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朝

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华侨领袖陈嘉庚（1874—1961）一生光明磊落。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一贯爱憎分明，不徇私情。

对汪精卫的声讨和坚决斗争

陈嘉庚与汪精卫早就相识，私谊不错。陈创办厦门大学以后，曾拟聘汪担任校长，后未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作为执政党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到处散布失败主义论调。7月29日，汪精卫即发表广播讲话，鼓吹：“中国比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8月3日，又发表讲话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南京陷落以后，汪精卫一帮投降派的对日“和平运动”从舆论走向行动，积极寻找“和平途径”。

当大片国土沦丧在日寇铁蹄之下、举国上下掀起抗日救亡的危急时刻，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竟然主张对日妥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这是所有爱国军民所不能容忍的。陈嘉庚不顾旧交私谊，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名义打了一封电报给汪精卫，指出“和平绝不可能”。汪精卫复电称：“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往返数电，陈嘉庚发现汪精卫不仅毫无悔意，而且朝着卖国求荣的道路越走越快。于是，利用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之机，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向大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1个字的提案，会上一致通过。这是陈嘉庚在“南侨总会”成立之后，对国民党妥协派打响的第一枪，震动了朝野。民主斗士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推崇说：“这寥寥11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8年11月30日，日汪双方在上海召开“重光堂会议”，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秘密协定》等文件，日汪勾结正式形成。12月18日，汪精卫带老婆陈璧君逃离重庆潜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和平建议》电报（又称“艳电”），提出应响应日本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和平呼吁，“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集团出卖中国主权的可耻行径，激起广大爱国军民一致愤怒和反对，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讨汪反逆浪潮。陈嘉庚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看到蒋介石只是“永远开除汪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而并未按国法治罪，陈嘉庚又致电追究到底：“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众所莫解！”接着，“南侨总会”发出第20号《通告》：“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

为了捍卫民族和国家权益，陈嘉庚敢怒敢骂，敢揭露，敢斗争，表现出一个爱国侨领的崇高觉悟和气节。

痛斥尼赫鲁支持“西藏独立”

陈嘉庚与印度总理尼赫鲁有私人交情。印度未独立时，尼赫鲁曾到过新加坡，在印度人中间宣传民族革命。陈嘉庚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表示极大的同情与关注，曾给予尼赫鲁资助，支持尼赫鲁在新加坡的活动。1947年3月19日，他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在怡和轩俱乐部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尼赫鲁。事前，他亲自题写了一幅对联，在怡和轩门前搭建了鲜花牌坊。联文是：“真自由要向监狱争得，大领袖须从群众做来”。

1950年1月26日，由尼赫鲁执政的印度共和国宣告成立；同年4月1日，中印建交。1954年，尼赫鲁总理来中国访问。陈嘉庚曾参加周恩来同志为尼赫鲁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与老朋友见面。1959年3月，西藏农奴主发动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率部逃往印度，受到庇护。印度军队还不断染指中国领土，进行军事挑衅。陈嘉庚先生十分气愤，坚决给予揭露和驳斥。1959年4月24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愤怒谴责尼赫鲁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他激昂有力地说：“中国人民过去不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所谓‘满洲国，今天同样不允许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制造所谓‘西藏独立。”他严正词严的发言，博得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

同年9月4日，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陈嘉庚先生驳斥了尼赫鲁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制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所作的辩护，认为这是印度当局为侵占中国领土寻找借口而制造的谬论。他责问尼赫鲁：“麦克马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印度人，而是曾经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如今，你竟把以麦克马洪命名的界线硬说是合理的，难道你对此不感到难过吗？”

陈嘉庚先生与尼赫鲁的私交归私交，一旦涉及到民族和国家利益时他则分毫不让。他的爱国立场和热忱一点也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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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华侨领袖陈嘉庚（1874—1961）一生光明磊落。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一贯爱憎分明，不徇私情。

对汪精卫的声讨和坚决斗争

陈嘉庚与汪精卫早就相识，私谊不错。陈创办厦门大学以后，曾拟聘汪担任校长，后未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作为执政党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到处散布失败主义论调。7月29日，汪精卫即发表广播讲话，鼓吹：“中国比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8月3日，又发表讲话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南京陷落以后，汪精卫一帮投降派的对日“和平运动”从舆论走向行动，积极寻找“和平途径”。

当大片国土沦丧在日寇铁蹄之下、举国上下掀起抗日救亡的危急时刻，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竟然主张对日妥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这是所有爱国军民所不能容忍的。陈嘉庚不顾旧交私谊，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名义打了一封电报给汪精卫，指出“和平绝不可能”。汪精卫复电称：“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往返数电，陈嘉庚发现汪精卫不仅毫无悔意，而且朝着卖国求荣的道路越走越快。于是，利用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之机，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向大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1个字的提案，会上一致通过。这是陈嘉庚在“南侨总会”成立之后，对国民党妥协派打响的第一枪，震动了朝野。民主斗士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推崇说：“这寥寥11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8年11月30日，日汪双方在上海召开“重光堂会议”，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秘密协定》等文件，日汪勾结正式形成。12月18日，汪精卫带老婆陈璧君逃离重庆潜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和平建议》电报（又称“艳电”），提出应响应日本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和平呼吁，“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集团出卖中国主权的可耻行径，激起广大爱国军民一致愤怒和反对，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讨汪反逆浪潮。陈嘉庚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看到蒋介石只是“永远开除汪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而并未按国法治罪，陈嘉庚又致电追究到底：“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众所莫解！”接着，“南侨总会”发出第20号《通告》：“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

