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逢林

“我连做梦都未想到，退休以后还能有五次机会登上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个高级讲坛去演讲发言。”这是2009年第1期《情系中华》杂志刊登我《五登高坛》一文中说的第一句话。

这个连梦都不敢梦的事，为什么能在以南存辉同志分别为董事长的正泰集团、为会长的“乐清市民营企业扶贫济困总会”（下称“总会”）工作以后，却能意外“圆梦”了呢？

这还得从我特殊的经历说起。

我于1966年毕业于原杭州大学政治系，期间连任4年班长。紧接着就是接受长达10年的“文革”那些极左的一套理论宣传教育。所以，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认为：凡是私营业主，统统是“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剥削者。至于私营业主能否入党问题，更是不可思议的事。首先，在理论上就讲不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然而，自从1997年8月从乐清市人大退休，次日应时任市人大兼职常委的正泰集团南存辉董事长的真诚邀请，到正泰工作了7年；2004年9月，又受南存辉会长推荐到“总会”去主持工作，任常务副秘书长，直至4年后任期届满。正是通过头尾11年，特别是前7年，与南存辉和南存飞、朱信敏、吴炳池等多位正泰集团高层领导的零距离接触，使我感悟颇多，而且深刻。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此，在与一些媒体朋友交谈中，我常常主动向他们带有主导性的提问请教说：南存辉与其胞弟南存飞等正泰高层领导，一个个都起早摸黑，像打仗那样超负荷的紧张工作和生活，他们到底为了什么？毫无疑问，是为了做大事业，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不妨再问：创造更多的财富又是为了什么？因为每一个企业家乃至他的家庭，每年的消费是极其有限的，其留下的巨额财富，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把它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他们必然又会投入到扩大再生产领域中去。尽管全部财富都会打上南姓的印记，属于“私”有，但其在客观上，却已经“公”化了。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崭新的观点：“不问归谁所有，要问归谁所用。”私营业主最起码有四大贡献：一是上缴税收（乐清市私营经济的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95%以上）；二是安置就业（解决失业、下岗人员就业、稳定社会）；三是回报社会做慈善（搞了一助学、二助医、三济困到户增收入、四扶贫到村壮集体、五建凉亭庇路人的“一二三四五慈善工程”）；四是培养人才（据在正泰7年观察，正泰人个个爱岗敬业特勤奋，自觉遵纪又守法）。

正是基于正泰这所社会大学对我的检验与点化，使我认识到，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智慧勤劳和奋勇拼搏而致富并成为“领头雁”的一个个私营业主，他们确实是“新生代”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从2000年以来，在围绕“私营业主能否入党问题”全国性的大讨论中，不管在机关或民间，或在理论界乃至政界高层中争论如何激烈，认识怎样各异，但我早已胸有成竹，不为所变，并于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七·一”讲话之前的5月4日，就已写就《私营业主可否入党问题初探——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私营业主应予入党》（下称《初探》）这篇文章，并寄给浙江省政治思想工作研究会的内部刊物《政工导报》。《初探》从政治到经济、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状等九个方面进行全面剖析论述，条条都符合“情理法德”四字原则。“七·一”讲话后的当天下午，浙江省政研会秘书长兼《政工导报》杂志副总编辑马玲同志给我打电话祝贺，并说《政工导报》要加上按语，全文发表这篇《初探》。此后，《政工月谈》《企业文明》《哲学研究》都给予全文发表。《企业文明》总编李祖荣来电话祝贺，并说他们已把《初探》的副题改为正题，以便直接告诉广大读者“具备党员条件的私营业主应予入党”。《初探》被省政研会和全国机械政研会前后评为当年优秀论文一等奖。由于多个地方有影响的理论刊物刊登了《初探》，引起了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前沿》杂志的高度关注。他们把《初探》论文推荐给《走进新世纪丛书编委会》，放进即将出版的“走进新世纪——《中国世纪坛》下卷（世纪探索）篇”里，并于2002年2月18日，和走进新世纪丛书编委会联名发了A3的大红喜报给“浙江省乐清市委宣传部”表扬《初探》：“该文选题好，论点明确，论据有力，启迪了人们智慧，开阔了改革思路，作者在关注社会热点、传播时代信息、探寻发展规律、总结实践经验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也为贵单位赢得了荣誉，希望予以表彰和奖励。”同年8月17日，因为刊登我《初探》文章的书要进行首发式，《理论前沿》杂志社和出版社联合邀请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并要上台介绍写作体会。这是我第一次登上首都高坛，向主席台上的布赫副委员长和中共中央党校的王伟光副校长等领导及台下4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政工师和优秀作者们作了题为《坚持真理，创新理论》的介绍。我的讲话，台下几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其中最为热烈的掌声，是在我讲道：“假如马克思今天还活着，当他看到像正泰集团那样的优秀私营业主，他可能会发出这样新的号召：‘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去帮助贫穷的无产者，使他们成为有产者，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时候我看到与听到台下听众们因赞同我的新鲜观点而发出哄笑声，并雀跃着互相交头接耳，他们的笑声与动作几近骚动，紧接着，就是一阵犹如春雷落地般的热烈而长久的掌声。

