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宏

（苏州大学，苏州，215006）

1.“一体三环”论起源

译学研究“一体三环”论最早由方梦之先生2005年9月应邀到苏州大学作学术报告时首次提出。笔者亲耳聆听了他所做的题为“追溯译学发展轨迹”的精彩演讲，在此次演讲中，方先生详细阐述了“一体三环”论，其学术研究的科学探索精神和严密论证给包括我在内的与会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2005年10月和11月，方先生参加了“第三届全国翻译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上海）和“第四届全国多语翻译理论研讨会”（广州）。他在大会发言时正式向译界同仁提出了译学研究“一体三环”论。后来，方先生又借着在全国其他高校（如中国矿业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作学术报告的机会，对“一体三环”论进行了进一步补充、修订和阐发。

“一体三环”论的书面稿最早见诸于《上海翻译》2006年第一期由方先生撰写的文章“译学的一体三环——从编纂《译学词典》谈译学体系”。在这篇文章中，方先生从编纂《译学辞典》的视角把译学的发展和形成的体系分为“一体三环”。具体讲，“一体”就是译学本体，由翻译理论、翻译技术和翻译史等组成。译学之所以有今天正是有着这样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一环”，也就是内环，指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语言学并随后由其分支学科构筑起来的。“二环”即中环，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论、交际学、符号学等相关交叉学科开辟和发展起来的。“三环”（外环）指的是（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文化（方梦之2006：1）。随着《中国译学大词典》的出版，方先生又在《上海翻译》2010年第三期“《中国译学大词典》编辑出版始末”一文中，对“一体三环”的第三环进行了修订，提出“鉴于新世纪以降文化转向已经完成，翻译中的文化研究已成常态，而新世纪翻译技术的应用和研究已日益普及，给翻译研究增翅添翼，保证其时代性、科学性和持续性。于是一体三环中的第三环应改作‘文化与翻译技术'，以使翻译研究的综合性更加完整”（方梦之2010：78）。在2013年5月出版的《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一书中，方先生再次对“一体三环”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将翻译原理、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翻译史等归为“一体”，将语言学科及其分支归为“一环”、各个与翻译有关的交叉学科如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论、交际学、符号学等归为“二环”、文化与翻译技术则为“三环”。这是笔者所见“一体三环”论的最新版本。由此，译学一体三环论可图示为：

从最初的设想，到整个“一体三环”论的正式定型前后用了8年时间。在这8年里，方梦之先生不断对自己的“一体三环”理论框架进行补充修订，使之达到了几近完美的程度。

2.“一体三环”论学术背景

“一体三环”论最初提出是2005年，时逢译学研究“文化转向”之风盛行之时。当时的“文化转向”给中国译界带来了东风，也让大家产生了一些困惑。

受“文化转向”的影响，译学研究扩大了其研究范围，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影响翻译活动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宏观因素（比如：翻译与权力的关系、翻译与性别的关系、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翻译与伦理学的关系等），更为注重翻译过程和译作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翻译的外部环境以及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更为注重译者的作用，更为注重译作的效果而不是其内在文本结构（Gentzler 2004：187-203）。一些新的观点逐渐为译界同仁所接纳，如：翻译不一定要忠实，却必须达到目的（目的论）；翻译由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决定，原文只是其中之一（多元系统论）；原文与译文的二分法必须否定（解构主义）；原文至上的观念是父权社会的产物（女性主义）；译者有权对原文进行操控（操控学派）；翻译是为权力服务的（多元系统论、后殖民主义）；翻译激活了一种新的后殖民语言（巴西食人主义）（王宏2007：4）。

总之，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揭示了翻译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促使人们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宏观思考。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译学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扩大，但强调其跨学科性特征的同时，如何划分其本体特征，将译学研究总结为界限分明、各司其职、却相互关联、多元互补的领域；另一方面，翻译自身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原理（如：“何为译？译为何？如何译？”）等仍有待加深认识，增加共识。面对当时译学研究众说纷纭的乱象，许钧（2003：56）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吞食、并吞的倾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在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沿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

如此同时，国内的其他专家、教授也先后撰书撰文表达了对翻译研究自“文化转向”后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看法。赵彦春（2005：84）无不忧虑地写到，“翻译学研究的总的趋势是范围越来越宽，论题越来越散——从‘多学科'的界面研究已扩展到‘无学科'的境界”。有的国外学者，如蒙特利尔大学翻译教授圣-皮埃尔，更是针对当前翻译研究学科界线日益模糊，直言不讳地发问：“翻译研究有必要越界扩张吗？如果有必要，扩到何处是头？如今的局面已很难收拾。虽说已有人试图修墙筑垒，可学科界线正变得漏洞百出”（转引自曹明伦2006：1）。

