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琳

一、关于“史诗”的界定：

“史诗”概念最早是由西方学者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一书中提出的，有平话或故事的意思。而对于“史诗”界定，一直以来国内外的观点并不统一。在《辞海》中是这样定义“史诗”的：“指古代叙事诗中的长篇作品，反映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以古代传说为主要内容塑造著名英雄的形象，结构宏大，充满着幻想和神话色彩”。①黑格尔曾在他的《美学》一书中有这样的看法：“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关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式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起形成一种散文式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大障碍”。②笔者认为，黑格尔的观点并没有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他并不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历程，而只是从西方的美学艺术形式的角度来评判，难免有所偏颇。而马克思提出的：“史诗”存在的三个条件：神话、歌谣、历史传说。③相比之下更接近我国古代殷商时期的文化背景。因为在殷商时期，统治者都被赋予了“奉天承运”这样一种天之骄子的角色来治理国家的，而在祭礼当中，不仅有对鬼神的祭祀，还包括对祖先的缅怀，这一系列的活动就是用诗歌的形式作为记载保存下来的。

关于《诗经》是否作为“史诗”来研究，在学术界曾掀起过一阵讨论的热潮，余冠英先生和朱自清先生都认为它只是记叙类的诗歌，游国恩先生也在《中国文学史》中阐发了“《诗经》与后世的叙事诗相当接近”这样的观点。而在赞同把《诗经》看做周民族史诗的观点中，既有以陈子展、高亨、林庚等人把《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五篇看做是完整的史诗的说法，也有将整部《诗经》看成的一部史诗的观点。由于《诗经》当中的许多诗篇都包含了祭祖、追思和称赞英雄的内容，虽然在篇幅上并不像《荷马史诗》那样的鸿篇巨制，但如果将《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几篇串联在一起，同样比较完整的叙述了周民族的发展史，因为《生民》写周始祖后稷的神异诞生和他对农业的贡献，并开创祭礼的过程；《公刘》记述了周人的族长公刘率领周人由邰地迁徙至豳地，并开始了定居生活发展农业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是周代统治阶级的开国历史，是周人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开始分化的阶段；《绵》描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周民族第二次大迁徙，开拓疆土，兴城郭、设宗庙的创业兴国阶段，周人此时进入奴隶制；而《皇矣》则先赞颂文王之祖、太伯、王季的德业，又着重描述文王伐崇伐密的胜利经过；《大明》就涉及了文王、武王从开国到牧野之战、灭商的这段历史。另外还可以加上《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以及《采芑》等反映宣王时期卫国征战的诗篇，这些都记录了周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所以笔者更赞同《诗经》中的这部分诗歌可以看做是周民族史诗的观点。

二、史诗中周民族精神的体现

1.周民族领导人开拓进取、勤劳务实的精神

在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始祖后稷、族长公刘、古公亶父以及文王、武王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

周民族从农业始祖后稷的诞生开始，就一直坚持并发展延续着自立自强，开拓创新的勤劳务实的精神。《生民》当中，后稷在他刚会爬行之后，便开始了对粮食的种植，“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虽然他是姜媛踩着上帝的脚印感天而生，可以说得到了上天的庇佑，但他并没有满足于这样的特权，而是利用自己的天赋，不断的投入到农业实践中去，“蓺执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在他熟练地掌握了种植技术之后，又学习了除杂草，选良种等多种技能，在后稷的带领下，粮食产量获得增长，农业丰收硕果累累。周民族同样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民族，在农业获得丰收之后，后稷开创了祭礼“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为子孙后代祈求安稳的生活。“初民认为祖先掌握着整个民族的命运，初民相信与祖先及时又良好的沟通，是保佑部族免除灾祸的重要手段。宗庙祭祀是与祖先沟通的一种方式，它通过祭品以及一定的仪式构成的礼典以感应祖先，祈求福禄。”④

周民族后世的领袖依然承袭后稷的这种开拓创新、勤劳务实的精神。尽管周初民族的发展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但是，领导者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带领族人不畏艰难，开疆扩土，重建家园。《公刘》和《绵》中分别描述了两次大迁徙，是周民族开拓进取的重要表现。为了躲避夏桀的迫害，周民族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而在做出这样的决策之前，领袖公刘早已派人进行了实地考察“陟则在山献，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乃觏于京”，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才带领族人奔向了新的领地“豳”，这一过程中族人没有抱怨和悲伤，他们只是“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迁徙之后，族人也随之辛勤劳作，为共创美好家园而努力。“止旅乃密，芮鞫之即”人民的生活安定了下来，周民族也一步步走进了阶级社会。“当迁徙的人群，在新到的土地上齐心协力，有条不紊地迅速建造着家园，并且‘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而无永叹时，诗篇的真义绝不仅仅是在表现一种属于过去的某个事件。准确地说，这是在显扬一种精神，一种倔强而又健旺的生命精神——对生活之源的开掘与拓展”。⑤

在《绵》诗中叙述了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周民族为避戎狄侵扰迁居岐地的历程，“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从做出迁居的决定到“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亩”。带领族人进行开荒扩土的举动，而后“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由小家的安稳到国都的建立。经过族人共同努力，周民族已经发展成为强大的部族，“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这些都表明了在周族先贤的带领之下，人民坚守勤劳务实的精神，国家才会发展得如此兴旺。

