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展云

东汉末年，随着文化中心由关中地区迁移至中原地区，汝颍等地涌现出大批文人学士，由此出现了“汝颍多奇士”的文化局面。汝颍士人的崛起以及汝颍文化的兴盛与两汉时期汝南、颍川两地文化的融汇整合有很大关系，以“汝颍多奇士”为代表的汝颍文化对于汉末以及曹魏政治及文化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发端于汝颍地区的党议之风对汉魏之际学风及士风的演变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尚法任气的汝颍风习则打破了汉儒的天人感应学说，对慷慨悲凉的建安文风颇有影响。以舒缓典雅为代表的“齐气”文风逐渐衰微，而任气使才为特色的“逸气”文学作品登上舞台。通过对汉末汝颍文化的兴起、特点及其影响的梳理，可以从地域文化兴衰的角度对汉魏之际文学的新变加以追本溯源。

一、“汝颍固多奇士”——汝颍士人群体的崛起及其成因

汝颍地区地处中原腹地，具体是指秦汉时期的汝水、颍水流域附近所建置的汝南、颍川二郡所辖地域。据《续汉书·郡国志》载，汝南郡为汉高帝时所置，地处洛阳东南五百里，治所在平舆，辖县三十七；颍川郡为秦时所置，地处洛阳东南六百五十里，治所在阳翟，辖县十七。

先秦时期，汝颍两地文化尚存在显著差异，及至西汉时期汝颍两郡仍不被划归同一文化区。汝南地区虽然兼受中原文化及楚文化影响，但其辖区大部分属楚国，因此受楚文化影响更深。西汉初期，汝颍地区民风剽悍、生活鄙朴，文化发展还相对滞后。颍川郡的文化渊源较为复杂，颍川文化既受上古时期夏文化的影响而质朴敦愿，又受战国时期韩国法家思想的影响而重仕宦、尚功利。

东汉中后期，随着全国文化中心转移至中原地区，地处中原腹心的汝颍两地文化逐步融合，最终形成了兼容夏文化、楚文化及三晋法家文化的汝颍文化。汉魏之际，汝颍文化发展迅速，汝颍地区人才荟萃、文风炽盛，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汝颍地区尤以盛产“奇士”见称，汝颍奇士不仅对汉魏之际政局的更替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于文化的革新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史籍中不乏对汝颍奇士的记载。如东汉安帝年间，颍川太守朱宠曾问功曹吏郑凯曰：“闻贵郡山川，多产奇士，前贤往哲，可得闻乎？”郑凯极力赞誉遁世高跱之许由以及奇谋辅世之张良等颍川奇士。东汉末年，曹操《与荀彧书》云：“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荀彧遂推荐郭嘉等人，汝颍士人在曹魏政治及文化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十六国时期，后秦国君姚兴慨然赞叹：“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三秦饶俊异”指出汉代关中文化的繁盛，而“汝颍多奇士”则道出汉晋时期汝颍文化的兴盛以及士人的活跃，可见汉末文化中心迁移对士人地域分布格局所造成的影响。

汉末人物品评风尚盛行，汉魏名士对汝颍士人加以评议，虽然品评目的各有不同，但皆显示出汝颍士人在当时的影响力。据《世说新语·言语》载，东汉末年，颍川荀爽与汝南袁阆相见，袁阆询问颍川所出俊杰，荀爽则提及自己的诸位兄长。颍川荀氏和汝南袁氏为当时著姓，荀爽标举本族人物，正是汝颍士人重视家族门第的表现。又《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载，江东大儒虞翻与王景兴论及会稽才俊，汉末江南会稽地域才士辈出，但仍以中原地区的颍川士人为参照，可见会稽文化的发展滞后于汝颍地区。此外，建安时期的孔融与陈群论汝颍士人优劣，说明汝颍士人在曹魏政治集团中占据重要位置。以上诸多记载表明，汉魏之际士人地域意识的加强以及汝颍士人政治及文化地位的显赫，汝颍士人已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地域士人群体。

