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在女真民族统治地域内的传播与传承——兼论儒学文化的北传<br/>

儒学文化在女真民族统治地域内的传播与传承——兼论儒学文化的北传

2014-09-28杨珩

贵州民族研究 2014年4期

杨珩

（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四川·成都 611830）

女真，系满族之先，渤海之别种，本姓挐。据《宋会要辑稿·蕃夷》载：“唐贞观中，靺鞨来朝，中国始闻女真之名。”[1]（P107）公元1115年，女真民族迅速崛起后建立金国，与北宋联合灭辽，继而大肆伐宋，以至宋钦宗、徽宗被掳，北宋灭亡。汉人南渡后，在南方建立了以赵构为核心的南宋政权，而金则书写了一段对中国北方地域长达120年的统治史。当时中国的地理格局是：蒙古政权占据中国正北方，位于金的西北部；西羌党项一族西夏政权在金域以西，蒙古以南；南边是南宋政权；南宋西北部是吐蕃诸部，而南宋西南部则是大理政权。契丹族统治下的西辽政权在西夏、吐蕃以西，直接深入到今天中亚腹地。

发源于黑水一带的女真民族，在统治儒家思想文化相对发达的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地区时，儒学文化如何传承？北方学人如何获取儒学文化知识并受到两宋儒学思想影响？在这些问题的启发下，从空间地域出发分析女真统治下儒学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问题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进而展开对儒学文化北移之说的进一步探讨。

一、从教育体系的扩展看儒学文化在女真民族地域内的传承

儒学文化的传承从根本上来说是要看教育的，而教育又分为官学和私学两个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各级层次。从官方教育来看，历朝历代的国家教育体系都是最系统、最官方、最权威的文化传播途径，女真民族统治下的金朝自然也不例外。在中央国子学、太学以及地方府学、州学、节镇学的体系支撑下，金都上京、燕京和汴京三地受中央官学教育影响最大。其中，燕京与汴京由于是原辽、北宋都城所在地，体现出儒学文化的继承性更为浓厚；而各级地方学校的建立，除了在原辽、宋境内重新恢复教化外，还体现出金代儒学文化在空间上较之辽、宋更为广泛的传播地域，尤其是一些东北少数民族地区。

就中央官学而言，金朝的儒学传统教育是从海陵王完颜亮时代开始的。据《续文献通考》记载，海陵王天德三年的词赋、经义、小学生均逾百人，世宗大定六年以后，太学规模从百六十人跃至四百人。[2]（卷47）这是金代中央官学的大体规模。地方官学的设置则稍晚，大致是从金世宗时代开始的。据《金史》记载：大定十六年（1176年），女真统治者首先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十七处府学，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90年，嗣位未改元），又将府学增设至二十四处，节镇、防御州学设为六十处。像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太原、大定、济南、大名、京兆、辽阳、河南等地均设有府学，其中少有二十多则六十人的养士规模；节镇学涉及定、怀、莱、潞、冀等节镇近四十处，养士少为十人，多则三十人，共计六百余人之规模；防御州学共二十一处，养二百三十五人，涉及博、德、棣、亳等州，各州拥有十至十五人之规模。[3]这样算来，金代地方官学培养人才大凡有千八百人。

金统治者在各府、州、节镇设置学校，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其教学内容仍以传统经学为主，教授词赋、经义。这是以官方的名义传播儒学文化，其授学对象既包括汉族、契丹族，也包括女真民族和其他色目人等。在中央至地方教育体系成网络分布的同时，金统治者为了适应女真策论考试的需要，还大量培养女真学子学习儒家文化。女真统治者一方面在中央设置女真国子学，另一方面还在地方上设置女真府州学。像中都、上京、西京、东京、东平、河南、陕西等地均有女真府学，合计概有二十二所。[3]（P1133-1134）值得关注的是，从这些学校的地域分布来看，有的设在文化相对发达的原北宋领地，有的则设在原北宋版图以外文化相对滞后的地域。后者多为原辽的旧地，甚至有些还属于边境地区。例如：会宁府上京、上京路胡里改、上京路蒲与、东京路婆速，均属原辽东京路管辖，而婆速则毗邻佛国高丽。应该说辽的地方官学在道宗之前是非常薄弱的，史料中仅能查到关于辽圣宗开泰元年设归州州学的史实。道宗之后，地方官学得以普及，但由于辽代对本民族学习儒学文化持限制政策，只允许汉人考取科举，因此，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儒学文化的发展仍然显得非常吃力。然而，金代专门针对女真民族开设的女真府学囊括了大量原辽地域，其中包括了东北地区的一些重要的府路，这对当地少数民族儒学文化的传播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金代的教育体系借助地方女真儒学教育的发展得以向东北少民族地区扩展。

