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承章

摘 要：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墓葬中出土的下颌托是充满萨满教色彩的器物。该习俗可能起源于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传统，并为大月氏、匈奴等族群吸收，后影响至中国内地。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范围内下颌托的使用者应该说是当时占少数但处于社会上层的萨满。该类下颌托主要是利用头箍、连接条、勺形护托来箍紧头部，以保持头骨完整，不让头骨散落，根本目的则是为了护魂。它多与丝织覆面相结合，而与其他质地覆面并不共存，使用丝织覆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掩盖萨满的面貌。

关键词：下颌托；北方民族；覆面；萨满教

中图分类号：K28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7-0009-05

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墓葬中，曾发现过墓主人使用下颌托随葬的习俗。这种习俗虽然在中国境内其他地区也有所体现，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范围内出土的下颌托，从功能、内涵、适用人群等方面都有着较为独特的含义。本文拟在这一范围内，对考古发现的下颌托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对下颌托考古材料的分析

（一）下颌托的考古发现情况

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下颌托主要分布于山西、内蒙古、陕西、河南、宁夏、湖北、湖南、四川、重庆、江西等地。根据对已公布下颌托材料的梳理，在中国境内目前共发现89件下颌托，其中山西大同出土11件，内蒙古2件，两京地区18件，宁夏1件，湖北郧县2件，广州1件，成都1件，湖南3件，江西1件，安徽1件，三峡地区10件，新疆37件，另有1件传出土于中国北方地区，现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时代跨越汉晋、北魏、唐、五代、辽、两宋、元。

下颌托多发现于死者头骨附近，尤其是在下颌骨位置。它的“使用无性别限制，亦不仅仅限于成人。但从墓葬形制及随葬物分析，戴者皆有一定身份”[1]。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群是中国内地出土金属下颌托年代最早的地区。但近年来，又在新疆地区发现多例质地为绢或毛织地的下颌托，多数年代较内地的金属下颌托明显偏早。

2003年，由内蒙古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参与的《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文物展览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展出。在展品中有一件传出土于中国北方的金饰件，包括金带饰、骑马人物纹金饰片、带有摇叶的金服饰以及一套“下颌托”[2]。该套“下颌托”为金片打制而成，包括条形的头箍、“丫”字形的连接条、椭圆形勺状“下颌托”等（见图一：1）。在“丫”字形的连接条的下部，也有类似“合页”的构件，与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群M107号墓葬中出土的“下颌托”几近一致。所不同的是，展览中的这件“下颌托”所使用的材料为黄金，其上以錾刻、粟珠等技法做出精美的图案，并镶嵌有菱形、圆形、水滴形的水晶、玛瑙等宝石（见图一：2），做工考究、装饰华丽，实为一件珍贵的艺术品。由于展览主办者不明其用途而错将其倒置，并称其为“冠饰”；而且，将其年代也错误地定在了唐时期。从同墓中出土的金饰片上着“鲜卑冠”的骑马人物，以及带饰的形制等信息来看，其时代定在南北朝较为适宜。

2010年6月，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发现了一处古代墓葬，清理出土了一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物，包括金铃饰、鎏金泡形铜棺钉、漆器残片、蓝色的玻璃碗、金头饰件、金耳饰件及长颈灰陶壶等。从陶器及漆器的风格来看，具有鲜明的魏晋南北朝风格，蓝色透明玻璃碗与大同南郊北魏107号墓葬出土者几近一致，金耳饰等制作工艺亦有着同时期受域外文化影响的风采。值得提及的是，该墓葬也出土了一套鎏金铜质的“下颌托”。此“下颌托”以铜片制成，分为条形錾花头箍、带有合页的“丫”字形连接条、椭圆形勺状护托等[3]（见图二）。

（二）下颌托的分类

按照形态、功能划分，笔者认为，中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可分为两类。

1.两侧条带很短，整体呈U形，多与头箍（或冠帽、护额）配套使用。以山西大同北魏墓葬群和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金属下颌托为代表（见图三：1、2）。

