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邬吉成+整理/杨宇宁

整理者案 曾担任毛泽东同志的随身警卫、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司令部副参谋长、安徽军区副司令的邬吉成同志，长期从事外宾警卫工作，多次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曾亲自参与逮捕“四人帮”，是周恩来同志临终前最后要见的人。邬吉成2006年12月25日逝世，享年79岁。他非同寻常的经历引起我的兴趣，曾在他生前采访，现将其口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从流浪娃到八路军战士

我于1927年出生在山西省神池县荣庄子村，父亲叫邬德仁，主要以经营小生意和种地为生，生母姓周，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祖父和父亲几乎前后撒手人寰，从此我怙恃皆逝。堂伯父和堂叔叔轮流收养了我，年小力薄的我就开始学干农活，我印象中在堂叔叔家中，过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堂伯父脾气不太好，1937年12月的一天，因为一件小事，堂伯父大发雷霆，把我痛打了一顿，我一气之下逃了出去，被姓郝的人家收留。当时郝家住进了两个当兵的，他们询问了一些我的情况后，就让我跟他们去当兵。于是11岁的我就随他们一起离开了荣庄子村。

两个当兵的带着我到了神池县的义井镇，这里驻着国民党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麾下的35军。因为我年纪太小，没法扛枪打仗，就暂时给了我个勤务兵的差事。不久，35军调往绥远，部队觉得带着个什么都干不了的勤务员，实在是个累赘，就打发我回家。可我哪里还有什么家呀!于是就在神池城郊漫无目的地流浪。一天，由于饥寒交迫，就倒在一个叫李培根的人家大门洞里昏睡过去。李培根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四纵队19团的一个连长，此刻正探亲在家，并计划着在家乡招募一些新兵扩军。

我从李培根那里得知，他所在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不同，不打人不骂人，和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一听，就坚决要求跟着他去参军。于是李培根把11岁的我带到了他所在的部队。

人生幸运的起点

1938年2月，我正式开始了军人生涯，当了一名勤务兵。三个月后，团里组建司号排，我成为一名司号员，这是我人生幸运的起点。

我所在的第四纵队19团，1937年10月由晋北几个地区自卫队合并组成，几经扩展后编为游击7团。游击7团的许多营、连干部，来自八路军120师。游击7团后来划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建制，改称203旅19团。“晋西十二月事变”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203旅完全掌握在我党手中，又恢复第四纵队番号。此后，我们部队就属于我党领导的晋西北军区了。

1940年1月，我们和八路军358旅配合作战，将阎锡山的骑兵1军和33军压缩在山西临县一带，敌军怕被我军歼灭乘夜逃遁。至此，八路军在山西境内的反顽斗争基本结束，随即开始整军运动。

1940年2、3月间，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同志到临县整军的四纵队视察。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上，纵队的近百名司号员组成了两个方阵。当检阅部队的贺龙骑马来到我们方阵前时，我和全体司号员齐奏悠扬悦耳的《迎宾曲》。贺龙高兴地向全体指战员挥手致意，并高声问候：“同志们好!”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也是第一次听到“同志”这个词儿。

就在贺龙检阅部队后不久，四纵队就在临县的白文镇一带，与进入晋西根据地腹地扫荡的日军展开了一场激战。战斗结束后，全团的官兵口渴得厉害，竟把山间一条小溪流喝得断了流。随后，我们掩埋了几百名烈士遗骸，新坟占了十多亩地。我们连队最后生还者仅有30余人，我是幸存者之一。

入秋之际，我们19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奉命在山西文水县的山区、平川打击日寇，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

由于长时间吃不到肉、油、菜，有时甚至连食盐也没有，许多人患上夜盲症、霍乱、疥疮、伤寒等疾病。我在那时患上了急性“羊毛丁”，肚子疼痛，还是我们连的一位老炊事班长，凭着一根三棱银针，通过扎破病人的手腕放血的土办法救了我。可惜因为时间久远，我又调离了原来的部队，把救命恩人的名字给忘记了。因为部队缺医少药，年老体弱者多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部队也因此大大减员。

