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喊英

摘 要：翻译批评是对译文的评价，翻译标准指做翻译的标准，即常规意义上的翻译标准。翻译批评与批评者采用的翻译标准关系密切，批评者使用的翻译标准不同，对译文优劣的判断必然不同。因此，翻译标准的相对性、多元性、动态性制约翻译批评的相对性、多元性与动态性。翻译批评与翻译标准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动态变量关系。

关键词：翻译批评；翻译标准；相对性；多元性；动态性；动态变量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7-0212-03

一、引言

翻译批评是对译文的评价，指的是翻译批评者运用翻译理论及其他相关理论对译作、译文就翻译质量的高低、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而做的批评。翻译批评通常参照一定的翻译标准进行。翻译标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翻译标准涵盖翻译批评标准，狭义的翻译标准指的是翻译实践的指导或参照标准[1]。本文所指的翻译标准指做翻译的标准，即常规意义上的翻译标准。研究表明，翻译批评与批评者采用的翻译标准关系密切。批评者参照的翻译标准不同，对译文的判断必然不同。因此，翻译标准的相对性、多元性、动态性制约翻译批评的相对性、多元性与动态性。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动态变量关系。

二、翻译标准的相对性制约翻译批评的相对性

翻译标准的相对性，指翻译的相对标准。自有翻译实践以来，国内翻译标准经历了三国时期支谦的“循本旨，不加文饰”；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尽从实录，不令有损言游字”；唐代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标准；刘重德的“信、达、切”、傅雷的“传神”论及钱钟书的“化境”；许渊冲“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说。国外经历了泰勒的翻译三原则；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以及奈达的“动态对等”等标准。迄今为止， 以上翻译标准在丰富多样的翻译实践中都无法得到百分百的运用和实现，因此译文也无法百分百地传达原作。古今中外提出的所有有关翻译的标准都具有相对性。事实上，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都受到语言本质和翻译本质的制约，都具备相对性。而对翻译批评又离不开翻译标准这个重要依据，因此，翻译标准的相对性制约翻译批评的相对性。

（一）从翻译本质看，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都受制于原作

翻译涉及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一事物，而不同语言所具有的语言与文化的特性又是翻译环节中不可完全逾越的困难。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译语没有与原语文本相对应的形式特征”以及“与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2]，原文的部分信息，势必会在译文中有所缺失。原文的可译性是有限度的，可译的程度都不能达到百分百。无论提出怎样的翻译标准，无论做出何种翻译定义，没有绝对可译的文本，任何译文只能达到相对准确。百分百传达原文各方面意义，如“奈达考虑的词汇意义、语法意义、修辞意义以及指称意义、内涵意义，又如刘宓庆划分的概念意义、语境意义、形式意义、风格意义、形象意义和文化意义”[3]的译文基本不存在。翻译总是多少和原作有些偏差。翻译的本质就是可译的“度”的问题，原作可译的相对性决定了翻译标准的相对性，也决定了以翻译标准为依据的翻译批评的相对性。

（二）从文本类型来看，翻译标准的相对性制约翻译批评的相对性

在翻译实践中，虽然不失各种翻译标准，然而，不是所有的翻译标准都适用于同一文本。翻译文本的多样性必然影响译者和译评者的翻译标准取舍。根据纽马克的划分，翻译有三大文本范畴：表达型文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政论、私人信函等）、信息型文本（教材、技术报告、报纸或杂志文章、论文、备忘录和会议记录）和号召型文本（告示、说明书、宣传手册、广告等）[4]；国内学者多把翻译文本分为两类：文学类文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与非文学类文本（科技、学术、应用文）。原文文本类型不同，适用的翻译标准就不同。事实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标准，不同的文本，一定会让译者选择不同的翻译标准和策略，翻译标准呈现多元化倾向。因此说，任何翻译标准都具有相对性。而实践中，我们总是参照一定的翻译标准来评判译文，不会不顾及翻译标准随意评定译文的优劣。在翻译批评中，译评者参考的翻译标准不同，对同一译文的评价也各自不同，如下例：

（1）What makes a road broad？

The letter B.

