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凡

从广西壮文学校毕业至今，我已当了近30年老师了。

毕业那年，学校分配我去一所地处中越边境、离国境线不到两公里的乡中心校任教，我心里很不情愿。父亲对我说，一个山旮旯的穷孩子，能走出农村吃“皇粮”，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面对现实，我虽心有不甘，也只能无奈地背起行囊到学校报到。

那所乡中心校的办学条件确实很艰苦，教学楼就建在悬崖边下。学生很少，我任教的壮文实验班只有26名学生。校长见我一个人无牵无挂的，就撒手让我全权负责壮文班。

在当时，壮文进入学校是新娘子上轿——头一回，家长们都不理解、不放心。开学后，家长见我是个毛头小伙子，心里更放心不下了，隔三岔五地跑到学校找我，希望我批准孩子转到普通班（汉语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学生们才算安稳地坐在壮文班的教室里。

经历一番折腾，我想：“我一定要让家长放心，让学生爱上我的课堂。”课堂上，我先用壮语解释汉语，让学生明白汉语字词的意思；然后让学生对比两种语言的特点，引导他们分析在表达方式上两种语言有什么不同；特别在习作上加强辅导，学生的写作能力逐步得到提高。对于壮文，学生由开始的顾虑到乐意接受再到由衷地喜爱，我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县小学毕业统一考试中，我教的第一届壮文班学生壮语、汉语均取得了出乎意料的优异成绩，特别是汉语，平均分超过普通班十几分，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佳话，我也因此被评为县级优秀壮文教师。后来，附近村屯的群众都主动送孩子到壮文班学习了。

壮文教师其实有双重任务：一是教学，二是扫盲。这两个任务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学好、用好普通话服务。白天，我在学校教学生；晚上，我随村干部到村屯里给群众扫盲。边境地区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壮族同胞能上学的寥寥无几，特别是中老年人中有很多文盲。刚开始开展扫盲活动时，壮族同胞们大都不愿意参加。后来，乡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他们才意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才乐意参加壮文扫盲班。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圩日，边防团的两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到街上买喂猪的米糠，卖米糠的壮族大妈只会说壮话，解放军小伙子听不懂，在一旁不知所措。在旁边卖芭蕉的壮族大叔情急之下，挥舞着双手，对着解放军战士吆喝：“解放军同志，你们要‘疯吗？”“我的‘疯很好的。”“便宜点给你‘疯，要不要？”在靖西壮话里，“糠”和“风”读音相似，大叔不知“糠”这个字的普通话读音，就自作聪明地用“风”的普通话读音来代替。谁知在普通话里“风”与“疯”同音，加上那位壮族大叔语无伦次，两个二十岁出头的解放军战士误以为他是疯子，被吓得不轻，大叔的话没说完，他们就已转身狂奔，赶圩的人们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状况，也三五成群地躲避。后来，乡干部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大叔说：“不学普通话不行吧？我们开了扫盲班，你应该去那里学习文化知识。”

后来，这位大叔带头参加壮文扫盲班，我也使出浑身解数教乡亲们，经过共同努力，扫盲工作成效显著。脱盲后，大叔自豪地对我说：“参加扫盲班让我受益终身，如果我早几年脱盲，就不会闹出那样的笑话了。何老师，谢谢你！”听到这句话，我既满足又开心。

虽然壮文教师的工作只做了几年，但它对我的影响却极其深远：对待一份工作，无论初衷如何，只要不怨天尤人，不把它当成儿戏，它就会把美好的一面赠予你。

（责编 秦越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