2.两侧条带较长，有的顶部带穿孔（或分叉），以环形方式沿下颌至头顶系挂（或缠绕），无头箍，多为单独使用。主要分布于三峡、两京、南方、新疆等地区（见图三：3、4）。

（三）下颌托的功能分析

根据下颌托的出土概况和形制判断，我们发现在中国境内，至迟在北魏时期，鲜卑等北方民族就有使用下颌托的习俗，并以山西大同为中心，进而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中原、南方等其他地区。另外，鲜卑、契丹等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及在其影响范围内出土的下颌托，与其他地区出土的下颌托有明显不同，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前者（Ⅰ类）主要是利用头箍、连接条和勺形护托从横、纵向箍紧并保持头骨完整；而后者（Ⅱ类）则是将下颌托两侧的条带沿下颌至头顶纵向缠绕或系挂，目的更多是从美观角度考虑，为了不让下颌脱落，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下颌托”。

金属下颌托的质地都选用硬度适中，有一定韧性的金属，如铜、银、锡、金四种。其中铜质最多，银质次之，金与锡都少见[4]。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范围内的金属下颌托多成套使用，主要包括头箍、连接条、勺形护托三部分。从形制上分析，以金属条状物将死者头部“箍”起来，并用下颌托防止下巴脱落，这从整体上应该具有保护头部、防止死者皮肉腐朽后头骨散落的功能。另外，从大同、吐尔基山等墓葬中出土下颌托的造型及制作方法来看，“头箍直径大小可以调整，有可以活动自如的合页”、“帽圈左侧与帽带的连接是扣合式，可以随意开合”[5]等特征，都表明下颌托应具有较强的使用功能，不一定是为防止“死者脸部的变形……在去世不久就戴上”的“葬具”。这一点还体现在它与东北亚诸民族所戴的某种帽子（头饰）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从形制上讲，后者的帽架类似下颌托的头箍；从功能上讲，该帽子也具有保护头部的功能，并且同样曾用于过丧葬。也正因为下颌托与头饰的联系，笔者之后将以此为切入点，对下颌托的起源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在涉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范围之内，下颌托的出土多与丝织覆面（或包裹头部的丝织物）并存，但与其他质地覆面（尤其是金属）并不共存。“覆面即是人死后直接掩盖在死者面部的覆盖物，其材质主要有玉石、蚌壳、丝织品、金属等种类”[6]。该习俗是中国北方东胡系统诸民族较为常见的一种丧葬习俗，在中国北方地区今天仍可见到以布帛覆盖死者面部的现象。在考古发掘中多有覆面文物出土，尤其是在辽墓中大量发现有金属面具，它们也应属于覆面的一种。从根本上讲，覆面与下颌托一样，都是为了保护死者，但从具体意义上看，二者还是有明显不同的。覆面的使用主要是为了掩盖死者面容不使其露死相[7]；而下颌托是为了保持头骨的完整。下颌托与丝织覆面之所以并存，是因为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功能互补的关系，同时使用也有可能是为了凸显墓主人与其他人群的不同。至于下颌托的主人为什么排斥金属面具，又为什么要用丝织覆面掩盖自己的身份，下文会进行详细阐述。

二、对下颌托源流的探寻

（一）下颌托的宗教内涵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从严格意义上讲仅包括曾经活动在大漠南北（即地理学意义上称之为蒙古高原的地区）的东胡、匈奴、突厥三大系统的各族[8]。本文所提到的鲜卑、契丹以及后来的蒙古均属于东胡系统，他们以信仰萨满教为主。

