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耀慧

摘 要：理论来自实践并被用来指导实践，这是人们的共识。在翻译学界，这种观念也占据主流市场，然而事实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结合在实际的运用中却并不尽如人意。翻译理论具有时代性、地域性，而且对其内涵的解读在实际的运用中也至关重要。本文从翻译理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入手，分析了理论与实践在结合过程出现问题的可能原因，期望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

关键词：翻译理论；时代性；地域性；翻译实践；互动结合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7-0208-02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被用来指导实践，翻译也不例外。而作为文化大国，中国的翻译理论经由经典的“信、达、雅”来到了一个略显尴尬的地位：理论与实践是否仍紧密关联？中国的翻译理论是否与国际观点脱节走入死胡同？翻译过程中，一旦停下来进行思考，这些问题就会首先浮现出来。

毋庸置疑，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反过来对实践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可以是指导性的，也可能是束缚性的，因此，如何面对翻译理论，又该如何定位它至关重要。

翻译是一种世界性的活动，因此各国都涌现了各色翻译理论；而同时翻译又是历时性的活动，因此随着时间变迁，翻译理论也出现了时代性的变迁。然而，翻译理论是否有国别，是否存在地域限制，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翻译理论，又孰优孰劣？

一、翻译的时代性

中国的翻译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时期，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时期，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的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学翻译时期，以及改革开放至今的开放型翻译时期。在这些时期里，前人们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翻译理论，如三国时期的支谦就曾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道安提出的极出名的“五失本”、“三不易”；清末的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的“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信、达、雅”则是至今沿用的信条；此外，还有鲁迅、瞿秋白等人的通顺说，傅雷的“神似”说，郭沫若的“神韵译”和“气译”以及钱钟书的“化境说”，这些都是前人们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的切实体会，凝聚了前人翻译工作的精华，指导了后来者的翻译实践。

而近年来的理论化研究发展则常常是以模式或者方法之间的“转向”来度量和表述的，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语言学模式的“阐释学转向”和“文化转向”，而这种通过“转向”来度量一个学科的发展的理论哲学大概可以追溯到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于20世纪60年代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提到的“范式转移”这个影响深远的概念。当年库恩以这个概念为标尺，宏观地测量科学史上一些根本性的观念转变所带来的革命性发展，如地心说向日心说的范式转移。而在翻译研究模式纷呈的今天，许多实践着这些转移模式的当事人却缺乏对这种“转移”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意义做出理性思考，对“转移”前后的模式没有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解，因此所谓的“转移”在他们那里就变成了一种不知其所反的范式内涵到底是什么的“游”移，使得外国翻译理论在中国找不到支撑点，也使得中国的学习者在众多的翻译理论的转向中无所适从。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翻译理论的中心要求始终是“信、达、雅”，然而随着时间的变迁，“信、达、雅”的具体内涵却大有不同。五四时期鲁迅提倡的保留“洋味”的翻译风格被钱钟书等人的化境说、神似说所取代。而到了翻译文化大力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取向又开始倒向最初的引进外来词汇，保留原著语言结构与风格的译风。这样看来，对“信、达、雅”的阐释，则是始终以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和读者的文化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

二、翻译理论的地域性

所谓“地域性”，在这里指的是中国翻译理论与国际翻译理论之间的差别和互动。1996年初，国际译联的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上，与会者提出过这么一个问题：中国国内有人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对此有何看法？

这个问题表达了国际译学界对中国近年来产生的一种墨守成规型的研究心态和研究取向的关注。而对这个“特色”的过分强调则会形成中国译学界的误区，既局限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也影响了中国译学体系与世界其他译学体系的互动。

在中国早期的翻译实践中，有许多译者对译入语的掌握并不能达到今日的标准，但是他们的译文却能够流传至今并广受好评。同样，许多人认为语言之间的差别导致一些人认为“汉语重意，英、法、德等印欧语系的语言则重形，故对等翻译理论更适用于印欧语系中的双语对译，而不尽适用于汉译”。而这种观点导致了中国翻译理论的一些独特现象，就如张南峰观察到的：“（中国的翻译学）表现出两种既矛盾又统一的态度：一是重视中国翻译学的特性而轻视它与翻译学其他分支的共性；二是重视中国翻译学之下的各个分支的共性而轻视他们各自的特性。”