语用等效译文：

什么东西可以使门变阔？

“活”字。

零翻译观译文：

什么东西可以使road（路）变broad（宽）？

字母B。

（2）Why is the letter D like a bad boy？

Because it makes ma mad.

语用等效译文：

为什么“大”字像个坏孩子？

因为它偷来“一”杠，不是“人”。（赵彦春）

零翻译观译文：

为什么字母D像个坏孩子？

因为它让ma（妈妈）变mad（疯）[5]。

罗国青教授评论道：“按照赵彦春的说法，‘语用却等值、‘曲尽其妙，‘具有内在关联性。对于例（1）和例（2），笔者咨询过几十位读者，均认为汉语文本并不是翻译，而是仿拟，因为完全是汉语自己的字谜，看不到原文的一点影子。”[6]由此可见，依据的翻译标准和方法不同，对译文评判的结果自然存在差异。因此说，不同的翻译标准选择制约了译文的评判，翻译标准的相对性对翻译批评具有制约作用。

三、翻译标准的多元性、动态性制约翻译批评的多元性与动态性

构成原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原作文本类型的多样性决定翻译标准的多元性。原作文本类型不同，适用的翻译标准就不同。从古今中外的翻译标准来看，表达型文本或文学类文本多以原文内容、风格、表达为依据制定翻译标准， 尽量在各个层面（原文内容、原文风格等方面）力求忠实于原作，如严复的“信、达、雅”，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傅雷的“神似”及钱钟书的“化境”等的文学类翻译标准；信息型文本或非文学类文本多以原文的价值为依据，力求忠于原作信息，而不必拘泥原作形式，即求文本信息的“信”，如“等值翻译”；号召性文本以原文读者反应为依据，力求译文读者能得到原文读者相同的反应，如“等效”翻译标准。虽然文本划分并非绝对，纯粹的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或号召型文本都很少，多数文本都程度不一的兼具三种文本功能，但总的说来，每一种文本都有其突出的重心，因此采用的翻译标准就有所不同。总的说来，翻译标准是个多元互补的系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

文本类型决定的翻译标准多元性制约了译文评判的多元性。如果按照常用的文学类文本翻译标准来翻译召唤类文本，如广告的翻译，那么对译文的评判就千差万别。比如：汽车品牌BMW（宝马），Coca cola（可口可乐）。根据其字面意思，BMW是德文Bayerische Motoren Werke的缩写，英文则是Bavarian Motor Works，那就该译作“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股份公司”。Coca cola就该译作“古柯可拉”（Coca， Kola是饮料糖浆的主要成分，该公司为了整齐划一，将Kola的K改C）。用“宝马”来做车牌译名，极大地借喻了中国古代文学著作中汗血宝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形象，以突出该品牌汽车的良好性能，达到极佳的广告效果。可口可乐早期在中国的译名为“蝌蝌啃蜡”，但因销路不佳，后改名为“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一直被认为世上翻译得最好的广告，不但与英文名谐音，饮料既“可口”，还“可乐”，这层意思比英文还更具广告效应。如果按照文学类翻译标准来翻译，力求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义，那么这两款商品还能有如今这么大的广告效应吗？“宝马”“可口可乐”这两个译名没有忠实原文，仍然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翻译之一。好的译名已经在译语文化中完全成为商品本身的广告，不能不说明，文本类型不一，适用的翻译标准必然要有所变化。因此，对译文评判所依据的标准不能只停留在文学翻译标准的框架中来进行，而应据不同文本采用多元标准。翻译标准的多元性也制约了译文评判的多元性。