为了捍卫民族和国家权益，陈嘉庚敢怒敢骂，敢揭露，敢斗争，表现出一个爱国侨领的崇高觉悟和气节。

痛斥尼赫鲁支持“西藏独立”

陈嘉庚与印度总理尼赫鲁有私人交情。印度未独立时，尼赫鲁曾到过新加坡，在印度人中间宣传民族革命。陈嘉庚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表示极大的同情与关注，曾给予尼赫鲁资助，支持尼赫鲁在新加坡的活动。1947年3月19日，他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在怡和轩俱乐部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尼赫鲁。事前，他亲自题写了一幅对联，在怡和轩门前搭建了鲜花牌坊。联文是：“真自由要向监狱争得，大领袖须从群众做来”。

1950年1月26日，由尼赫鲁执政的印度共和国宣告成立；同年4月1日，中印建交。1954年，尼赫鲁总理来中国访问。陈嘉庚曾参加周恩来同志为尼赫鲁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与老朋友见面。1959年3月，西藏农奴主发动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率部逃往印度，受到庇护。印度军队还不断染指中国领土，进行军事挑衅。陈嘉庚先生十分气愤，坚决给予揭露和驳斥。1959年4月24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愤怒谴责尼赫鲁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他激昂有力地说：“中国人民过去不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所谓‘满洲国，今天同样不允许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制造所谓‘西藏独立。”他严正词严的发言，博得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

同年9月4日，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陈嘉庚先生驳斥了尼赫鲁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制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所作的辩护，认为这是印度当局为侵占中国领土寻找借口而制造的谬论。他责问尼赫鲁：“麦克马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印度人，而是曾经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如今，你竟把以麦克马洪命名的界线硬说是合理的，难道你对此不感到难过吗？”

陈嘉庚先生与尼赫鲁的私交归私交，一旦涉及到民族和国家利益时他则分毫不让。他的爱国立场和热忱一点也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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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华侨领袖陈嘉庚（1874—1961）一生光明磊落。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一贯爱憎分明，不徇私情。

对汪精卫的声讨和坚决斗争

陈嘉庚与汪精卫早就相识，私谊不错。陈创办厦门大学以后，曾拟聘汪担任校长，后未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作为执政党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到处散布失败主义论调。7月29日，汪精卫即发表广播讲话，鼓吹：“中国比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8月3日，又发表讲话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南京陷落以后，汪精卫一帮投降派的对日“和平运动”从舆论走向行动，积极寻找“和平途径”。

当大片国土沦丧在日寇铁蹄之下、举国上下掀起抗日救亡的危急时刻，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竟然主张对日妥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这是所有爱国军民所不能容忍的。陈嘉庚不顾旧交私谊，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名义打了一封电报给汪精卫，指出“和平绝不可能”。汪精卫复电称：“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往返数电，陈嘉庚发现汪精卫不仅毫无悔意，而且朝着卖国求荣的道路越走越快。于是，利用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之机，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向大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1个字的提案，会上一致通过。这是陈嘉庚在“南侨总会”成立之后，对国民党妥协派打响的第一枪，震动了朝野。民主斗士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推崇说：“这寥寥11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8年11月30日，日汪双方在上海召开“重光堂会议”，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秘密协定》等文件，日汪勾结正式形成。12月18日，汪精卫带老婆陈璧君逃离重庆潜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和平建议》电报（又称“艳电”），提出应响应日本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和平呼吁，“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集团出卖中国主权的可耻行径，激起广大爱国军民一致愤怒和反对，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讨汪反逆浪潮。陈嘉庚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看到蒋介石只是“永远开除汪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而并未按国法治罪，陈嘉庚又致电追究到底：“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众所莫解！”接着，“南侨总会”发出第20号《通告》：“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

为了捍卫民族和国家权益，陈嘉庚敢怒敢骂，敢揭露，敢斗争，表现出一个爱国侨领的崇高觉悟和气节。

痛斥尼赫鲁支持“西藏独立”

陈嘉庚与印度总理尼赫鲁有私人交情。印度未独立时，尼赫鲁曾到过新加坡，在印度人中间宣传民族革命。陈嘉庚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表示极大的同情与关注，曾给予尼赫鲁资助，支持尼赫鲁在新加坡的活动。1947年3月19日，他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在怡和轩俱乐部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尼赫鲁。事前，他亲自题写了一幅对联，在怡和轩门前搭建了鲜花牌坊。联文是：“真自由要向监狱争得，大领袖须从群众做来”。

1950年1月26日，由尼赫鲁执政的印度共和国宣告成立；同年4月1日，中印建交。1954年，尼赫鲁总理来中国访问。陈嘉庚曾参加周恩来同志为尼赫鲁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与老朋友见面。1959年3月，西藏农奴主发动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率部逃往印度，受到庇护。印度军队还不断染指中国领土，进行军事挑衅。陈嘉庚先生十分气愤，坚决给予揭露和驳斥。1959年4月24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愤怒谴责尼赫鲁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他激昂有力地说：“中国人民过去不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所谓‘满洲国，今天同样不允许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制造所谓‘西藏独立。”他严正词严的发言，博得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

同年9月4日，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陈嘉庚先生驳斥了尼赫鲁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制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所作的辩护，认为这是印度当局为侵占中国领土寻找借口而制造的谬论。他责问尼赫鲁：“麦克马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印度人，而是曾经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如今，你竟把以麦克马洪命名的界线硬说是合理的，难道你对此不感到难过吗？”

陈嘉庚先生与尼赫鲁的私交归私交，一旦涉及到民族和国家利益时他则分毫不让。他的爱国立场和热忱一点也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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