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振东 乔姗姗

（贵州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种发展不均衡的状态之中，一些地区开始从工业化阶段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一些地区还在工业化之中。而贵州则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但却面对着双重挑战，一是贵州虽然没有进入后工业化进程，但是随着全面开放的发展模式，后工业化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贵州，二是工业化发展初期各种困难。面对这样的背景，贵州不能再重蹈先发展再治理污染的工业化覆辙，却还要寻找一条新的经济腾飞之路。实现生态与工业有效耦合的新型工业化之路进入了贵州战略发展的思考之中，然而这条发展之路目前却没有一个地区走过，贵州没有可供参考的经验借鉴。深入分析贵州当前局势，只有结合我国正在发生的伟大社会变革，挖掘贵州各少数民族所蕴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与价值理念，创设出工业——生态的发展系统。

一、民族文化力之于工业——生态耦合的价值判断功效

十八大提出的将生态意识孕育在工业化中的新型工业化将是贵州今后的主导发展模式，既不能污染环境还要发展经济，这条发展路径是没有现成知识可供模仿和学习。基于贵州现状，民族文化力将成为协调生态与工业的杠杆。

民族文化力运用于构建工业——生态系统的思路是发挥文化力的价值判断功效。也就是说，把民族文化力作为调和工业与生态发展的判断依据，文化的逻辑判断弱价值判断强的特征，将充分影响着贵州的工业——生态系统的构建。茅于轼先生做过这样的论证，几何学是由逻辑判断构成的。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判断，它同样通过推论中的一致性而成立。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在逻辑上都不出现矛盾。因而得以成立，前者就是欧氏几何学，后者就是非欧几何学。至于在实践上何者更接近于我们的现实世界，则要通过对宇宙的观察和测量来判断，这就是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的逻辑判断。[1]而文化虽然也涉及了一些逻辑判断，但其核心还是价值判断的功效，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力状态存在时，就是要充分发挥这种价值判断的功效。

由此，民族文化力在工业——生态系统的运用中，意旨利用民族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的价值判断功效，发挥民族文化平衡生态和工业两者的“力”的作用。辩证地看待生态环境保护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不仅要看到生态环境保护与工业化有矛盾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通过工业化向生态化的转向，二者有内在统一的一面。但在面对环境保护可能要损失短期利益的现实时，严密谨慎的逻辑推论难以让人们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做出利益损失的决定，民族文化力则可以成为生态和工业两者统一的桥梁，充分发挥民族文化有利的一面，有效利用民族文化作为“力”的杠杆的作用。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实践中为应对生存的需要和群体的发展而形成的，具有重要的抗风险能力和族群凝聚力。[2]贵州在发展经济时所面对的工业化与生态矛盾时，需要充分利用民族文化力的价值判断功效，而不能过多依赖经济量化逻辑判断，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在工业化的发展中又实现了生态文明，因为任何一种急功近利的商业逻辑判断思路，都难以在工业化进程中切实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存在；反之，在生态的思维中发展经济也是与原固有的工业化思路有所出入的，也需要注入新鲜的文化血液。所以民族文化力的这种价值判断功效是构建工业与生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的最优途径。确立具有整体性、联系性、和谐性的生态文明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为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打下思想基础，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渗透到文化层面，形成生态文化。通过包括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科技、生态教育、生态文学、生态文艺、生态美学等系统的生态文化建设，按照尊重自然、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要求赋予文化以生态文化的内涵。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提高民众的生态意识，形成浓郁的生态文化氛围，培育良好的生态道德，增强保护生态的责任意识，保护和建设生态成为民众的自觉行为。

二、贵州民族文化力的底蕴

贵州虽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阶段，但也将与国内所有地区共同面对后工业化的来临。面对新的历史机遇，贵州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工业化发展所应积累的物质基础。面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却不能再走“先污染治富，后花钱治理”的密集型工业化老路。至此，贵州只有发扬光大自身特有的民族文化底蕴优势，选择既不污染环境又要发展经济的工业——生态系统的路径。

自然环境是文化思想得以产生的基础，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是一个隆起于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之间的熔岩山原，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这里地势陡峭、山峦起伏、乌蒙山脉、大娄山脉、武陵山脉纵横于贵州全境，构成了一片波翻浪卷的山海。王阳明曾对此做了形象的描绘“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迹。”在崇山峻岭间，有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都柳江、阳河等珠江、长江水系的上千条直流。奔流不息的河流把山脉切割成深壑峡谷。[3]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无论是中原文化、江南文化或邻省文化，在传入贵州中都受到了地势障碍。这种特殊的“山地文化”养成了人们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朴实耿直、粗犷憨厚的民风，但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在文化上表现出了很多特有的自然形态，表现出文化原生态。

明朝时期，明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加强了管辖和统治，并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和政策。在西南和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了土司制度，建立军事卫所，实行屯田，并逐步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推行“改土归流”。同时还在许多地方开设“茶马互市”等，进行民族间的贸易，加强了民族联系与往来，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交流。[4]但是由于分散、隔绝的山地特征十分明显，贵州与邻近省份的政治经济交流还是较少，由于交通不便的原因本省各民族的沟通交流也较为困难，省存在很强的民族不平衡性。因此，无论从农业社会的“以夷制夷”还是到当今工业社会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贵州省在政治上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总处在边缘的地位。可也就由于此，农业社会政治体系的身份等级核心思想在贵州民众心中并不深刻，当地组织制度上广泛采用具有原始民主的家族议事制度，民众带有一种浓厚的自治意识形态，如在习惯法的议定方面，就具有家族的内生性，因此民众身上没有形成农业社会的身份等级制较深烙印，等级观念相对淡薄，民主自治意识强。但也由于对等级制的认识不深刻，社会中没有弥漫着很强的政治追求氛围，载歌载舞的原生态休闲娱乐文化盛行。