“百团大战”中将我收留回家，又把我带到部队的连长李培根被敌人俘虏了。从那以后，我曾想尽一切办法四处打听，但始终没有再听到李培根的消息，这成为我心中永久的伤痛。

从残酷的战斗中幸存

在一次伏击日、伪军的战斗中我负了伤，但庆幸的是子弹穿肉而过，没有留在大腿内。而另一位和我同时负伤的战友，子弹只有入孔，没有出孔。支队医院设备简陋，无法确定子弹嵌在何处，只能做一些外部的处理。四五天后，他便开始浮肿，不到半个月全身腐烂，最后不治身亡。我却一天天好起来，但眼看着战友痛苦地死去，我的心里非常难过。当我痊愈回到原来的连队，听到我的同乡好友武密柱在我养伤期间的一次战斗中也光荣牺牲了，我又痛失一位好战友，更体会到战争的残酷。

没多久，我又一次在作战中负伤。那次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敌伪军被我们全部歼灭。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有人问我：“你的裤腿上怎么有那么多血?”我撸起裤腿一看，才知道自己又挂花了。这是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从左膝盖侧面穿过。

那时，我们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在整个冬季吃不到一口蔬菜。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是以喂牲口的黑豆、豌豆和野菜一起煮了充饥。

记得有一次，我们连的两个排，从山西交城县到方山县执行任务。在宿营时，我们的房东是开豆腐作坊的掌柜。我们把身上的钱凑在一起，让掌柜给我们煮了一锅鲜豆腐。那一顿饭，我们就像吃山珍海味一样经久难忘。此后，每当我们“精神会餐”时，就用那顿煮豆腐来“嚼舌头”。

1944年春夏之交，我和战友们执行了一次特殊任务。我所在的7连，突然接到支队的命令，立即赶到同蒲铁路以东，与晋察冀军区的另外一支部队接头，把20多名美国军人护送到晋绥根据地的司令部所在地，再由那里的部队送他们去延安。这20多个美国军人，是美国援华空军的机组人员，他们驾驶的空中堡垒战机在对日军目标实施轰炸时，被日军炮火击中，弃机跳伞后，被我晋察冀军民救起。

等到第二天夜幕降临，我们连便带上这些美国军人从原路返回。不料在原平轩岗过同蒲铁路时，和日军的巡逻队遭遇。谁知那20多个美国军人，一见双方交火，便趴在地上不动了。我们和美国兵之间语言不通，没法解释。无奈之际，只好分出一些人强拉硬拽起美国兵，拖着他们离开了交火地带。和敌人脱离接触，走了一会儿，美国兵们一个个就累得坐在地上不肯动弹了，我们又连拉带扯地拖着美国兵上路。

我们连的指战员都来自内地的乡村，这是第一次和这些金发碧眼的美国兵打交道。这些美国兵的战场形态让我们感到离奇，事后忍不住七嘴八舌地议论：“美国兵怎么这么怕死，这么熊？”就在执行这次特殊任务时，我第三次负了伤，一块手榴弹片击中了我的头部。

在这次“外宾”护送任务之后大约半年左右，我被从前线战斗岗位，调到了党中央所在的后方延安，从战斗员转为警卫员。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就成为“外宾”护卫队的一员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担负外宾的警卫工作。

由战斗员转为警卫员

1945年初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晋绥军区各部队抽调一批政治可靠、军事技能过硬的人员，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

当时晋绥六分区忻崞支队抽调我和于旭伟同志到军分区参加学习。到司令部后，我们又被告知还要转赴晋绥军区。3月20日前后，我们到了驻山西兴县蔡家崖的晋绥军区的政治部招待所。几天之内，陆陆续续又有许多晋绥军区其他部队的指战员汇集到这里。

endprint

我们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由黑峪口过黄河，经过陕西省米脂、绥德、清涧、延川一路辗转，终于到了延安中央警备团团部所在的侯家沟。我和几个一起来的同志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也就是手枪连。一连的驻地和营部，都在杨家岭，杨家岭北倚凤凰山麓。