至于我后四次登“高坛”演讲，都是在“总会”任职期间。我本着节俭办慈善的理念，谢绝了上级领导要给我配小汽车与多配人员的好意，只在人才中心要了一名来自重庆的彭姓男青年。四年时间里，我们共筹集慈善资金3 850万元；除了2005年2月18日，捐赠给市慈善总会作为创始基金外，四年里共用于上述的“一二三四五慈善建设工程”1 150万元，尚积余800多万元。

“总会”是在乐清市委、市府的倡导下，由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牵头，联络了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德力西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等162家优秀企业家而组建的。意欲达到“先富帮后富，实现大家富”的目标。由于这是全国首家私营业主的“抱团行善”的新生事物，一下子就名声远播海内外，中央和省地县市级报纸电台记者纷至沓来，甚至连《福布斯》杂志和香港媒体也来人、来电采访。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电视直播采访“总会”与我的实况，正可谓“总会”已经红遍了全国。所以，国家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从2004年开始，一年一度在全国评比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两先”时，“总会”总是年年榜上有名；每年在年初就兑现当年捐赠承诺、按时捐赠100万元的正泰和德力西两家会长与名誉会长单位，及天正和合兴等每年按时捐赠50万元的副会长单位，年年也是榜上有名。因为我是“总会”的主持人，我共有4次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领奖，并以“总会”名义登“高坛”发言。我清晰地记得，2006年年底，中华慈善总会来函，要求乐清“总会”的南存辉会长参加“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新闻发布会”，并到人民大会堂介绍经验。因南会长公务繁忙，无暇赴会，口头交代我之后，特地写了委托书交我带去。我怀着责任重大的使命感和光荣感，认真备课。后来无论是在接受采访，或登上“高坛”演讲中，效果都不错，赢得了掌声。记得会场上有两次掌声最热烈。第一次是我讲道：“以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为会长的浙江省乐清市民营企业扶贫济困总会的‘宗旨共有八句话，前四句话表明了全体总会会员的决心，后四句话是向所有做慈善的人士表示最美好的祝福，这八句话是‘扶贫济困，奉献爱心；回报社会，造福人民！行善得善，事业振兴；世人颂扬，功德永存！”这时台下掌声非常热烈。第二次的热烈掌声是在我讲道：“在党的领导下，思想特别解放、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乐清人，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收获改革开放的成果，出现了千万富翁数以千计，亿万富豪也为数不少，可谓‘富得流油。但是，由于‘七山二水一分田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我市仍然还有4.5%的残疾人和特困户，他们的生活可谓‘穷得流泪。南存辉等优秀企业家认为，我们成立扶贫济困总会的目的，就是要动员‘富得流油的先富人群，主动去与‘穷得流泪的低保特困对象结成对子，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也尽快摆脱穷困，过上小康生活。这种‘富得流油与暂时‘穷得流泪的结对子，作帮助，挖穷根，栽富苗，就是我们‘总会的一个很大特色。”这时台下掌声犹如雷鸣。

第二天上午，《人民政协报》慈善版主编特地赶来找我说：“叶老，您昨天讲话讲的‘富得流油和‘穷得流泪结对子，讲得很好。过几天，我们派两位记者到乐清去采访您。”过了一周，谭明悦和明玉东两位主任记者来采访我，并于同年4月10日在该报发表了题为《积极发掘民营企业的慈善潜力——记乐清市民营企业扶贫济困总会》这篇文章，接着《财富智慧》杂志第3期也以“乐清民企抱团行善”为题，报道了“总会”助学助医、扶贫济困的种种业绩……

我能有机会五次登上“高坛”，使我有可能经常去编织真实的、无私的、美好的感人故事，使我有机会受到邀请，我得感谢时代，感谢正泰！感谢“总会”！感谢正泰集团董事长与总会会长南存辉！

（责任编辑：陈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