在贵州，以“溪峒”为代表的自然经济在历史上居于主体地位，人们耕地以自食，纺织为自衣，伐木以建屋，劈竹以制器……以此构成了“小民寡国”的经济基础。民国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前，长时期的军阀混战，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加之土匪横行、军警骚掠，极大损害贵州各民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5]由此看来，古代农业社会，贵州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的地区，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生活让其与商贸无缘。工业化发展初期贵州由于政治、地理位置引起的交通不便等原因又没赶上全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浪潮，所以在进入后工业化的阶段，贵州的经济水平与沿海其他地区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经济发展从来就没有形成一种快速的动态过程。在这种经济水平和架构之上，形成了鲜明的古朴而又有原始区域性特征的文化，具体体现为，生活节奏较为缓慢，对于勤奋致富的动力和积极性都略显不足，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是很强烈。

三、蕴涵民族文化的贵州工业——生态系统构建思路

很多学者从发展旅游文化经济的思路对贵州进行了详尽考察，而旅游经济发展的根基在于拥有旅游业生存的环境，追根溯源，就是要具备适合经济发展的氛围，根据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理论推论，适合社会进步的制度才能确立有利的生产关系，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增长。由此，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政府，其制定的制度显得尤其关键。例如，美国的工业化能够如此短的百年时间迅速崛起，财富迅速超过了农业化社会国家千年发展的经济积累，不是美国具备了高新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人才，而是美国是第一个构建平等宪政政治体系的国家，它为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最佳孕育环境。因此，贵州省的发展要充分利用文化力的价值判断功效，大力倡导和强化适合今天社会发展的特色民族文化，在优秀文化力指导下创立适应当地发展的完善制度体系，在制度的引导下营造适合社会发展的环境氛围，进而在这种环境氛围中，自然而然就是生成一套颇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工业系统，如下图所示：

沿着这条思路出发，可以从生态、工业及制度推行主观环境三个角度，对贵州省的工业——生态系统创建进行畅想。从保护生态环境角度而言，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问题上，市场往往失灵，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了市场不可能为了生态的保护而放弃利益的追求，况且生态文明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情，短期难以看到成效，又不能用GDP这样的量化经济指标加以衡量，而工业化过程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的，所以涵盖生态环境伦理思想的新型工业化是出生在后工业化时期的，后工业化时期的考量指标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因素。因此，后工业化的工业——生态系统的构建除了经济之外还应考虑到文化，才能实现新型工业化，贵州的民族“山水文化”使得民众对山水生态有着很深的感情，保护和鼓励民众的这种生态山水情，当民众在面对文化感情时，才可能放弃短期的经济收入也要实现生态的保护，在此文化基础上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制度创新的生态化才可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但是保护生态的同时也需要经济的发展，面对地理交通不便、资源不能无休止开发的现状，工业化的思维已经难以行通，后工业化的贵州经济发展之路只能走向依靠技术和人才推动高新产业发展的途径。但是，贵州近年来的发展经历已经显示，新型工业化的实施仅仅依靠外来引进的技术和人才显然是不够的，贵州需要创建一支本土人才的中坚力量。但目前贵州还处于一个相关配套制度环境不成熟的氛围里，导致引进的人才会离开，本土人才选择在外省就业而回省较少的困境，制度环境所营造的不利氛围是所谓“孔雀东南飞”的根本症结所在。可以在贵州民族文化里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由于远离中央核心政权体系，贵州的政治架构显得不是很正式化，较多采用习惯法的自治体系的保留，所以相对外省，贵州民众的等级观念不很严重，自治意识强权威文化薄弱，这些都有利于建成民众和政府合作治理的体系，政府作为独一治理主体的局面可有望改变，平等观念下的合作治理体系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内容易形成。充分利用有利设立合作体系的优势文化，创建灵活的用人制度，除了政府外其他行业人才的社会治理能力能够被有效发挥，这将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才被“吸引”而来不是单纯的“引进”。

然而无论从生态角度出发的山水文化制度，还是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合作治理体系，都需要民众诚心诚意地支持才能突破程序制度执行的最大弊端，即，制度政策执行时往往落于程序合理性的窠臼，而实质合法化的目标却被淡忘。贵州民众的单纯和淳朴性为我们构建推广这套蕴涵新型文化伦理的制度体系提供了主观环境，大多贵州民众的逻辑判断推理思维还是相对匮乏，较为偏向接受感性的价值判断，相对沿海内地的民众而言，贵州的民众较为朴实和易于接受政府制度伦理的教化，而对自我逻辑思维的辨别能力较弱，这为我们建立和推行新型的制度体系创造了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主观环境。因为，工业——生态的发展思路毕竟是一种他人未曾走过的新路，很多想法需要打破常规，政府在推广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念中，由于民众本质的单纯性，因此也没有过多的抵制观念，只有得到民众的真正支持，才能真正发挥政策的整合效应。

总之，工业——生态的发展路径是没有已知路线可寻的，只有结合当地局势，以扬长避短的态度利用贵州民族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力的价值判断功效，加强民众与政府的相互信任，创建民众和政府共同创业的合作氛围，才能真正构建出工业——生态系统，实现贵州省的跨越式发展。

[1]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18.

[2] 曹端波.民族传统文化与软实力——以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例[A].龙耀宏.民族文化与文化软实力[C].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3.

[3] 田永国，罗中玺，赵 斌.贵州近现代民族文化思想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7.

[4] 熊坤新，都日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的历史及其演变[J].杭州：道德与文明，2013，(2)：14

[5] 田永国，罗中玺，赵 斌.贵州近现代民族文化思想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