随着汝颍士人的崛起，汝颍文化也由此繁荣兴盛。东汉安、顺之际，汝颍地区私学及游学之风兴起，汝颍地区出现一批经学大师，如汝南戴凭、许慎、周举，颍川张兴、丁鸿等，他们传道授业、相互交通，在传播儒术的同时也助长了结党之风的蔓延。汉末党锢事件中的领军人物如陈蕃、李膺、范滂等皆是汝颍士人，《世说新语》中所载汉末名士也大多出汝颍地区，可见汝颍文化对汉魏士风的演变颇有影响。三国时期，汝颍地区更是名士辈出、谋士如云，荀彧、钟繇、陈群、郭嘉、繁钦、邯郸淳等汝颍名士对曹魏政治及文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汉中后期汝颍士人群体的崛起以及汝颍文化的兴盛有其内在原因。首先，汉末文化中心由关中地区迁移至中原地区，致使汝颍地区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得以复兴。汝颍地区地处中原腹心，毗邻京师、交通便利，汝水、颍水两条河流延绵不息，孕育出璀璨多彩的汝颍文化。先秦时期汝颍地区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汝颍地区学术驳杂多彩，尤重法家、道家等思想。①战国后期，汝颍地区沦为诸国争霸的战场，经济遭受破坏的同时文化发展也停滞不前，因此和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局面相比稍显冷寂。西汉时期，汝颍地区出现不少谋士如张良、晁错等，但由于当时文化中心在关中地区，关中文化以辞赋及经术见长，齐鲁及淮南地区的文士受到重用，而以奇谋著称的汝颍士人颇受冷落。随着东汉定都洛阳，以洛阳为中心的南阳、汝颍、陈留等地的中文化得以发展。尤其是汝颍地区文士交流频繁，他们游学于京师太学，后又回归故里、兴办私学，对汉末“章句渐疏”的学风产生了较大影响。据卢云统计，东汉时期的南阳、汝南、颍川等地在所出士人、书籍、私家教授、五经博士等代表性文化要素上均排在全国前列，②汉末文化中心的迁移使得汝颍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得以复苏并日趋繁茂。

其次，汉代循吏在汝颍地区推行教化、兴学重教，加快了汝颍文化的发展。汉代循吏的特色在于“先富而后教”，他们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文化传播。汝颍地区原本任侠尚气、民风剽悍，据《汉书·韩延寿传》载：“颍川民多怨仇，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③又《汉书·地理志》云：“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韩化以笃厚。”④黄霸、韩延寿二人化争讼以笃厚，颍川民风变得淳朴谦让。汉代循吏不仅起到移风易俗的“文法吏”的作用，他们还兼有“儒者吏”的身份，地方学者大多“以吏为师”。汝颍官员在任职期间兴修郡学、传道授业，使得儒学在汝颍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如东汉时期的汝南太守寇恂“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5何敞在任汝南太守期间“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故在职以宽和为政。立春日，常召督邮还府，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显孝悌有义行者。及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⑥《礼记·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经过诸多循吏的训导教化，汝颍地区鄙朴之气渐除，尚儒之风盛行，为汉末汝颍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复次，汝颍地区世家大族的发展壮大，使得汝颍文化发扬光大、延绵不断。西汉时期的文化士族主要分布在齐鲁、三辅地区，而东汉时期则以汝颍地区最为密集。西汉时期，汝颍地区就已出现一些拥有权势的地方豪族，这些豪族集经济、政治及文化优势于一身，对汉代的政治及文化有一定影响。东汉时期，汝颍豪族逐步演变为文化士族，他们或是通经入仕，或是以文传家，汝颍世族重视文化教育及学术传承，客观上促进了汝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如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以文显世的汝南应氏，博学多识的颍川荀氏，世善刑律的颍川钟氏等，这些文化士族世代相传、薪火不熄，为绚烂多彩的汝颍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综上所论，汉魏之际的汝颍地区文化逐步融合成为相对统一的整体，汝颍文化以“汝颍多奇士”为代表，积极参政、崇尚权谋、任情而为的汝颍习气，成为汉末名士互相结党、抗争宦官的文化基础。以“天下名教为己任”的汝颍士人，不仅以其独立坚贞的人格魅力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影响力，而且在汉魏之际的政治及文化变革中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