在《皇矣》中，大王能够“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洞察百姓疾苦，王季也是“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的勤政爱民的好国君，文王更是不畏外邦侵辱，“爰整其旅”、“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勇于维护国人安危，使得“四方以无辱”、“四方以无拂”。《大明》里，不管是“维德之行”的王季，还是“厥德不回，以受方国”的文王，亦或是“保右命尔，燮伐大商”的武王，都能够以身作则，勤耕善农，发扬吃苦耐劳、勤劳务实的开拓精神，才带领周民族一步步走向强大。⑥

2．周民族尚德兴邦、追求和平的精神

周民族史诗里记载的英雄形象多以德服众，后稷——一位勤劳务实的农业始祖，教授子孙稼穑之术；公刘——积极开拓进取的领袖，带领族人一步步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古公亶父、文王、武王更是德行高尚，仁爱睿智的一代明君。他们不仅自己能够做到敬天崇德，用德行来抚民心、安天下，更用德行这一良策治国兴邦：后稷能够推广农业，“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让族人解决生计问题，同时开创祭祀之礼，崇德敬天，以佑子孙丰年，可以说为后世发展兴盛，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文王顺从天意，“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其厚德感化虞国、芮国，使其不再相争。武王更是任人唯贤，在吕尚的协助之下完成“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的繁荣景象。由此观之，周民自《生民》以来就崇尚德政，只有顺乎天意，以德行治天下才能真正达到民族的繁荣和兴盛。

《诗经》中除了《生民》等五首对周民族发祥、迁徙和建国的描写外，《大雅》中的《江汉》、《常武》以及《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等篇章也是对周民族发展史的记载。其中虽有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但丝毫看不出强烈的杀戮和血腥，更多的是对军队的威仪整饬、军容浩荡的壮阔场面的描写，所要展现的也是周民族对待和平发展的态度。《江汉》中把军队的气势以江水来形容，只一句“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就把讨伐叛乱，平定四方的局势叙述出来，丝毫没有杀戮的场面，但却依然振奋人心。同样，在《常武》里，对于徐国的叛乱，自是“王舒保作，匪少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不难看出，仅是王师的威力就足以震慑住敌军叛党，而后“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在徐国投降，并保证不再反叛之后，周王朝也停止了战争。可见，周民族的征战完全是为了使人民获得安定和平的环境更好的发展，而不是追求血腥的杀戮，领土的扩张。

《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也同样，对于猃狁、戎狄的来犯，也是秉承着顽强抵御，同时镇压招降，恩威并施的政策，不论是《六月》中的“王于出征，以匡王国”、“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还是“共武之服，以定王国”，为的都是族人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生产劳作，而不是只为炫耀天国威严而进行的无义之战。也就是这样一个追求和平，崇尚德治兴邦的民族，才能够延续中华民族这种奋发向上，不惧艰险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三、中西方史诗中的差异

在关于“史诗”的界定部分，曾提及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的观点，如果要追溯黑格尔产生这样想法的原因，我们不得不考虑，他所能见到的中国材料大多是由法国传教士提供的，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忽略他的这一论断，我们不妨对东西方史诗进行比对，不难发现，二者存在着精神实质性的差异。中国史诗在体制上并不是鸿篇巨制，但依旧有着强烈的历史厚重感，从《生民》到《大明》，这五首史诗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诗中主人公的描述也反映了周民族的宗法制，五首史诗描写时间跨度之长、周民族延续态势的旺盛，以及周文王、武王治世之强，似乎都符合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关于壮丽的表述：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彩者也。将周民族发展的完整进程梳理出来，以静态的描写展示历史的演进，连战争场面也是平和、安然的，丝毫看不到血腥和杀戮，这似乎更符合东方审美的特点，倡导“仁和”，抵触战争。而《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描绘了一场旷世持久的斗争场面，而战争的起因看似是以阿伽门农为首的希腊联军为夺回斯巴达王子之妻海伦的正义之战，其实质却是以此为借口，为攫取更多肥沃的土地、财富而进行的赤裸裸的扩张，从性质上来讲，可以说是不义之战，而史诗当中也很少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只细致刻画了其中阿伽门农和阿波罗等几位英雄的形象，通过他们的愤怒，他们战斗的精神，血腥的场面来展示他们对战争的向往，具有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也正是不同于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追逐，周民族才能团结奋进、不离不弃，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样和善的来解决解决问题，一步步走向兴盛。

结语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张岱年先生曾在《关于文化问题》一书中就有过这样的表述“中华民族有积极的‘民族精神’，什么叫‘民族精神’就是能够促进发展的那许多精神。……中国的民族精神应该怎样讲呢？历史上有两句话，就是《周易大传》上的两句话，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一句话就是《易传》上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说永远奋发向上，永不止息，永远自强，不被环境所屈服，积极奋斗。”⑦而早在农业始祖后稷的带领之下，周民族就一直延续着这样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勤劳务实，崇德敬天。在他们几次大规模的迁移和几次具有转折意义的战争中，详细的叙述了周民族从产生、发展到灭商、建立周王朝，抵御外族侵略再到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不仅展现了周族人民兴农创业的开拓精神，更表现出他们乐观向上，自力更生，热爱和平的优秀品格，值得我们炎黄子孙将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

①《辞海》第3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45页。

②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转引自褚斌杰、谭家健《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④连秀丽《周代吉金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⑤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240页。

⑥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⑦张岱年《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