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艳+吴贵春

摘 要：明太祖朱元璋有感于元朝吏治腐化，贪官横行，致民不聊生使元朝崩塌，故致力于廉政反腐工作，其制度之细、惩治之严、宣传之广，均为历代之冠。但是，这些举措虽改善了官场风气，稳定了明初统治，然明朝仍是贪腐最为严重的朝代之一，仅靠制度去根除贪腐是做不到的。

关键词：朱元璋；廉政；体制建设；惩治法律；社会风气；制度反腐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7-0021-02

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元代败亡原因，登基之初便告诫百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要在休养生息，然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戒之。”[1]朱元璋一生致力于廉政反贪，在借鉴吸收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廉政体系。这套制度在初期显示出一定的威力，但仍然没有改变从朱元璋时期到明末的官场腐败。

一、朱元璋廉政制度的建设

（一）多层次全方位的体制建设

1.独立的监察体系。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取缔御史台，改立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权力机关，执行整个国家的监察任务，对六部官吏进行监督。地方上的监察机构——按察司，包括十三道监察御史，也不受地方政府管辖，由上级直接领导。这种独立的体制对监察部门行使权力形成了极大的助力，十三道监察御史甚至可以监督自己的主管部门——都察院，独立性由此可见。

2.立体的监察网络。在中央朝廷，除了设立都察院外，朱元璋设置六科给事中，在六部内部负责廉政工作，成为相对独立的反贪廉政部门，并只对皇帝负责。给事中级别和品级虽低，但只要他们认为各部工作和官员有所阙失，均可上奏弹劾。给事中由都察院监督，都察院由十三道监察御史监督，相互制约，由此在中央形成了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构成的三重监察网络。

在地方上，朱元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所辖各道，独立行使司法监察权，各地行政部门不得干涉。并定期从中央派出御史巡查各道，称为巡按御史。在各省设提刑按察司，负责日常廉政监察工作，独立运作，只对皇帝和都察院负责。另外各省督抚及行政长官对本地方本部门的官员同样具有监察责任，由此地方上也形成了监察御史、巡按御史、各省按察司和地方长官构成的立体的四重廉政反贪网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监察系统在明代达到了一个巅峰，前所未有地严密。

3.“风闻奏事”及特务统治。朱元璋继承并发扬了宋神宗的“风闻奏事”制度。明代监察官员官职不高，但是职权很大，并拥有“风闻奏事”的特权。凡属于国家政事，无论大小均可参与监察，并且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而不用负任何责任，被举报者则需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监察官员在执行监察时可不受任何机构、官员的约束，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而“风闻奏事”和特务统治的结合，则是朱元璋的发明。朱元璋先后设立御用拱卫司和大内亲军都督府，这些特务们的任务是“专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2]。任何官员的消息，甚至于花边新闻，只要涉及到违法乱纪，特务都可以向皇帝密折举报。

4.举报制度。朱元璋颁布的《大诰》，建立了一种举报制度，明确规定，百姓一旦发现某些官员贪污腐败，就可以由当地德高望重者带领，将该官员押送至当地监察部门受审，并可向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举报。如果当地监察部门不予受理，则可以越级上告。并且规定，任何人不得阻拦百姓越级上告和进京上告，如有阻拦，“其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3]。这一制度极大地提升了百姓参与监督的兴趣，降低了被打击报复的风险。

（二）从严从重的惩治法律

朱元璋首先做到了有法可依，先后颁布了《大明律》和《大诰四编》。在《大明律》的《刑律》中，朱元璋针对官员贪腐行为专门制定了条款，明确了对官吏收受钱物、贪污腐败、不理政务等等的处罚。而在《大诰四编》中，有关官员贪腐处罚的条例多达一百余条。源于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痛恨，故而对官吏贪腐行为处罚非常严厉，规定：“对官吏受赃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绞。”[4]对于贪官，朱元璋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一旦发现贪官，执行枭首、凌迟之刑，后来更是执行剥皮填草之刑，并放在衙门之内，以期对后任者产生威慑和警示。

（三）弘扬广泛参与监督的社会风气

朱元璋虽然自幼家境贫寒，没有读过书，但他深知儒家思想对社会廉洁风气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把儒家思想的教化放在反腐败的第一位，强调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并规定《大明律》和《大诰四编》进入科举，成为考试必考内容，在书院由先生们讲解法律条文并让学子们知晓，为以后的做官打预防针。

朱元璋又规定，各地每年分两次，由当地政府官员召集百姓，宣传相应的法律条文，提升百姓的法律意识。并在各地建立申明亭，将贪官的罪行和处罚公布在申明亭中，让百姓对朝廷严惩贪官有个形象的认识。朱元璋在打击贪官的同时，宣扬一些清廉官员的事例，试图通过正面引导，树立积极的榜样，弘扬良好的社会风气。