二、从“婞直之风”到“任情自适”——汝颍文化与汉末士风的演变

东汉末年，汝颍一带士人文化活动较为频繁、活跃，汝颍名士互结朋党、评议时事，其刚正不阿的文化品格可谓汉魏之际清流人物的典范。特别是发端于汝颍地区党锢事件，对汉魏之际士风及学风的演变产生了较大影响。

首先，崇儒尚法的文化传统铸就了汝颍士人积极参政、崇尚气节的优良品性，这为汉末党锢事件的发生奠定了文化基础。汝颍地区本有法家传统，《汉书·地理志》曰：“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战国时期的颍川作为韩国都城，产生了申不害、韩非子等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汉初贾山、晁错等人也师法申韩、崇尚谋略，汝颍士人积极从政、推崇权谋，逐步形成了“高仕宦，好文法”的社会民风。两汉时期的汝颍地区法家依旧流行，尚有不少世传刑律的法律世家。如谋士郭嘉的先祖郭弘“家世衣冠，习《小杜律》”，其子郭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名臣钟繇的祖父钟皓“为郡著姓，世传刑律。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钟繇本人也是“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东汉时期，汝颍地区的儒学已有所发展，经过韩延寿、黄霸等循吏的教化，加之私学的兴起以及游学风气的盛行，汝颍地区涌现出戴凭、许慎、周举、蔡玄等大儒，他们被誉以“五经纵横”、“五经无双”之类的美名。与此同时，汝颍地区还出现了不少经学世家，如汝南袁氏则世习《孟氏易》，颍川荀氏则精通《三礼》。汝颍士人或世传刑律，或博通五经，学术上博通兼采，为人则刚正笃厚，因此获得“汝颍多奇士”的美誉。《汉书·邹阳传》曰：“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汝颍地区本属三晋法家之地，和邹鲁学者恪守经术、儒雅博通不同，和齐楚游士学宗阴阳、夸饰巧辩也不同，汝颍士人儒法兼综、时有奇节。“韩魏时有奇节”，“奇”可视为“奇士”，表明汝颍士人积极参政、擅长权谋的杰出品性；“节”则可看“气节”，说明汝颍士人敢于抗争、崇尚气节的人格特点。汉末孔融与陈群论汝颍人物，孔融盛赞汝南士人。余英时先生指出孔融此文“实为说明汉末士大夫地域分化及汉晋之际士大夫精神意态之转变之重要文字”，⑦汝颍士人经世致用、刚正不阿的优良品性为汉末党锢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同时也成为汉魏士人人物品评的焦点。

其次，桓灵之际主荒政缪的政局，加之汝颍士族的崛起以及结党风气的蔓延，共同促成了汉末党人婞直之风的形成。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指出：“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⑧党锢事件本质上是由汉末士大夫与宦官专权相抗争而爆发的政治事件，以清流自命的官僚阶层与太学生为主力的名士群体相互结党，对皇权政治以及宦官专政提出了质疑与批判，士人群体的自觉意识日益彰显。党人抗争权势的方式有两种，其一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即名士间相互结党、自我标榜，其二为“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即直接参政议政、抗击浊流。汝颍地区本有交通任侠、急疾而起的风气，加之汝颍士族的崛起，汝南、颍川、南阳一带的士人群体遂相互结交、评议时事，对宦官势力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汝颍士人不仅成为党人的中坚力量，而且引领着党议活动的走向、激励了各地士人纷纷响应，党锢事件遂由汝颍地区蔓衍至全国。范晔指出：“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⑨汝南士人范滂首倡清议活动，清议之风随后传至太学，引起大规模的太学生运动。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与官僚陈蕃、李膺等深相结党、贬议公卿，对宦官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自此以后，“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的党锢事件愈演愈烈。

李膺抗击宦官、惩恶行善之举受到党人的响应，同时也昭示着士人阶层与宦官势力矛盾的激化，党议之风由此趋于白热化。《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曰:“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⑩当时党人自我标榜，产生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其中尤以汝颍士人居多。汝南陈蕃为“三君”之一，颍川李膺、荀昱、杜密号为“八俊”，汝南范滂、蔡衍则为“八顾”成员，汝颍士人遂成为党人的楷模、名士的典范。