显然，方梦之先生此时提出的译学“一体三环”论正是针对“文化转向”给大家带来的困惑所做的回答。方先生是我国翻译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既具有大量的翻译实践经验又精于翻译理论研究，著作等身。担任《上海翻译》主编的他目光如炬，早在2003年就开辟了“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专栏，邀请许渊冲、杨自俭、孙致礼、郭建中、王宏印、吕俊等专家就“文化转向”浪潮冲击下，翻译理论的地位和作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等问题撰文发表看法。各位专家不同观点的交锋和撞击使译界同仁获益非浅，杨自俭（2003：1）认为：“这场讨论不仅对翻译界意义重大，如果深入下去会对中国整个学术界的，尤其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观念和研究范式的变革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这场讨论也促使方先生萌发了一个念头，即，需要构思译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使译学研究的路径和界限由模糊变得清晰。

方先生先后主编了两部译学词典——《译学辞典》（2004）和《中国译学大辞典》（2011）。他曾说：“我的学习方法是先掌握（译学）关键术语所含的概念。每掌握一个新术语，就意味着向新的理论迈进一步。一种理论的传播必然要采用一套术语。译学术语是构建译学体系的要素，是译学研究的基础和知识亮点”（上海科技翻译学会2013）。两部词典集国内外翻译研究之大成，采用通用或权威的术语（英汉对照），汇集中西各翻译流派和最新观点，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勾勒出中西翻译史的大致框架，梳理翻译学科的要点及其相关学科。方先生说：“我编词典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整体构想，即把译学发展而形成的体系归纳为‘一体三环'。整部词典就是‘一体三环'的有机组合，是译学发展的一个缩印”（同上）。

2006年，方先生专门撰文详细阐述了译学研究“一体三环”论的形成过程，译学研究的本体，语言学派的发展、各交叉学科对译学研究的介入，文化学派的崛起，详尽分析了翻译学研究不同范式的特点（方梦之2006）。至此，一个由中国学者独自提出的、清晰明了、互为关联、又相对独立、开放式的译学研究理论框架基本形成。

3.“一体三环”论的启示

“一体三环”论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方先生在学术领域高屋建瓴、勇于创新的精神：

3.1 明确划分出译学本体，从而展示出其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种类和独特属性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强调译学研究的跨学科属性，而对其本体研究有所忽略。最为典型的是当代翻译研究出现的各种“转向”，如社会转向、权力转向、伦理转向、译者转向、语用学转向、实证性转向、全球化转向等现象等。其实，这些均属“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各自衍生出“次转向”。中外传统译论、多学科互涉、时代精神和哲学观的变迁是导致翻译研究多重“转向”的营养始基、理论源泉和思想动力（喻锋平2012）。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译学研究的跨语言、跨文化属性是该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属性。因此，当务之急是牢牢把握翻译的这一独特属性，实现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方梦之先生将译学本体划分为“翻译原理、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翻译史等”，充分体现了他对于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高度重视。窃以为，翻译原理包括翻译属性、翻译分类、翻译规范、翻译标准、翻译过程、翻译教学、翻译主体、翻译客体等翻译学核心概念，翻译策略和技巧则分为涉及文本的选择和总的翻译方法的制定，以及产生在具体翻译过程解决具体问题时的具体措施（Jääskeläinen 2005）。翻译史更是对人类从事的翻译活动的真实记录和总结。以上三个类别可谓译学研究的独门领域。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译学本体研究无不受到其跨语言、跨文化属性的影响。因此，其研究可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既可以从影响翻译的外部环境，即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社会、历史、文化等角度着手，也可从制约翻译的内部因素，围绕作者、译者、读者、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之间的关系展开。翻译研究的这两条路径其实是并行不悖、互为补充的辩证关系，因而没有主次之分。对于不同的翻译行为既要区别对待，又要寻找共性。翻译研究需要重视本体研究，需要从内部到外部，再从外部到内部，进行循环探讨，以此获得新的生命力。

笔者曾提出，研究翻译，除了了解其属性、分类、过程等外，还需要研究翻译客体，即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研究原文和译文之间在内容、形式、意义、长度、体裁、结构、修辞、风格、功能等方面相似和差异；其次，要研究翻译主体，即译者与作者、译文读者、译文发起者和赞助者等诸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翻译过程中诸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互动与超越、妥协和融合。另外，还需要从不同角度研究世界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史，研究翻译与语言、文化和民族复兴和消亡的关系，研究西方翻译理论与中国翻译理论的关系，研究汉译外和外译汉的异同，不同文本类型翻译的异同、不同翻译策略的异同等（王宏2012：XVⅱ）。这就是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对方梦之先生所说“一体三环”的译学本体的个人解读和诠释。