二、明代制度反腐失败的因素

朱元璋虽然建立起了相对严密的制度，但甘愿冒着被填草剥皮而贪污的官员大有人在，明朝在太祖一代，因贪腐而被诛杀的官员多达几十万。连朱元璋自己也不得不哀叹，贪官“朝杀而暮犯”。究竟是什么让朱元璋“近乎完美”的制度反腐如此失败？除了人性的自私、贪欲和侥幸心理以外，受时代的局限，朱元璋的制度本身也有很多问题，下面分几点浅析。

（一）官员财产不透明

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会导致腐败”。在明朝及我国封建社会当中，很多官员出身于世家大族，这些大家族本身就很富有，如何去界定官员们花的钱是自己的俸禄，还是家族的钱，亦或是收受贿赂而来，只有让官员的财产透明、公之于众，让每一个百姓和监察官员们了解官员的合法入和家产是多少，才能判断出他的开销是否已经超出了实际收入，进而去了解其是否可能贪污受贿。朱元璋做了很多努力，但对此也无能为力。这也是古代制度反腐的一个天然缺陷。所以，如果没有官员财产申报机制，不能将官员财产透明化，反腐永远事倍功半。

（二）官员俸禄较低

朱元璋基于“君子做官”、“君子治国”的理念，让明代成了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时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以今天的购买力计算，估计在2500元人民币左右。并且这些俸禄在发放的时候还有折色和折支，即用钞、物及银折成米发放，而折价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这些钱仅仅够官员勉强养活自己。由于制度的原因，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所以仅靠俸禄根本无法支付这些人的薪水。做为县令，还要在官场上迎来送往、交际应酬，有亲友投靠同窗路过，均需要花钱，这就迫使官员们想办法弥补自己的亏空。在当时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人做官，养活全家，我国有“千里做官只为财”一说，如若不是有利可图，谁愿意拖家带口远赴千里之外去做官。

（三）部分制度可操作性不强

朱元璋虽然规定任何人一旦发现官员贪腐，即可由长者率领押送贪官至监察部门，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来说，百姓天然畏惧官员，“民不与官斗”的观点深入到每一个百姓的心里，百姓很难主动去监督官员。加之贪污受贿本身具有的隐蔽性和小范围化特点，百姓对官员们的生活及财产情况一无所知，导致了发动群众反腐这一非常好的制度无法在现实中操作和执行。

（四）变味的“风闻奏事”制度

明朝监察官员所具有的“风闻奏事”权力，在建国初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监察官员为了哗众取宠，或为了标新立异，或为了体现政绩，不免将问题无限地放大，甚至无中生有，大肆制造舆论，还有在奏折中出现污蔑诽谤甚至人身攻击的情况。万历年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骂万历皇帝无能、残暴、好色、昏庸，一无是处。对皇帝尚且如此，对其他大臣就可想而知。明朝末期，监察官员陷于党派、地域之争，为所在派别大肆攻击对方势力，摇旗呐喊，不惜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完全成了大臣们争权夺利的工具，丧失了监察弹劾的本意，而制度却没有因此而修正。

（五）言官群体的堕落

明代朱元璋秉承言官“正其谊不谋其利”原则，赋予了言官极大的权力，却给了极低的俸禄，到了明代末年仍然在执行。而到了明代中后期，经济迅猛发展，江南沿海一带发展尤为迅速。而经济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社会各个阶层，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官僚士大夫之中奢侈之风盛行，金钱逐渐成了衡量一个人的标准，而将旧的伦理道德标准抛之脑后。言官群体也深受整个社会风潮的影响，很多人不甘于清贫，依仗手中握有的监督和考察官员的权力，公然索贿，买官卖官。崇祯初年，户部给事中杨枝起“从不守科发钞，非匍匐政府，则奔走吏部，以除奸扶正为名，卖官纳贿为实”[7]。对进京考察的地方官员，杨枝起登门索取贿赂。如若不给，他不仅上门恐吓，还在考评之中将对方评为下下等，吓得地方官员连夜出门借钱行贿。十三道御史巡查地方，地方官甚至要门前跪迎，而御史们则作威作福，大肆收受贿赂，言官的堕落可见一斑。

从朱元璋建立的廉政制度来看，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极致。而由于反贪形式过于复杂和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制度并没有遏制住官员贪腐的势头。究竟如何才能减少腐败？只有无限缩小政府和官员们的权力，将其管理职能变成服务职能，将所有工作放在阳光之下，接受所有人的监督，真的做到“为人民服务”，并加大贪贿的惩处力度，让贪官付出无法承担的代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人的贪欲。

参考文献：

〔1〕姚广孝，夏原吉.明太祖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45.

〔2〕张廷玉.明史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0.46.

〔3〕朱元璋.大诰三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5.

〔4〕李善长，刘基.大明律集解附例[M].沈阳：辽沈书社，1990.37.

〔5〕李青.三垣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48.

（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