相形之下，官方儒学教育体系中地方庙学的扩展，则是更多地集中于原北宋境地。由于各地庙学多由地方官员出资筹建，故我们仍将其纳入地方官学予以讨论。由于宋末金初的战争带给北方地域文化较为严重的摧残，因此庙学的扩展是以恢复性发展为主题的。北宋和辽统治时期，北方各地庙学都是尊奉孔子及其弟子、尊崇儒学教化信仰的汇集之地。但是，由于金与辽、北宋常年战争，导致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庙学受损严重，荒颓不堪。在经历了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一系列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后，世宗大定、明昌之际，金朝迎来了太平盛世。此间，“国家承平日久，兵革不试，年谷屡登，正右文之秋也”[4]（P1046）。金地域内的府学、州学、节镇学逐渐恢复，庙学也在原来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清张金吾《金文最》中收录金代的庙学记和重建庙学的碑文有50多篇，大多是对这一时期的记载。庙学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于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一带，这些地方恰是原北宋时期儒学昌盛之地。看来，北方各地庙学在宋金之战后，又陆续重新焕发生机，继续成为北方儒学文化传播的要地。

作为官学的辅佐，私学的规模和影响向来不及前者，但金代私学的确大大促进了儒学文化的传播。在南北文化的影响下，金代的私学遍布国内，成就卓然。北宋使臣洪皓，出使金朝被扣留，发配到冷山，完颜希尹聘其为家塾老师，教育子弟。[5]（卷1）洪皓流徙之地冷山，位于金上京路，此地草木繁多且苦寒难当，距离宁江州百七十里，属女真民族的发源地。在缺乏文献典籍和书写工具的情况下，洪皓仍然坚持使用桦叶树皮来进行教学，将中原的儒学知识传入东北境域，成为儒学文化北传的典型事例。霸州信安人杜时昇，博学多知，泰和年间，他隐居于河南嵩洛一带山林中，以伊洛之学教人。[3]（P2750）可见，建炎南渡后，二程之学并未在金地域内销声匿迹，仍然受到金中后期学者的重视，得以继续在河南一带传播。

二、从进士的地域分布看儒学文化的传承

科举与教育环环相扣，互为影响。薛瑞兆在《金代科举》一书中谈道：“金代科举考试大概有四十七次，其中，词赋进士四十五次，经义进士二十六次，策论十六次，取士约六千余人。”[6]（P84）通过对现存金初天会年间至金末灭亡时期的进士姓名、籍贯、科考类型、科考时间、出处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考察，排除武举、特赐等比较特殊的例子，将最能集中反映儒学造诣的词赋、经义、策论三科进士的地域籍贯做进一步梳理，我们发现金代产生进士最多的地区也是金代儒学教育最为兴盛的地区（如下表）。

注：此表据薛瑞兆《金代科举》第三章数据统计。

据图表来看，东平府、须城、厌次、博州属于山东西路；涿州、燕、大兴属于中都路；陵川、高平、泽州、平阳、绛州、潞州属于河东南路；完州、真定、唐县、肥乡、临城属河北西路；辽阳属东京路；浑源、应州、太原属西京路；大名属于大名府路；盂县、忻州、平定州属河东北路；济南属于山东东路；京兆属京兆府路。其中，今山西、山东、河北（包括现在北京地区）一带的进士人数较多，而且产生了不少知名学者。譬如：赵秉文，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词赋进士，滏阳（今河北省磁县）人，隶属河北西路。王若虚，承安二年（1197年）经义进士，藁城（今石家庄市）人，隶属于河北西路。李纯甫，与王若虚同年进士，弘州襄阴（今山西省阳原）人，隶属西京路。元好问，兴定五年（1221年）词赋进士，忻州秀荣（今山西省忻州）人，隶属河东北路。