萨满教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具有明显的氏族部落宗教特点[9]。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相信“灵魂不灭”。北方民族的丧葬习俗几乎无不受这种灵魂观的影响。前面讲到，下颌托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头部，防止头骨散落。萨满教认为，魂寓于牙齿、头发、头骨之中。这种观念与北方民族常见的头骨崇拜所体现的思想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即视头骨为寓魂之所，形不散则魂不散[10]。魂魄得以保存，经过若干艰辛跋涉与周旋，最后就能从九天环宇回到人世[11]。为死者戴下颌托，根本目的正是为了护魂。这与萨满教的灵魂观无疑是一致的。

（二）下颌托使用者的身份

在大同北魏墓葬群的167座墓葬中，只发现了12座墓的主人戴“下颌托”随葬，但其中的随葬品却明显多于、精于其他寻常墓葬，故发掘者认为该器的使用者应具有“一定的身份”。2003年7月，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吐尔基山发现了一座辽代早期的墓葬，墓主戴着下颌托，该墓葬同样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品[12]。然而，从大量发现的辽代墓葬中，我们却很少发现戴“下颌托”的墓主人。也就是说，这一文化现象是比较少见的，甚至在目前经正式发掘的辽代墓葬中也是仅见的。

由此可见，下颌托的使用者应多为占社会少数的上层阶级。但是，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地位等级高”的墓葬都有“下颌托”习俗或现象，如同样出土于大同地区的司马金龙墓葬，或辽代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墓等等，在其中并没有发现“下颌托”。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生前何种身份的人死后拥有此等葬俗？

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中，萨满具有崇高而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拥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职能。他们是“人与神之间的沟通者，是神的代言人”[13]，拥有无上的法力。《三国志》的《魏书·乌丸传》中讲乌桓人葬时，说萨满念“咒文，使死者神魂径至”[14]，可见其法力之大。鲜卑史料虽然对此很少提及，但经孙进己先生考证：“汉末曹操破乌丸后，尽徙乌丸于中原，鲜卑又南迁据乌丸故地。当时乌丸的余部亦隶于鲜卑之下。”[15]这说明，乌桓与鲜卑之间本就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鲜卑族葬俗的形成和演进，必然会受到乌桓人葬俗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会吸收乌桓人的一些葬俗。到了辽代，萨满教作为契丹民族的原始宗教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在留有丧葬程序简略记载的辽圣宗、道宗的葬仪中，有“巫者袯除”、“太巫祈禳”等场面[16]。太巫是“巫”中职位最高的，在祭山、丧葬、再生等辽国重大仪式中，直接为皇帝祭神服务[17]。这些都能证明辽代皇帝葬仪的一部分是属于萨满教仪式的，萨满是属于当时社会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人。

通过对萨满身份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萨满的墓葬中应该会有一些显示其独特地位的元素。以吐尔基山辽墓为例，当今学术界有人认为它的墓主人是一个萨满[18]。冯恩学先生曾对此进行过详细的论证与解读：“该墓墓主服饰特殊，衣服坠挂铜铃，额上佩戴流苏，这种打扮在以往所有辽代壁画的人物服饰上从未见过，与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的萨满服相似。可以确定吐尔基山辽墓的墓主人是以萨满服入殓的契丹萨满。”[19]铜铃等响器既是萨满服饰的重要特征，也是萨满与神沟通时的必备工具，用于模拟神的走路声、飞翔声、与恶魔的打斗声等等[20]。而流苏是现今北方萨满教常见的服饰，主要起遮面作用，随萨满跳动而飘摆翻飞，既暗示神灵飞翔本能、勇猛威武气势，又能增添神秘性[21]。另外，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萨满由女性担任的传统一直存在而且具有特殊意义，而吐尔基山辽墓的主人正是一个女性。由于墓主戴着下颌托，所以我们认为，下颌托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萨满的特殊标志之一。