翻译标准的动态性也是其显著特征。翻译标准的时代性演变体现了翻译标准的动态性特点。纵观翻译历史，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译者或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标准。从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信、达、雅”、“神似”、“化境”、“等效”、“等值”、“功能对等”到“多元互补论”，翻译标准一直受到时代影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严复的《天演论》用文言体来翻译，适用的就是他提出的“信、达、雅”标准。事实上，严复的译文与原作有很大出入。译评者根据不同的翻译标准对该译著作了如下批评：周笃宝说：“他翻译的是当时西方格物致知的书，代表先进的学术思想，却为了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学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去翻译显然不妥。”[7]傅斯年说：“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是因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8]如果严格按照目前的文学翻译标准来看，恐怕只能说《天演论》由于没有忠实原作，其文言文体对现在的读者就是一大障碍，算不得佳译。然而，如果从翻译效果的角度和译作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评判，该译著受到当时人们的追捧，应该算是佳译了。因此说，参照的翻译标准不同、时代不同，对同一译文的评价必然有所变化，对译文进行评判的翻译批评也具有动态性。

此外，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还受到如下变化因子的影响，如文本翻译目的、用途、译者、译文读者等。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时代的读者对译文的欣赏程度和期待程度都会有变化，不同时期译者所参照的翻译标准也各异。此外，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也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如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经典独白“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的翻译就有好几种，较有代表性的有：“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朱生豪）；“是生，是死，这是问题”（许国璋）；“反抗还是不反抗”（陈嘉）；“活着好还是死了好，这是个难题阿”（方平）[9]。参照上文所提的文学翻译标准，以上译文各有千秋，都能被接受，都可以说基本达到了“信”和“达”，可算是忠实原文。然而，译文对原文信息的忠实度依然有差异。读过原作的读者一定知道哈姆雷特的性格一直优柔寡断，据此来判断的话，细读这几个译文，许译更能贴近人物性格和身份，也更能贴近原作的风格，基本达到“神似”的地步。朱译失去了哈姆雷特“犹豫”的味道，陈译透出的霸气和哈姆雷特的性格不和，而方译则又过于通俗，与王子说话的身份不符。因此，许译算是佳译，相比之下，其他三个译文就会稍微逊色。此外，让现代读者去读严复的《天演论》，一定存在不少阅读困难，如果让读者来评，其译文必定晦涩难懂，是个很糟糕的译文。因此说，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会随着时代、上述变化因子和翻译内外环境（国内读者、译者、国际环境导致的政策性偏向）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明显的多元性与动态性。同一原作，不同时期、不同译者适用的翻译标准不同，译文就有所不同。据此，译评者对译文的评判结果往往各异，翻译批评也就呈现多元性与动态化。

四、结语

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两者都受制于原作。无论采用何种翻译标准，译文都很难全面保持原作各个层面的意义或功能，绝对的对等（无论是字面上的还是功能上的）基本不存在，译作也只能无限接近原作。而以翻译标准为基础的翻译批评必然也受到翻译本质和翻译标准的制约。译作适用的翻译批评标准不同，翻译批评者对译作优劣的判断必然不同。翻译标准的相对性、多元性、历史性、动态性也就制约了翻译批评的相对性、多元性、历史性与动态性，两者都是没有固定值且随着文本、时代、翻译目的和译者等因素而变化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动态变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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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杨晓荣.基于翻译本质观的翻译标准观：1978-2007[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12）：37～41.

〔2〕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94-99.

〔3〕贾影.“零翻译”还是“不可译”——试与邱愚如教授商榷[J].中国翻译，2002（4）：75～77.

〔4〕辛献云.从纽马克的文本范畴理论看翻译标准的相对性和多重性[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2）：74～76.

〔5〕刘红星.零翻译与语用等效翻译是非辨——试与罗国青教授商榷[J].作家杂志，2012（9）：181～182.

〔6〕罗国青，王维倩.零翻译与不可译——零翻译本质辨[J].中国翻译，2011（1）：116～120.

〔7〕周笃宝.继承传统译论，建立科学翻译学[J].中国翻译，2000（2）：28～30.

〔8〕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51.

〔9〕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与经典翻译理论命题辩证[J].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2002（1）：230～237.

（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