这些地域原本是北宋的疆域，传统儒学文化较为发达，人人习学的风气得以承袭。到了金代，河北、山西、山东一带自然成为了文化发展的领头地区。此外，一些特殊的儒学文化渊源也是导致个别地区盛出儒学进士的重要原因。隶属山东西路的兖州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孔子第四十九代孙孔瑭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中进士，明昌二年（1191年）孔固又中经义进士。孔子后裔为孔孟之乡的山东地区传播和传承儒学文化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正所谓“由一士而警一乡，渐染浸醸，久而成风”。[7]（P1031）辽阳原本是关外之地，但是在金代也是盛出进士的地区之一，追溯渊源，也与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有关。辽阳在五代时候建立东丹国，由失位的皇子突欲担任东丹王。东丹王具有很高的汉文素养，酷爱汉传统文化。东丹国的文化发展在辽国处于首屈一指的地位。东丹国灭亡后，入辽东京道。金灭辽后仍属东京路，为其首府。突欲的儿子耶律履、孙子耶律楚材都是金元时期著名的学者。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辽阳成为金代进士的高产区，就完全顺理成章了。

金之发源地即今东北地域仍然诞生了不少进士，其数量虽不及前述地区，但仍能反映出儒学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情况。东北地域内的进士多以女真进士为主，例如：徒单镒，大定十三年（1173年）策论进士，上京路猛安人。尼庬古鉴，识女真小字及汉字，与徒单镒同年进士，上京路隆州人（今吉林长春以北）。王庭筠，大定十六年（1176年）词赋进士，家熊岳，隶属东京路，位于今辽宁省盖县西南。乌古论仲温，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盖州按春猛安人，隶属东京路，今辽宁省沈阳以西南。

金代官学、私学教育的发展，科举考试的推广，使中原儒学文化已经蔓延至原本荒蛮的东北黑水女真地区，造就了大批儒学人才。虽然东北地域内的儒学文化整体水平仍不算高，但相比于辽末金初而言，已经好出许多。从金代儒学发展轨迹来看，南方比北部优越，并形成由南向北扩展的趋势非常明显。

三、从民间书坊业的发展看儒学文化的传播

金代文献的刊刻数量、质量远胜辽与西夏。金朝官方并未像契丹民族统治者那样对图书的传播进行严格的限制，因此金代的刊刻事业能够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得以长足发展。金代的官方刻书主要出自国子监，史馆、秘书监、弘文院等机构也负责一部分图籍的刊印，其对象除了金代科举考试用书以外，还有各代名人的私人撰著，儒学传播的力度和范围是很大的。与此同时，金代的书坊刻书也在许多相对稳定的地区形成了气候。民间书坊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儒学文化的传播，换句话说，书坊业越发达的地区，也一定是儒学文献传播最为频繁的地区。这些民间的私坊刻书技术不压于官方刻印机构，今人戚福康在《中国古代书坊研究》一书中谈道：“书坊刻书在金代与官府刻书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在数量、种类和某些书籍的装帧设计方面超过了官刻。”[8]（P133）因而金代民间书坊业的发展为儒学文献在北方地域的传播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并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持。

山西平阳无疑是金代书坊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一方面，平阳地处河东南路，没有受到辽金、宋金战争的直接滋扰，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发展其民间刻书业；另一方面，北边太原府的墨场和此地盛产的麻纸、竹纸均是平阳刻书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在《金史·地理志》“河东南路平阳府”条下，注云“有书籍”[3]，如此标注在《金史》中乃绝无仅有，足见平阳刻书在金代书坊中的突出地位。

据戚福康计，金代平阳书坊总量当在二十家以上，其刻书种类广泛。从现存文献来看，我们无法详细考证金代平阳地区究竟刻过多少部儒学文献，不过罗树宝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中谈道：正大六年，平阳王文郁刻《新刊韵略》；平阳张存惠堂、晦明轩张宅曾刻赵秉文之《滏水文集》；平阳李子文刻过类书《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平水刘敬仲曾刻印《尚书注疏》，此外还有《春秋纂例》（不知平阳哪家所刻）等等。[9]（P208）这些资料显示平阳地区私家书坊的确刊刻过不少儒学文献，并影响着周边地区儒学文化的发展。