在党人与宦官对抗的过程中，汝颍士人积极议政、抗礼权贵，彰显出刚正不阿的人格精神，汉末士风由此显示出耿直不屈的“婞直”之气。如李膺“性方峻”，陈蕃“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杜密“少有厉俗志”，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此皆蕴含着为生民请命、为天下开太平的壮心笃志。后世论者对党锢人士予以了高度评价，范晔论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1）范晔赞誉李膺以死抗俗之余，将汉末道丧归于宿命，悲愤之情溢于言表。顾炎武《日知录》指出：“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12）当寄情天下、刚正不阿的汝颍士人无力回天之际，以死力争便成为正义及尊严的最后呐喊。

最后，党锢事件对汉末士风及学风的演变产生了极大影响。党锢事件以后，汉儒天人感应学说日趋衰微，诸子百家之学尤其是老庄思潮逐步兴起，士人通脱不羁、任情自适，这对汉魏之际文学的新变有着深远影响。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此学说以“君权神授”为核心，主张自然、社会以至人类服从“天”的意志，致使汉代士人遵奉皇权、依附集体，文人的个性因此受到一定的约束。东汉时期的宦官、外戚专权，预示着大一统政权的崩坏，汉代学者赖以维系的通经入仕、克己奉公的仕宦方式及价值标准受到极大破坏，加之士人群体在党锢事件中惨遭迫害，更昭示着汉末士人与政权的疏离。党人领袖范滂在入狱之际，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13）天人感应学说以劝人为善为目的，否则将受到上天的惩戒。在“恶不可为”的价值标准与循善以致“身陷大戮”的惨淡现实面前，范滂充满了困惑与迷茫，此种忠而见弃的心态中蕴含着传统价值观念破灭后的深层悲凉，表明汉末士人与大一统政权的疏离，同时也预示着汉末士人群体中新的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逐步萌发并滋生。

蓝旭在《东汉士风与文学》一书中指出：“对慷慨尚气的士风的检讨，也便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怀的反省而趋于自适任情；二是，对名节与礼法的反省而趋于重情求真。它们共同的意义在于引发个性的自由发展。”（14）汉末名士在党锢事件中的经验教训，使得他们对于传统价值观念以及行事方式产生了怀疑，他们不再推崇刚正不阿的济世热情，而是抱朴自守、与时俯仰，于是汉末士风由“婞直之风”向“任情自适”转变，汉末学术思潮也由清议转为清谈。汉末士人或是潜居守真：如申屠蟠“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或是清虚玄淡：如黄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或是任性疏狂：如向栩“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壮如学道，又似狂生”，或是激诡不拘：如戴良“才既高达，而议论尚奇，多骇流俗。”“自适”意味着汉末士人日益与政治疏离，他们由群体转向个体，由外界转向内心，琴书自乐、清谈雅言逐步成为其生活方式，由此汉魏之际游宴山林之作日趋增多；而“任情”则预示着汉末文士的个性得以彰显，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汉末名士如孔融、仲长统之流，他们成为魏晋名士风度先声的同时，也为魏晋文学增添了情感力度。

三、从“齐气”到“逸气”——汝颍习气对汉魏之际文风的影响

西汉关中文化受齐文化的影响颇深，特别是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天人感应学说的盛行，致使当时士人对自然及社会抱有敬畏之心，文人的个性有所压抑，文学情感也因此受到克制。以汉大赋为主要文体、以典雅舒缓显著特征的西汉文学大多体制宏大、铺排夸饰、缺乏真情。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到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再到傅毅的《洛都赋》、杜笃的《论都赋》，文风皆整齐缛密、匮乏生气。及至建安时期的齐人徐干，其文风尚存西京余绪，曹丕对此徐干之“齐气”提出了质疑。曹丕《典论·论文》云：“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文选》李善注曰：“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文心雕龙注》云：“徐干为人恬澹优柔，性近舒缓，故曰‘时有齐气。’”（15）范文澜先生指出徐干之齐气与其个性学养有关。徐干恬澹优柔的个性、博通多闻的学识与齐地风俗舒缓、兼容并蓄的学风有很大关系，徐干因受齐学影响，其为人与作文具有“以理辖情”的特点。最能代表“徐干时有齐气”的作品当属《齐都赋》，该赋对川流不息之河渠、富丽堂皇之宫殿、光鲜照人之服饰、绚丽夺目之珍宝等依次铺排，描绘出“齐国实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奥府”的齐都圣地。《齐都赋》秉承汉大赋写法，体制庞大、铺陈辞藻、言辞夸饰。徐干之“齐气”实际上是注重天人感应的齐学的反映，在人格上体现为恬淡儒雅，在文风上则表现为词义典雅、语气平缓、缺乏真情，而此文风也正是齐文化影响下汉大赋的典型。