诚然，如今的中国译学界内部也主要分化为两个派别，即“特色派”和“西学派”，这种分化则导致了劳陇所描述的中国译学的情景：“今天我们翻译界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大量进行盲目的实践，另一方面则不停地制造空洞的理论。”这些所谓的“空洞的理论”，指的应该不是“纯理论”或者基本理论，而是那些与大知识体系割裂的、没有论证思辨也没有实验证据证明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该被“特色”和“自成体系”之类的论点所左右，生成一系列“自说自话”式的“理论”依据。

因此，在目前的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最需要大力研究的，不是去进行翻译不要理论或者外国理论适不适合中国翻译这些停留于表面的争论，而是通过认真深入的思考、严密的试验之后，提出证据来，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客观地论证出各种理论对翻译研究进而翻译实践的适用（或不适用）范围，通过研究取向互为照应、研究重点互为补充的各种理论的互动，不断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提高其可操作性、互补性，为整个译学大系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反思

思想是没有国度的，正如全世界的人民都能接受《圣经》和基督教义，马克思恩格斯得到不同国度不同国情的国家的认可。而翻译，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活动，为什么指导它的理论会出现时代性与地域性呢？

总的来说，文化背景的转换导致了翻译理论的差别。各国的国情、传统、民族心理和历史发展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各国翻译研究人员对文本的价值取向和接受程度，进而对本国的翻译实践产生一系列的反作用。那在这些时代性和地域性的转换过程中，又反映出来怎样的问题呢？

问题之一，是当今的翻译研究中，大多是译者译其文，学者钻其论，而像五四时期涌现出的那种实践素质和理论素质兼备的人才已经越来越少。学者与实践的脱节，导致了新理论新见解的缺失。放眼当前的翻译理论，大都是投机式的综合与变通，没有了真知灼见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也大打折扣。另外，当前社会主流思想的急功近利导致文学作品缺乏市场，经济类、教条类和猎奇类的流俗作品占据主要市场，贫瘠的文化修养中自然难以产生精辟的、能够精准指导实践的思想和理论。

问题之二，总结性大环境的缺失。就实践而言，即使是技术层面上进行局部和个别的总结，如果想要吸取经验教训，都必须从“实践”中得到，并提取出使自己成长与发展的外部力量。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实践中的本能，还必须是个人在从翻译实践抽离后，进行反观与反思所需的时间和个人素质。想要从实践中抽离出合适的总结经验，必须通过观察历史与当前现实、自己和别人的实践，以为个人所悟得的观念获得外界直观性的支持表现才能获得；而同时，这种反观与反思，必须通过以史为师为鉴、以邻为师为鉴整理出基本规律而达致的条理化才具有理论的价值。

当然，翻译理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差别，也有好的一面。有时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即理论研究者们忽略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同某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在人们集体无意识中潜在着不平等的关系，人们习惯于将理论置于实践的前面，以理论指导实践。大家所说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却让人感觉到，人们想要理论去指导的实践和这个指导理论所来自的那个“实践”并不是同一个版本的“实践”。也就是说，两个实践所发生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语境都不同了，因为每一个理论都有各自的关注点和论述对象，这样看来，理论成立的前提必然是“其他因素恒定”。但是历史是时时变化着的，而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实践者而非理论者的主体意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总是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果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性质视为僵硬的指导和被指导，便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而现实状况就往往表现为压迫与反抗的张力，因为翻译的实践并不抗拒从某一理论角度的描写和解释，但拒绝委身于某一特定理论的指导。许多牵强的理论套用，便使得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那么愉快，因此，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翻译理论的出现受到了大家的支持。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尽管翻译理论的研究有着时代性和地域性，一些经典的翻译理论，比如信达雅、功能对等，始终是我们进行后续研究的基石和总纲。

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长期过程，需要不停完善和进步。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在实践中注重总结与发现，保证翻译理论的发展循序渐进，层层深入，少一些晦涩偏颇、闭门造车式的空洞论调。这不仅是理论研究者们的责任，也是每一位译者的义务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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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劳陇.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J].中国翻译，1996（2）.

〔2〕孙喆.融合与分类——论翻译理论的发展[J].中国翻译，1998（5）.

〔3〕张南峰.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A].1998上海外语大学国际翻译研讨会暨国际口笔译教学第四届年会论文[C].1998.

〔4〕朱纯深.翻译探微：语言·文本·诗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