我到一连后，被分配在二排。由战斗员转为警卫员，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决定人生的大转变，我以后的人生走向、一系列不平凡的经历，都系于这个大转变。

我的第一班哨，就是站在周恩来院外当警卫，在这儿站岗和在前方不一样，前方是流动的，可以走走，但在这里基本是守着一个地方不怎么动。

周恩来院子的外面有一口水井，井台上装有辘轳，我第一次到这里站岗时，站了一阵儿，感觉有些困意，就靠在了辘轳旁。就在这时候，周恩来回来了。当时我不认识周恩来，我记得他当时并没有穿其他根据地首长类似的粗布制服，而是穿了件根据地不多见的皮夹克。他步子走得很快，后面跟着两个挎手枪的卫士。我看他像个首长的样子，当时很犹豫，不知该不该挡住他。人放进院子了，可我心里一直犯嘀咕。下岗后，我立刻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班长石玉玺：“我站岗时进去了一个人，我看他像个首长，不像是坏人，就什么也没说放行了。”石玉玺说：“那就是周副主席，你怎么连周副主席都不认识？”

见我对周恩来一无所知，石玉玺就讲了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故事。从那以后，我就认识了周恩来同志。因为我是第一次站岗，就糊里糊涂放了个人，提心吊胆了半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更没能想到，我一生中会有一段和周恩来很“密切”的关系，在他弥留之际，最后提出要见的一个人，竟然就是我邬吉成。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由中央社会部和中央警备团两家组成临时警卫处，指派警备团团长吴烈和社会部的陈龙为负责人。

作为一名普通警卫人员，我只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议，会议的部分内容是后来学习时知道的。我所在的一连是负责大会会场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以及大礼堂各大门的入场证件检验，防空洞的检查维护，杨家岭、延河桥的警卫。就在执行这些保卫任务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

那是一天上午，我正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外值勤，一辆首长乘坐的小汽车从枣园那边经延河大桥开了过来。那种小汽车比较特殊，样子就像现在的工具车，两边的门下面有踏板，警卫人员就站在踏板上，威风凛凛，我判断是首长来了。车子在我面前不远处停下，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车子里面走出来，警卫人员护卫在他身边。看着这个高大的人，我猜想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我不仅没有上前阻挡，而且目送他们走进了大礼堂。

事后，我还是把在哨位上经历的情况，向石玉玺描述了一遍：“我觉得他长得像毛泽东主席。”石玉玺听了说：“你猜得不错，你见到的肯定是我们的毛主席，因为在延安，只有毛主席乘那辆车。”

思想认识再提高

在延安从事了一段警卫工作后，单调乏味千篇一律，整天在一个哨位上站着，还三天两头搞生产，一些从前线新调来的人员感到不太适应，生出了不安心工作的情绪。在前线，虽说与死神相伴，但有张有弛，富于变幻。有人提出要回前方去，我也是个积极的响应者。于是，团里的领导就给我们这些人做思想工作。

1942年秋，军委根据变化的形势和延安地区的现状，为了保卫中央领导的绝对安全，担负好警卫任务，决定将原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同中央军委的警卫营合并，组成中央警备团。10月20日，在中央警备团正式成立大会上，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讲道：“中央警备团应该改名字，不叫警备团，叫‘钢盔团。钢盔是做什么用的？是保护脑袋的。警备团就像钢盔一样，保护好全党的脑袋——党中央。”经领导这么一做工作，我们的认识也提高了。

1945年8月15日傍晚六点左右，我正在李富春住所门前站岗，见邓发从隔壁周恩来的住处一出来，就高声喊：“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

这消息像闪电，刹那之间，整个杨家岭都沸腾了起来。欢呼雀跃之声使宝塔山、延河水一起震颤。整整八年，中华民族为这一胜利喜讯的到来，付出了怎样的流血牺牲啊!忍受了多年的屈辱，终于赢得第一场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胜利，人们都舒了一口气，战争结束，可以铸剑为犁回家种地了。