在大同北魏墓葬群的12座带有下颌托的墓葬中，我们发现，这12座墓葬的主人既有小孩，也有成人男女，这与萨满的氏族传承特点显然是一致的。另外，M107号墓下颌托周围的丝织物残留有针绣的圆形图案（见图四：1）。笔者经过比较之后认为，它与中国东北地区所发现的萨满教腰带悬铃牌饰上的图案有相似之处[22]（见图四：2、3），可能是被赋予了萨满教的某种特定含意。更重要的是，通过之前对大同出土的下颌托与吐尔基山下颌托的形制分析，二者本就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更进一步证明了辽代耶律羽之墓志上记载“契丹，源自石槐”的说法。由此可见，大同北魏墓群这12座墓葬的主人同样有可能是处于社会上层的萨满。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2010年发掘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魏晋南北朝墓葬中。除了出土的铜下颌托与大同鲜卑的下颌托并属一类之外，同时发现的金铃饰等饰件以及墓主为女性等证据，都表明她的身份也可能为萨满。

（三）下颌托与丝织覆面、金属面具的关系

萨满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墓葬中使用下颌托？笔者认为，受萨满教灵魂观的影响，为死者戴下颌托是为了箍紧头部，保持头骨的完整，进而达到护魂的目的。前文已经讲到，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范围内出土的下颌托多与丝织覆面（或包裹头部的丝织物）并存（见图五：1）。丝织覆面的使用应该是体现了一部分萨满教的观念。首先，萨满教认为，人死后亡魂各有归宿。然而，不论魂归何处，都非坦途，既漫长，又布满恶灵。给死者覆面，目的是使各种恶鬼认不出死者的面目，既使死者免受恶灵的伤害，同时也使亡魂有所依附，贴着覆面物尽快到达彼岸世界，而不至于胡走乱游。其次，萨满的特殊身份也使得其死后使用丝织覆面尤为必要。在萨满教观念中，因萨满生前常与恶神、邪魔斗法，故为它们所憎恨。因此，当本氏族萨满死后，为其覆面，隐遮其真实面目，以免遭恶魔和敌对氏族神的报复，显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23]。

上文提到，金属面具与下颌托并不共存。在古代北方民族丧葬习俗中，表现出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死者因对子孙的眷恋，其魂不愿离去；另一方面，其亲人既希望与死者保持某种联系，以得其庇佑，又千方百计想与死者造成一种空间上的隔绝，使其亡魂迅速离去，不得回转，不能滋扰子孙。因为金属面具相较丝织覆面而言具有一定的形状和硬度，多反映死者的脸型特征（见图五：2）。因此给死者戴金属面具，既可将死者与生者隔离，使死者断绝与亲人的联系，找不到回转之路，安心踏上赴彼岸世界的旅途；又可通过对生前面貌的模仿使亲人保持与死者的联系，同时又使死者不凶相毕露，免得其亲人恐惧伤痛[24]。

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辽代金属面具的使用人群多为当时的贵族[25]。契丹族葬俗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复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契丹贵族对身份是极为看重的。他们希望即便死后进入阴间，自己也可以像生前一样被当作贵族看待。因此，金属面具的写实意义在这里显得尤为突出。相反，下颌托的主人萨满因为身份特殊和死后转世等原因并不过分看重自己的生前面貌。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使用丝织覆面等来掩盖自己的面貌，并戴下颌托保持头骨形状，保护自己的灵魂可以安然到达彼岸世界。

（四）下颌托习俗的起源

最早发现的下颌托是在阿富汗席巴尔罕“黄金之丘”发现的金质下颌托，“六号墓出有金质的冠、耳环、项链、手镯，还有金下颌托”[26]。“黄金之丘”的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初至公元1世纪末，主人是来自中国甘肃的游牧民族大月氏。关于其族属、来源说法不一。按照翦伯赞先生的看法，月氏应为“夏族中之一原始民族”[27]，其西迁的大月氏在族属、语言等方面，由于和中亚地区“塞人”的交往、融合，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然而，根据席巴尔罕墓地出土的大量属于草原游牧民族风格的艺术品来看，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已经在这个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8]，尤其是中国北方的匈奴文化。另外，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席巴尔罕六号墓所出的下颌托为U形，且与头冠配套使用（见图六），故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范围内的I类下颌托一致。据此推断，萨满教对西迁中亚之后的大月氏民族产生影响是很有可能的。而在探讨下颌托的起源问题时，同样不可忽视萨满教的因素。