汉末汝颍地区兴起的新学风与齐学不同，汝颍学风儒法兼综、推崇权谋，特别是三晋法家提出的“天人相分”思想，打破了汉儒的天人感应学说，对汉末士人不拘礼法、任情通脱士风的形成颇具影响。汝颍士人任气使才、经世致用，其“高尚其道，污秽朝廷”之独立人格，更是成为天下士人的楷模。汝颍区域任法通达风习兴盛，对建安时期慷慨任气文风的形成有较大影响。三曹父子秉承汝颍习气，贵刑名、重法术，建安士人由此驰骋不拘，文风渐趋刚健通脱。刘永济指出：“东汉文敝。作者好骋词华，绝无新意。虽藻采铺棻，而情思索莫。缘经术久渐，文尚和缓。辞赋已盛，人竞敷陈。二者之弊，遂成庸凡漫衍之习。且于时民俗，偷薄散缓，魏武救之以刑名，务为清峻。而海宇多事，才士皆有慷慨靖乱之心。言为心声，发而不觉。文举、正平已肇其端，建安诸子益张其势。是则文气之论，虽发自子桓，实于人心所同然，盖亦有补偏救弊之意也。”（16）刘永济以孔融、祢衡为建安文学的发端，可谓颇具慧眼，孔融、祢衡皆为汉末名士，在人格操守上颇受汝颍风气影响。

汉魏之际士风及文风的转变，发端于汝颍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曹操挟天子于许都，更是继承了汝颍刑名学说。曹操政治上重用荀彧、郭嘉等汝颍士人，文化上也取法申韩，其《度关山》曰：“天地间，人为贵”，正是法家弃天道而重人事思想的体现。曹魏时期，杜恕有言：“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可见商、韩法术成为当时显学。汝颍学风影响下，建安文风也随之转变。曹丕在《答卞兰教》中曰：“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曹丕提出赋作应当“不虚其辞”正是针对齐学影响下汉大赋的夸饰少情而言，曹丕论文主张遒劲刚健，提倡独抒情性、体制短小的抒情之作，因此对“徐干时有齐气”甚为不满。建安诸子的文学创作也颇受汝颍文化影响，如孔融少时曾受党人李膺的赞誉，其文骨气刚健、卓萦遒亮。应玚出自“世以文显”的汝南文化世家，其文章才华卓越、文采富丽，颍川邯郸淳的文章也“率皆巧丽”。

综上所述，汝颍士人及其文化风习，对于汉魏之际士风及文风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末汝颍名士打破齐学“天人感应”之说，他们发扬汝颍文化兼采博通，尚法重道的文化渊源，开启汉末士人任情自适的士风。在汝颍文化影响下，汉魏之际文风也有所新变。汉末文风从雍容夸饰的“齐气”到慷慨悲凉的“逸气”转变的历程，同时也是天人之说破灭、文人性情涌动的过程。从汝颍党人忠而见弃的悲凉之情，到荆州士人流寓放逐的飘零之感，再到平原祢衡击鼓骂曹的狂狷之气，知识分子的个性日益彰显，文学作品体物缘情的特点也逐步显现。

①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

②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③④《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10、1654页。

⑤⑥⑧⑨⑩（11）（13）《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24、1487、2185、2189、2187、2207、2207 页。

⑦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

（1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2页。

（14）蓝旭《东汉士风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1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17页。

（16）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