以山西平阳为中心扩展开来的大部分地区如太原府、榆次、五台山、曲沃、绛州等地在金代都有刻书的记载。如今可考的大部分是一些医书，但这些地区的儒学文化想必也随着书坊业的发展得到了有力的传播。

另外，河北宁晋荆氏家族也盛于刻书，在当时享有声誉，其“印模精，取直廉，故售者广”，乡里多称善。据王恽记载，赵州宁晋县人荆佑（字伯祥），其祖上本是制陶工匠，从他的祖父开始，便改业刻书，“于是板行《五经》等书，不二十寒暑，荆氏家籍，布满河朔”。荆佑甫冠而孤，始终以保存家业为志，其收藏刊刻善本之举可谓不遗余力。贞祐战乱之际，他藏《五经》、《泰和律义篇》、《广韵》善本于墟圹中，战争平息后，所剩无几。“君悉力补购，随复为完部。或者云：‘初藏书时善本固多，唯取是三者，何哉？’曰：‘经者道之本，法者治之具，韵者字之始，文籍所由生。’”[10]（卷60）荆佑首藏《五经》之举不仅反映出他自身受儒学经籍影响甚深，还证明当时这些书籍对河北一带学人来说，意义重大。金代的私家作坊主在兵荒马乱之际藏匿儒学文献善本，使其免遭洗劫，这对河北及周边地区儒学文化的传承是具有重大贡献的。时至今日，金崇庆元年（1212年）洨州荆珍刻《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十五卷仍能得以幸存，金人刊刻收藏之功，吾辈人受其福矣。

前文谈到，金代的行政区划分为十九路。根据李致忠的考察，至今有文献记载的金代刻书地点除中都、南京、平阳、宁晋外，还包括真定府、邢台、太原、曲阜等地，涉及河北西路、河东南路在内的十一路地区，几乎遍及如今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共五省区。[11]（P173-174）这就意味着，金域十九路中有十一路都存在民间书坊刊刻，而儒学文献作为民间文献刊刻的宠儿，其传播的大体范围，亦可想象。

金代的私坊刻书对南北文化交流形成一定的影响，一些在南宋阙失的版本，在金地域内却能找到一二。朱熹曾经手校司马光《潜虚》，南宋时存世本已有阙失，后来获得一种所谓“全书本”，乃是“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版本焉”，即金刻本。[12]（卷81）这一史实证明金与南宋对峙，而南北文化并未完全隔离。朱熹手校本《潜虚》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到了北方并传播开来。当南方阙失此书完整版的时候，北方民间书坊存此版本便延续了南方用书的需求。故而，北方民间书坊的发展不仅为儒学文化北传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也为南方儒学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助力。

四、论传统儒学的北传

在金代儒学的时间范围内探讨传统儒学北传的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传统儒学文化从中原地区传向了北方，蔓延至女真发源地，即今东北地区；其二，以南宋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文化从秦淮以南传到了秦淮以北。根据前文的论述，这两种意义上的传播都是存在的。