萨满教产生的时间至少可以上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尔他文化时代，主要以西伯利亚安加拉河流域的马尔他遗址为代表。马尔他墓葬的墓主是个4～5岁的幼儿，却有令人惊诧的丰富的随葬品，具有原始宗教观念的器物多，“他的打扮装饰也不是一般人的正常打扮，而是按照巫师通神的样子装饰的。他的身上有头饰、项链、手镯，胸和腰部也挂着鸟像神偶、牌饰等。项链由120件扁珠和7件坠饰组成。披挂较复杂，与萨满服披挂接近”[29]。7个坠饰可以在“跳神”时发出声响，是最原始的萨满响器。由此可见，墓主很有可能是通过某种氏族传承方式以萨满身份下葬的。

值得注意的是，萨满头饰或简单，或复杂。简单者，只是一个帽架，即有一个圆圈，上有拱形梁或十字梁，前额部有一个装饰或标志（见图七：1、2）。复杂者，是一个帽子，前额处常有标志，其他部位也可以加缀各种珠子、兽牙等[30]。马尔他墓葬出土的头饰无疑属于其中一类。但无论简单复杂，萨满的帽子（头饰）都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保护头冠下和铁饰物下萨满的头[31]。这与下颌托的作用相近。另外，萨满头饰上的帽架与中国北方民族下颌托的头箍从形制上类似。因此，下颌托很有可能是作为头饰的派生物而出现的，是萨满与上天进行沟通的神器之一。

根据民族学材料分析，现代鄂温克族萨满在祭祀时，所戴神帽（头饰）以铁片为骨架，帽口由一铁圈围成，上面是一十字形半圆顶[32]。两侧有帽带系于颌下（见图七：3、4）。该帽架结构与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铜下颌托结构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笔者认为该神帽帽带的原型即为连接条与勺形护托，只不过可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它们已为布条所代替。至于现代萨满死后是否还使用下颌托随葬，目前仍待进一步考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下颌托习俗可能承袭了自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晚期形成的萨满教传统，为大月氏吸收后，传入中国内地。据专家考证，下颌托习俗在北魏时期由鲜卑传入中原，唐初为李唐上层接受，唐代中期开始向中下层官吏中扩散，安史之乱后传入三峡并在两宋时期稍向外扩散至湘赣地区[33]。

按照冯恩学先生的观点，下颌托应源自祆教文化。笔者对此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如先生所述，下颌托很可能是模仿祆教图中祭司者的“口罩”而产生的一种特殊葬具，以保护死者神灵不受外魔侵犯。“口罩”是管理圣火的祆教祭司的防护工具，是为了防止圣火盆的火焰烧燎胡须[34]。联系史道德墓墓主含币于口的情况及同墓所出的圆形和月牙形饰件来看，史道德确实是信奉祆教的。但粟特人的葬俗在入华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从形制上讲，史道德墓出土的下颌托是与护额配套使用的，属I类；而祭司的“口罩”为纵向系挂式，属Ⅱ类。我们不排除宗教上“口罩”对“下颌托”可能产生的影响，但史道德墓出土的下颌托是作为金覆面的一部分存在的，说明它的使用更主要是受到了内地覆面习俗的影响，而非祆教文化影响，因为祆教是不主张给尸体覆盖东西的[35]。墓主使用下颌托的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美化并凸显身份。另外，从用途上看，该下颌托是为了保持面部形态的完整，不可能是为了防止胡须被烧燎。因此，它应该与祆教祭司的“口罩”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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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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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