝土工事严密守备。蒋介石曾亲赴上海部署，要求坚守6个月，以待美国出兵。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根据渡江战役的发展情况，决定由三野攻取上海，将二野部署在浙赣线，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装备干涉。陈毅、粟裕确定由第九、十兵团8个军（后又增加两个军）夺取上海，既要歼灭守敌，又要保持城市完整，规定参战部队在市区作战不准用炮。陈毅把解放上海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打死老鼠，又不能打坏瓷器。同时，已做好接管准备。

此时，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上海局书记刘晓和委员刘少文来到解放区，同总前委、华东局领导人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等研究了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刘晓根据沈阳、天津、济南军管接收的经验，于5月8日致电在沪的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等领导人，指出：“上海即将解放，我地下党也即将与我党及解放军会师。为着加强接管工作，迅速巩固我在上海的统治，以及为着顺利地完成新的任务，在上海解放后会有大批解放区的干部来上海工作，而且为着整个工作利益是要以他们（指解放军和解放区干部）为主体的。这一会师就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表现，是上海地下党多年来所奋斗的目标。”上海地下党组织迅速贯彻，对上海解放后的顺利接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海战役于5月12日发起，第一阶段先攻占外围阵地，从两翼钳击吴淞。十兵团从西侧向吴淞猛攻，九兵团迂回浦东猛攻，迫敌从市区调3个军到吴淞和高桥。把市区守敌吸引到郊区打，对保持城市完整有利。第二阶段，鉴于接管准备已大体就绪，经中央军委批准，采取先取市区、后解决吴淞的办法，总攻上海。总前委指示，进攻市区要由南向北、多面攻击，以分散守敌兵力。23日夜，三野10个军发起猛攻。汤恩伯见势不妙，率其总部于24日乘军舰出海，三野趁势追击。上海地下党密切配合，接管干部随军边打边跟进接管。由地下党策应，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利用刚被委任为上海守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到三野第二十七军谈判，愿意停止抵抗，经陈毅批准，刘昌义下令所属4.3万人放下武器。上海于27日解放，歼敌15.3万余名。三野指战员在上海作战过程中，纪律严明，露宿街头，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在上海战役期间，原停泊在吴淞口的英、美军舰，见证了国民党军被歼的惨状与解放军的声威，和原驻扎在青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相继登舰，悄悄驶入太平洋，实际结束了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从此，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了，帝国主义再也不敢欺负中国人民了。

上海解放后第三天，即5月29日，邓小平以华东局、总前委名义致电中央军委：“上海之战结果甚好。不但上海工业基本上未被破坏，而且消灭了国民党守军14万名左右。”6月2日，时属江苏的崇明岛被三野第二十五军解放。至此，渡江战役的预定任务均已胜利完成。

渡江战役历时43天，歼敌43万余人，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南京，攻占了全国经济中心上海，解放了杭州、南昌、武汉等名城和苏南、皖南、浙江大部、赣东北、鄂东南广大地区，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曙光。

敢于担当，客观公正对待同志

邓小平客观公正地关心战友，敢于担当。特别是1975年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更遭到“四人帮”的围攻，他还是坚守领导岗位，认真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赋予的任务，多方关心战友，展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品格。

帮助陈丕显尽快“复出”。陈丕显原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后被打倒。邓小平深知陈丕显在上海的处境困难，力挺先将他调出、另行安排。1975年9月29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陈丕显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我的意见，他还年轻（不到60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次日，毛泽东批示：“同意。”10月上旬，陈丕显调到北京，邓小平很快会见了他。1977年2月，陈丕显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帮助陆定一子女转他们写给毛主席要求挽救其父母的信。1975年8月，原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之子陆德、陆健和女儿陆瑞君，向毛主席写信，诉说他们对父母的思念，“父母是忠于党、忠于您老人家的，即使犯了错误，绝不是反革命”，期望毛主席能挽救他们的父母，如今父母重病在身，“恳求您批准他们出狱治病”。

邓小平看了陆定一子女写给毛主席的信，对他们十分同情，尽管他当时为转信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还是将这封信转去。毛泽东于9月28日批示：“请小平同志商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告我。”而此时挨批的邓小平已无法妥善处理。政治局竟于1975年12月11日开会通过决议，开除陆定一的党籍。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时，陆定一才于1978年12月2日重见天日，而他失去自由长达13年之久！

陆定一出院后，被安排住进北京医院。邓小平赶到医院去看望这位老战友。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是宣传部长；后来，邓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陆是政治部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在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陆定一对邓小平的关心，甚为感激。

要空军党委抓紧对刘善本的平反昭雪。刘善本原为国民党空军飞行参谋。1946年6月26日率机组驾驶B-24轰炸机起义，飞抵延安。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空军航校校长、师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副教育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1975年10月14日，邓小平当面向军委空军负责人交代：“刘善本同志的骨灰盒要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对他的家属子女要照顾好，空军党委要做一个决定发给部队，把平反昭雪工作抓紧，要快搞，不要拖。”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指导革命实践的史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后人奋进的无价之宝。

（编辑 韩冬梅）

（作者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