但是，毛泽东并不这么看。在日寇尚未投降之际，他就预见到一俟抗日战争胜利，中国遂将面对两种前途的选择。为了争取那个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阐释了抢先进入东北地区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拟将中共领导核心，从陕甘宁边区迁移到晋察热辽解放区的承德，由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先行赴热河，做中共中央大搬家的前期准备工作。

为此，中央警备团也分为两部分，抽调二营五连六连和团机关部分干部近300人，从中央社会部办的西北公学抽调一个连，共400余人，新组成一个先行中央警备团。

后勤供给紧张，人员有所减少，警备团的工作一下子繁重起来。抽调三分之一的人去搞生产；冬天来临，又要抽调三分之一的人，到甘泉县劳山的大炭沟里去烧木炭；继续从事警卫值勤的人，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我也被派到劳山的大炭沟去烧炭。我是个新手，只能干点力气活，每天去砍那种叫做“青冈树”的木材，干运料、装窑、出炭等力气活。

烧炭的任务完成后，我和战友郑耀先还在山里看了一阵摊，因为活计不多，我度过了一段悠闲安静读书的时光。

在枣园保卫首长

1946年后，内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部队已经在为打仗做准备。我从劳山返回到连队时，连队已经转移到枣园，负责保卫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首长，以及苏联人员设在枣园西山上的与莫斯科联络的电台。

在枣园，毛泽东住的窑洞外有院墙。和他的小院紧挨着的东边，是朱德的小院。当时只有毛泽东和朱德有单独的警卫班。一连负责外围的警戒，就在毛泽东、朱德的院子外面站岗。

在毛泽东住所下面，从西往东，有一排共九眼的窑洞。西头第一家是任弼时的办公室兼宿舍。他整天都很忙碌，唯一的娱乐就是找彭德怀下两盘象棋。中间三眼窑洞，是刘少奇的办公室兼宿舍。我在他院外站了几次岗，发现刘少奇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在窑洞外面转悠，我推想这大概是在散步。可是刘少奇的步履挺快，不像一般人散步都悠缓地迈方步。而且他一个人行走时，总是目不旁顾，从来也不和哨兵交谈。最东面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兼宿舍。他常常办公到很晚才休息，在办公的过程中，他习惯过一会就出窑洞外转转，稍事休憩。而每次出来，他都会习惯性地问一声哨兵：“现在几点钟啦?”有时在黄昏或夜幕降临以后，公务不是那么急，他出来转悠，身边又没有别的首长或工作人员，他就和哨兵拉家常，好像特别喜欢年轻的战士。

在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在彭德怀的窑洞前，有一棵沙果树，在果实成熟的季节，沙果树的一个树杈被值勤的哨兵撅了下来，果实落了一地。彭德怀看到地上的果子，没有发脾气，而是和蔼地告诫警卫们要爱护公物，特别是要注意爱护老百姓的东西。我和许多警卫对此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枣园的西边沟里，是中央社会部的机关，除了一室、二室外，康生、李克农等，也住在那里。他们有事到枣园大院落时，都走院落西北的小门，那里没有布置岗哨。我们在这一带站岗时，感觉是康生和李克农经常出入那个小门，而社会部的其他人是不允许走的。

1947年2月，毛泽东搬到了王家坪，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3月10日，朱德总司令离开延安，转移到瓦窑堡。同一天前往瓦窑堡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

endprint

狂滥的轰炸

1947年3月11日，从早晨7时到下午4时，敌机对延安飞机场、延安旧城、边区政府、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党校、中央医院等处，实施了比较密集的轮番轰炸，投下了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轰炸持续了9个小时。

从3月11日到18日，敌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接连不断。后来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把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都投入到对延安的轰炸中来了。我们这个班回到连部所在的王家坪时，毛泽东、周恩来还都住在这里。在王家坪桃园处挖有防空洞，毛泽东和周恩来住在防空洞的一北一南。敌机轰炸延安的几天里，他们就在防空洞里办公、休息。洞里比较宽敞，还备了马灯、凳子、行军床等办公休息用品。

1947年3月18日傍晚，延安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中央各机关的人员、边区政府人员，驻防的部队，后勤机关、家属，包括幼儿园的保育人员和孩子都已经撤走了。