“翻译研究应回归本体，特别是文本和翻译主体。不管是语言学的翻译研究也好，还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也好，都要在译学的本体扎根，才能生发出新的东西，使译学不断丰富、不断完善。至于翻译的文化研究，大可不必‘言必称西方'。”（方梦之2006：6）经历了多重转向的翻译研究的确需要重新回归翻译本体研究，夯实基础，彰显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术特征，同时不失时机地开展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性翻译研究，加深对翻译和翻译研究复杂性的认识。方梦之先生对译学本体的划分正是顺应了这种需要。

3.2 以“一分为三”的方法把与译学本体密切相关的学科进行了切分

方梦之先生对与译学本体密切相关学科的划分采取的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这“有利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桥接，从策略上促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梦之2013：ⅵ）。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是摆脱二元思维定势，平衡综合和分析的工具，充分体现了方先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前，大家习惯于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两分法看待问题，由此导致翻译界明显分为两个阵营，即语言学派（一环）和文化学派（三环）。语言学派往往从译文与原文对等与否，译者是否传递了作者的意图等来考察翻译，文化学派则侧重研究译文与原文的偏离度，以及外部环境对翻译的制约和译者为何在翻译过程中产生创造性叛逆等。其实，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和文化学途径互有关联，并非如此泾渭分明。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夹心层：即由哲学、逻辑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论、交际学、符号学、阐释学、媒介学等形成的“二环”。在涉及翻译的动因、翻译过程、翻译的结果及其影响时，与译学本体交叉的学科就趁虚而入，“二环里边众多学科与本体的关系虽然没有像语言学与本体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但它们提供了翻译学立论基础、论证方法、参照条件以及论证工具与手段。没有这些学科的支撑，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学科是不完整的”（方梦之2006：2）。

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处于二环中的各交叉学科给译学研究带来的视角变化、范式转换和方法创新。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揭示了译学研究多元互补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近年国外翻译研究有三个动向：一是注意发掘新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也包括关注新出现的翻译形式。二是注意开发新的研究方法。三是关注区域（或国家）身份和民族文化传统对翻译传统和学术研究的影响。”（汤君2008：84）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翻译研究追求新的研究路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成为必然之举。适应新的研究形势，不断革新研究方法，探索新的研究路向，是任何一门学科保持学术之树长青的必要前提，翻译研究亦不例外（喻锋平2012：3）。

二环内应运而生的众多交叉学科即是这种历史境遇的产物，反映出翻译学科的快速进步和繁荣之态。比如，“思维科学和心理学是研究译者的思想武器和有力工具。翻译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双语转换活动，表现为一种心理过程——译者直接受语言信号的刺激而在头脑中进行的一系列思维、想象等心理活动的过程。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可阐释翻译心理活动、心理定势、译者个性、心理结构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原文作者的创作心理，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有助于探知读者的反映与需求”（方梦之2006：4）。

方梦之先生以“一分为三”的方法把与译学本体密切相关的学科进行了切分，以图表形式勾勒出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即译学本体，形象展示出译学研究从单一的语言学科走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进而向综合性学科过渡的学术路径，并把翻译与在大文化框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有机联系起来，这种切分方法符合实际，使译学研究跨学科的综合性属性一目了然。

3.3 “一体三环”图表相互关联、层次分明，彰显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对译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一体三环”的三环，“其位次既表示与本体关系的远近、密切程度，也表示译学学发展的先后顺序和层次，本身就是一个互有联系的、翻译本体不可或缺的共同体”（方梦之2013：ⅵ）。对于为何把语言学及相关学科作为第一环（内环），紧邻译学本体，方先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语言学是翻译研究的最重要、最紧密的交叉学科。它对翻译转换过程中原语把握、信息传递、译语生成以及翻译技巧的养成均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梦之2006：3）。他同时指出，语言学对译学发展的贡献还不仅限于此。众所周知，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语言学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语用转向”、“语篇转向”、“功能转向”和“认知转向”。语用学、语篇语言学、功能语言学、批评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早已跳出对语言的字、词、句研究，而把视野转向语篇及其功能和对语篇的评价和体验。奥斯丁、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Eillmore的认知框架理论、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及以后发展的篇章语言学更为关注的是语言的社会交际层面和语境。这些语言学的新理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语言学家进入语篇的语境研究，并考虑这一转向对研究翻译可能具有的含意。”（Haitim 2005：10-11）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的贡献更是体现在其翻译的认知观。“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翻译具有体验性、多重互动性、主观性、映射性等。”（王寅2005：17-18）方先生（2006：3）指出：“语言学科对翻译研究的渗透和交叉是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也就是说，没有语言学的参与就没有译学的发展”。