金源氏系出东北，原属荒蛮之地，无甚儒学。金世宗大定年间，在辽阳设立府学，在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东京等地设立女真府学、州学。为促使女真学子饱读诗书为国所用，金廷还专门为其翻译儒学经典，使其通习而不废。这些都表现出女真统治者对汉族儒学文化的认可。如此一来，“以夏变夷”的文化方略得以实施，儒学文化顺利传至北方。在女真教育、科举制度的发展下，占籍东北的许多女真学子登策论进士第，其儒学才略不在汉人之下。这是我们所讨论的第一种意义的“北传”，纵然这样一种“北传”在儒学思想发展方面并不系统和成熟，但相对于辽而言，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在中原儒学传至东北地域的同时，南宋儒学文化也传入金域，这是我们所讨论的第二种意义上的“北传”。虽然正史中有所谓“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13]（P4314）的言辞，但事实上这一说法是具有时代背景的。就金统治时期的北方而言，从一些金代的文献记载情况来看，南方儒学文化其实早已传入金域，并对金代学人形成影响。金代著名儒学人物赵秉文（1159—1232年），在其《道学发源引》中谈到“九成之解，足以启发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见圣人之蕴”，[14]（P206）这证明生活在南宋初期张九成的儒学著述已经传入金域，其部分思想受到金代学人的认可，南北儒学思想得以交融。另据耶律楚材《屏山居士鸣道集说序》其末署“甲午”来看，李纯甫去世的时间应在公元1234年之前。[15]（P308）也就是说，在1234年金灭亡、赵复入元以前，李纯甫的《鸣道集说》中便已经在讨论南宋吕祖谦、张栻、朱熹等人的学术思想，自言道“东莱、南轩、晦庵之书，蔓衍四处”[16]（26册，P806）。这也证明南宋理学家的儒学著述已经在金北方地域内流传开，为金代儒士李纯甫所稔知。然而元灭金后，赵复在宋末元初之际被俘入元，此时北方的学术应该是受到蒙金、蒙宋战争的严重摧残和影响，南北文化交流受阻，赵复在这期间为北方学人教授程朱理学并系统整理出《传道图》、《伊洛发挥》等书，对元代北方儒学的传承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其实，南方学术传入北方乃是一股潮流，其中并非理学一支。以王若虚为例，在他现存的著述中，随处可以见到南方文人儒士著述传入北方的痕迹：在其《文辨》中曾论及南宋人叶棻、魏齐贤编纂的文学总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引董由《谢正字启》一则与欧阳修《谢校勘启》进行比较；在《文辨》中还多次征引洪迈《容斋随笔》，对其内容进行品评[17]（卷32）。王若虚在《史记辨惑》中称引“近代溪黄彻极称其变态可法”[18]（卷20）。所谓“溪黄彻”乃是南宋诗文评论家黄彻，著有《溪诗话》传世。王若虚还在其《诗话》中评陈与义（去非）《墨梅》诗[19]（卷40）。因而，理学北传是随着当时南宋学术北传的大势而行的。

虽然金域内拥有原北宋伊洛地区浓厚的儒学根基，但南宋儒学的发展显然要比金代儒学更为系统和成熟。南宋儒学主要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朱子将“北宋五子”的理学思想集而大成，糅合佛道，无论是在宇宙生成论、心性论和伦理道德等方面都使儒家思想体系得以进一步系统和深化。南宋另一位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被学术界认为是“心学”的奠基者，他与朱熹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存在分歧，但这样的分歧并未影响朱子学术地位的提升。朱子理学受到南宋官方的推崇，并将其纳入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内容。在学术北传的大势下，两相对比，金代儒学虽受南方学术影响，能列举一二的儒学代表人物却没有朱、陆等人那样的学术地位和声望。金代儒士如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元好问者，在南方儒学文化的影响下，有过自己的儒学思考和反省，但他们各自走着不太相关的学术道路，或重于事功，或见长词赋，或偏倚佛老，他们均未对儒学中关于哲学的几个根本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缺乏对前朝故国儒家经典文献的细致传注，也缺乏对自己儒学思想的传授，没有形成儒家思想派系，这确为一大憾事。而金代儒士如徒单镒、尼庬古鉴者，族出女真，对儒学文化的学习仅止步于单方面接受，无甚思考与创新。客观地来看，南方儒学文化的北传加快了女真民族迈向文明的步伐，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其思想领域仍然无法走得更远。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这毕竟是继西晋南北朝时期氐族和鲜卑族入主中原之后，少数民族如此大规模地推崇儒学，承认儒学为其官方意识形态，端正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共同学习儒学文化方面的姿态，这不得不说是文化与文明程度都趋于劣势的少数民族华化的必然和进步。

[1] 徐凇撰，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2] 王圻.续文献通考[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1.

[3] 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姜国器.章丘县重修宣圣庙碑[M].张金吾.金文最.北京：中华书局，1990.

[5] 洪皓.松漠纪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6] 薛瑞兆.金代科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 党怀英.棣州重修庙学碑[M].张金吾.金文最.北京：中华书局，1990.

[8] 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9] 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

[10] 王恽.故赵州宁晋县善士荆君墓碣铭[M].秋涧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11] 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12] 朱熹.书张氏所刻潜虚图后[M].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