毛泽东曾经说，他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后来，他又说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据说经彭德怀一再催促，说“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让部队替你看!一分钟也不能呆了!”这才硬把毛泽东“逼”上了车。

备战期间，为了不让敌人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机场的跑道已经全部被破坏，挖得坑坑洼洼的。此刻，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开过这里，车上的人被颠得就像筛煤球似的。副班长郭玉占因为坐在车斗最后面，一下从车里颠了出去。

车行到三十里堡后，周恩来吩咐队伍停下来进行轻装精简。总部机关的人在撤退时，把一些办公用的桌子、椅子也带上了。周恩来说：“这些东西还带着干什么，哪还能用得着？今后就得在膝盖上办公啦。”说着，他还风趣地拍了拍自己的膝盖。

转战陕北

此时延安城里已经不太安全了，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家枣园。又经过一阵急行军，当夜在一个叫刘家渠（今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小村子宿营。这是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比较隐蔽。全体人员都到村里歇息，车子都放在村外。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一架国民党的飞机从村子上空经过。毛泽东和我们乘坐的车子，都用地里堆放的高粱垛子做了掩盖，但不知是哪辆车没掩盖好，大概是玻璃没盖严，太阳光射在上面有反光，国民党飞机发现了，便飞来飞去向汽车俯冲扫射。敌机扫射了一阵子，见没什么动静就飞走了。就这样，等到了夜晚，我们才又开始行动。行动时随卫人员没有再乘车，而是步行。此时，我听说毛泽东乘坐的那辆吉普车的前挡风玻璃被打穿了，里面的座位上也有子弹孔。也许反光的玻璃，就是毛泽东这辆吉普车上的。毛泽东看见挡风玻璃上的弹眼，风趣地说：“这也不错嘛，给我添了一朵花。”

4月中旬，我们随前委到了三边的王家湾。在这里，我们连抽调了身体条件好、作战经验丰富的十几个人组成一个班，从毛泽东的警卫班接过六七支苏造小转盘冲锋枪，又配备了4支德式手提式冲锋枪，担负随时跟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警卫任务。我也被选中了。

在王家湾过了近两个月，胡宗南的干将刘戡率四个半旅直扑王家湾，企图一举消灭中央前委。我们连的张希真等同志侦悉敌军动向。听了张希真的报告及内部情报后，毛泽东决定以小股部队抵挡一阵即可，中央警备团遂留下二连的一个排。

这一个排和刘戡的四个半旅对峙了数小时，只有一人受伤，而刘戡以为遇到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不敢贸然推进，这为中央前委的撤离赢得了时间。

转战陕北的那段日子过得异常艰苦。有时没有粮食接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就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嚼喂牲口的黑豆。

有时候军情危急，敌军与前委的队伍就相距一二十华里。在佳县白龙庙渡葭芦河时，因前夜骤降暴雨引发山洪，队伍到河边才发现无法过渡，而后面胡宗南的数万大军，离我们几百人的队伍不超过20华里。在田赐湾，我们手枪连守卫在前山，胡宗南的敌军几乎开进到我们的眼皮底下。当时，我们的心都提起来了，担忧阵地后面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安全。可毛泽东却镇静地说：“没关系，过不了两个小时，他们就会撤走的。”果然，在约摸两小时后，敌军像听了毛泽东的指挥一样撤走了。

那年中秋时节，中央前委到了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中央警备团得到了一次大补充，山西太行地区部队的三百多人加了进来。我们举行了欢迎大会，周恩来、任弼时在会上都讲了话。

转战陕北期间，我对团里毛崇横的印象比较深。他在团机关具体做什么，当时也不太清楚，总见他背着个步马枪，穿着双草鞋跑来跑去地忙活。他视力不太好，戴着眼镜，晚上走路怕摔着，老拄着根棍子，所以大家都管他叫“瞎子”。远远见他来了，就嚷嚷“瞎子来了。”当然这样叫他也有点嘲笑知识分子的意味，那时候我们这些老粗喜欢和他们逗乐。遇到团里学生出身的人，我们就给他起外号叫“墨水瓶子”什么的。在当时艰苦斗争的环境下，开开玩笑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同志情意。