把“文化”置于“三环”绝非轻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所起重要作用。方先生在解释为何把“文化”置于离本体最远的一环时，首先强调了“文化”一词的复杂。“在文化研究中‘文化'一词的定义多达150余种，跟翻译研究中的‘翻译'一样众说纷纭。”（方梦之2008：9）其次，在绘制“一体三环”图表时，方先生展示的是译学研究的历史演进过程。20世纪五十年代起，译学研究开始受惠于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起，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论、交际学、符号学等交叉学科对译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20世纪八十年代末，“文化转向”开始对译学研究产生冲击。这里有一个时代的先后顺序，故方先生用“一环”、“二环”、“三环”加以呈现。这也告诉人们，语言学派是文化学派的先导，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为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文化学派的改写派（Re-writing）深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因素的影响，主张译者有权重新阐释原文文本。后殖民主义抨击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探讨弱小民族语言翻译策略。解构主义则拒绝“原文”和“译文”，“语言”和“意义”的划分，主张意义有多解。女权主义否定原文高贵，译文低贱的等级观念，主张翻译是文化加入与协调。多元系统论认为翻译属多元系统，其作用取决于译入语文化及其文学的强弱，受制于文学、社会和经济因素。“文化转向带来的影响更多是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研究视角和研究倾向……然而，在译学学科概念的创新上，在术语的建设贡献上有限，像意识形态、权力、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词汇本来就不是文化专有词。”（方梦之2008：9）由此可见，方先生置于“三环”中的“文化”属宽泛的文化概念，即与社会、历史、国家、民族等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诗学因素等，而非指狭隘的文化概念，如把“文化”视为“一种知识、思维、道德、风俗、习惯”等。

方先生把“翻译技术”与“文化转向”并列，强调了翻译技术的重要性和新进展。当代译事进步（机器翻译、语料库、翻译软件等）或译学研究都离不开翻译技术，它既是翻译研究的工具，也是翻译研究的对象。自20世纪九十年代起，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语言服务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对译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这体现在：翻译项目复杂化和协作化；处理对象和题材多元化；语言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语言服务流程日益成熟；产业标准日益凸显和完善、众包翻译生产翻译模式悄然兴起（王华树等2013：8-10）。如今，从事应用翻译的译员都必须熟练掌握SDL Trados，Passolo，Transmate，Logoport，WordEast等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才能胜任相关任务。

“一体三环”图表相互关联、层次分明，一方面高度概括译学本体、从源头出发，清晰地梳理译学研究的学科渊源和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又着力呈现译学研究的新发展，并对本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客观分析，作了大胆而理性的预测。它给我们展现出一幅译学研究的历史路径，同时使我们认识到译学研究的路径在不断拓宽。“众多交叉学科对翻译研究术语体系的贡献是面广量大的，跟一门学科交叉意味着一批学术语的产生，例如，与伦理学交叉就有一批伦理学的基础术语与翻译概念结合起来；与社会学交叉又有一批社会学的基础术语与翻译概念结合起来；与生态学交叉又有一批新术语产生。”（方梦之2008：9）方先生的见解极具前瞻性。近年有不少学者从社会学途径研究翻译，还有不少学者从生态学途径研究翻译，并取得明显进展。显然，“文化转向”后的译学研究正是在朝着方先生的预判方向推进。

4.结语

笔者与方梦之先生是忘年交，2005年才第一次见面。虽结识较晚，但一见如故。方先生一直鼎力支持笔者从事的中国典籍英译及研究。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身为大学者、老前辈，方先生虚怀若谷，博学儒雅；身为《上海翻译》主编，方先生把握学术方向，广纳微言精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10年中，笔者所在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与《上海翻译》编辑部曾连续三次联合举办全国翻译高层研讨会。每一次会议的筹办，笔者都得到方先生的耳提面命，大力支持。方先生甚至亲自为会议张罗邀请专家、分发邀请函、刊登会议广告等具体事宜。我们的每一次会议都举办得十分成功，不但有高质量的系列论文在《上海翻译》刊发，而且有高质量的会议论文结集出版，而方先生每一次都为笔者主编的论文集亲自撰写序言。所有这些让人深受感动。笔者在过去的10年间，还有幸与方先生多次在海内外的学术会议相见，每一次都能听到方先生对学术研究的新思考，收到方先生馈赠的宏论新作，实在获益良多。感谢《当代外语研究》提供平台使我再次重温方先生的译学研究“一体三环”论并把学习心得与广大读者分享。谨以此文庆贺方梦之先生八十诞辰并恭祝方先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