亲历伟大的迁徙

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机关和部队，从陕西吴堡县川口村南的螅蜊峪渡过黄河。毛泽东等首长过了河，进入原后委驻地后就乘车先走了，跟随警卫的任务就改由骑兵连担负。我们连以每天80华里的徒步行军，在后面跟随着。

我们经山西临县、兴县、岢岚、五寨后，就进入了我的故乡神池县。部队住进了神池县城内的天主教堂。处于对战友的关心和巩固军心，郭玉占知道我的老家在这里，便不辞行军劳苦，热心地帮我寻找亲人，终于打探到我姐姐的消息，并通过地方政府通知我姐姐从冷饭坡村连夜赶到部队看我。姐姐见到我就大哭一场，叙说我离家十余年的苦难。由于我离家的时候年纪比较小，所以有关自己的家庭情况，还是这次和姐姐见面时得知的。同时，我此刻才知道自己的姓是“邬”，而此前我一直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吴吉成”。因为部队要出发，时间紧迫，我和姐姐一起吃了一顿饭，就匆匆分手了。

从神池继续东行，经宁武阳方口入雁门关，走代县、五台，毛泽东一行前往河北阜平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而我们则直奔河北建屏县的西柏坡，从此和毛泽东等前委首长暂时分离。

在毛泽东等前委尚未到达西柏坡期间，一连挑选了七八个精明强干的警卫战士，组成一个小分队，护卫朱德去华东野战军，我成为其中一员。

在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所在地，朱德不断与华东野战军的首长交谈，并连续召开了几个范围不同的会议。为了防止敌人的袭扰，会议都是在夜晚掌灯后举行的。就在这里，朱德做了著名的《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

从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返回到西柏坡不久，中共中央的前委、后委、工委在西柏坡会合，自陕北枣林沟会议后分散的中共中央五位书记重新聚在一起。会合后，五大书记、军委作战室、中央的机要、警卫、服务机构，都住西柏坡；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警卫班则住在东柏坡，两坡相距不到一华里，来往方便，毛泽东等还到东柏坡的小礼堂看过几次戏。

在西柏坡，中央领袖的警卫班子进行了整编，成立了警卫处，汪东兴任处长负责中央领袖的警卫工作，他住在西柏坡西边的一户农家小院，和我们一连的驻地紧挨着。我就在这时调到了毛泽东的警卫班，原警卫班里多数是老警卫，都被送出去学习或调到其他部门了。我到来时，班里大约有十五、六个人。除了我们这些武装警卫外，毛泽东身边还有几个生活卫士，如李银桥、马武义等，负责毛泽东的饮食起居。

毛泽东的警卫班最初在军委作战室的后面，因为西柏坡的后山寸草不生，在夏天烈日暴晒下，毫无遮蔽的房屋里如同蒸笼一般。幸好在作战室的旁边有一个防空洞，我们就都躲到防空洞里纳凉。

高唱胜利的凯歌

随着全国战场形势的有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为了有利于政权的接管工作，提高机关和部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被提上了日程。中央直属机关成立了业余文化学校，凡文化低的工作人员都要参加学习。

开学典礼时，朱德到会讲话。我记得他对我们说：“你们大家都是农家苦孩子，过去没有机会念书。现在机关办学，你们要努力学习，最低也要学会挂账(算帐)、看报纸。有了文化，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学好革命理论，更好地为革命工作。”

我就是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苦孩子，但我对读书一直怀着强烈愿望，想多掌握一些知识，所以对上业余学校很积极。在西柏坡上业余学校的时间虽然不算很长，可我个人感到受益不小，对我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很有帮助。

1949年春季，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一结束，中共中央各机关部门就开始了进京的准备。就在这之前，我离开了毛泽东的警卫班，调到中央警备团的团部工作。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后毛泽东住香山双清别墅。4月初召开“西郊治安会议”，研究北平布防。新扩编的五团调到北平地区担任警卫任务，这时我被任命为副连长，我所在的二营的主要防区是玉泉路到石景山一线。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越的奋斗，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凯歌。

开国大典不久，我到师教导队学习，结业后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到地方还是留部队，我表示愿意留部队。就这样，我从参加革命到离休，在部队和公安系统干了大半生警卫工作。

回顾自己的大半生，不论是当司号员还是当战斗员，不论是从延安的核心警卫还是到北京的中央警卫团，不论从外宾警卫创始到为金日成等外国首脑担任卫士长；不论从中央警卫系统调整到“文革”期间兼管江青警卫工作；不论从与美国密勤局一起为尼克松访华保驾到武装逮捕“四人帮”；不论从为毛泽东同志站最后一班岗到后来的一切，我觉得我都没有辜负党和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没有什么抱憾和戚怨，只感到幸福和骄傲。（一）

endprint

狂滥的轰炸

1947年3月11日，从早晨7时到下午4时，敌机对延安飞机场、延安旧城、边区政府、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党校、中央医院等处，实施了比较密集的轮番轰炸，投下了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轰炸持续了9个小时。

从3月11日到18日，敌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接连不断。后来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把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都投入到对延安的轰炸中来了。我们这个班回到连部所在的王家坪时，毛泽东、周恩来还都住在这里。在王家坪桃园处挖有防空洞，毛泽东和周恩来住在防空洞的一北一南。敌机轰炸延安的几天里，他们就在防空洞里办公、休息。洞里比较宽敞，还备了马灯、凳子、行军床等办公休息用品。

1947年3月18日傍晚，延安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中央各机关的人员、边区政府人员，驻防的部队，后勤机关、家属，包括幼儿园的保育人员和孩子都已经撤走了。

毛泽东曾经说，他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后来，他又说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据说经彭德怀一再催促，说“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让部队替你看!一分钟也不能呆了!”这才硬把毛泽东“逼”上了车。

备战期间，为了不让敌人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机场的跑道已经全部被破坏，挖得坑坑洼洼的。此刻，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开过这里，车上的人被颠得就像筛煤球似的。副班长郭玉占因为坐在车斗最后面，一下从车里颠了出去。

车行到三十里堡后，周恩来吩咐队伍停下来进行轻装精简。总部机关的人在撤退时，把一些办公用的桌子、椅子也带上了。周恩来说：“这些东西还带着干什么，哪还能用得着？今后就得在膝盖上办公啦。”说着，他还风趣地拍了拍自己的膝盖。

转战陕北

此时延安城里已经不太安全了，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家枣园。又经过一阵急行军，当夜在一个叫刘家渠（今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小村子宿营。这是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比较隐蔽。全体人员都到村里歇息，车子都放在村外。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一架国民党的飞机从村子上空经过。毛泽东和我们乘坐的车子，都用地里堆放的高粱垛子做了掩盖，但不知是哪辆车没掩盖好，大概是玻璃没盖严，太阳光射在上面有反光，国民党飞机发现了，便飞来飞去向汽车俯冲扫射。敌机扫射了一阵子，见没什么动静就飞走了。就这样，等到了夜晚，我们才又开始行动。行动时随卫人员没有再乘车，而是步行。此时，我听说毛泽东乘坐的那辆吉普车的前挡风玻璃被打穿了，里面的座位上也有子弹孔。也许反光的玻璃，就是毛泽东这辆吉普车上的。毛泽东看见挡风玻璃上的弹眼，风趣地说：“这也不错嘛，给我添了一朵花。”

4月中旬，我们随前委到了三边的王家湾。在这里，我们连抽调了身体条件好、作战经验丰富的十几个人组成一个班，从毛泽东的警卫班接过六七支苏造小转盘冲锋枪，又配备了4支德式手提式冲锋枪，担负随时跟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警卫任务。我也被选中了。

在王家湾过了近两个月，胡宗南的干将刘戡率四个半旅直扑王家湾，企图一举消灭中央前委。我们连的张希真等同志侦悉敌军动向。听了张希真的报告及内部情报后，毛泽东决定以小股部队抵挡一阵即可，中央警备团遂留下二连的一个排。

这一个排和刘戡的四个半旅对峙了数小时，只有一人受伤，而刘戡以为遇到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不敢贸然推进，这为中央前委的撤离赢得了时间。

转战陕北的那段日子过得异常艰苦。有时没有粮食接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就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嚼喂牲口的黑豆。

有时候军情危急，敌军与前委的队伍就相距一二十华里。在佳县白龙庙渡葭芦河时，因前夜骤降暴雨引发山洪，队伍到河边才发现无法过渡，而后面胡宗南的数万大军，离我们几百人的队伍不超过20华里。在田赐湾，我们手枪连守卫在前山，胡宗南的敌军几乎开进到我们的眼皮底下。当时，我们的心都提起来了，担忧阵地后面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安全。可毛泽东却镇静地说：“没关系，过不了两个小时，他们就会撤走的。”果然，在约摸两小时后，敌军像听了毛泽东的指挥一样撤走了。

那年中秋时节，中央前委到了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中央警备团得到了一次大补充，山西太行地区部队的三百多人加了进来。我们举行了欢迎大会，周恩来、任弼时在会上都讲了话。

转战陕北期间，我对团里毛崇横的印象比较深。他在团机关具体做什么，当时也不太清楚，总见他背着个步马枪，穿着双草鞋跑来跑去地忙活。他视力不太好，戴着眼镜，晚上走路怕摔着，老拄着根棍子，所以大家都管他叫“瞎子”。远远见他来了，就嚷嚷“瞎子来了。”当然这样叫他也有点嘲笑知识分子的意味，那时候我们这些老粗喜欢和他们逗乐。遇到团里学生出身的人，我们就给他起外号叫“墨水瓶子”什么的。在当时艰苦斗争的环境下，开开玩笑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同志情意。

亲历伟大的迁徙

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机关和部队，从陕西吴堡县川口村南的螅蜊峪渡过黄河。毛泽东等首长过了河，进入原后委驻地后就乘车先走了，跟随警卫的任务就改由骑兵连担负。我们连以每天80华里的徒步行军，在后面跟随着。

我们经山西临县、兴县、岢岚、五寨后，就进入了我的故乡神池县。部队住进了神池县城内的天主教堂。处于对战友的关心和巩固军心，郭玉占知道我的老家在这里，便不辞行军劳苦，热心地帮我寻找亲人，终于打探到我姐姐的消息，并通过地方政府通知我姐姐从冷饭坡村连夜赶到部队看我。姐姐见到我就大哭一场，叙说我离家十余年的苦难。由于我离家的时候年纪比较小，所以有关自己的家庭情况，还是这次和姐姐见面时得知的。同时，我此刻才知道自己的姓是“邬”，而此前我一直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吴吉成”。因为部队要出发，时间紧迫，我和姐姐一起吃了一顿饭，就匆匆分手了。

从神池继续东行，经宁武阳方口入雁门关，走代县、五台，毛泽东一行前往河北阜平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而我们则直奔河北建屏县的西柏坡，从此和毛泽东等前委首长暂时分离。

在毛泽东等前委尚未到达西柏坡期间，一连挑选了七八个精明强干的警卫战士，组成一个小分队，护卫朱德去华东野战军，我成为其中一员。

在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所在地，朱德不断与华东野战军的首长交谈，并连续召开了几个范围不同的会议。为了防止敌人的袭扰，会议都是在夜晚掌灯后举行的。就在这里，朱德做了著名的《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

从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返回到西柏坡不久，中共中央的前委、后委、工委在西柏坡会合，自陕北枣林沟会议后分散的中共中央五位书记重新聚在一起。会合后，五大书记、军委作战室、中央的机要、警卫、服务机构，都住西柏坡；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警卫班则住在东柏坡，两坡相距不到一华里，来往方便，毛泽东等还到东柏坡的小礼堂看过几次戏。

在西柏坡，中央领袖的警卫班子进行了整编，成立了警卫处，汪东兴任处长负责中央领袖的警卫工作，他住在西柏坡西边的一户农家小院，和我们一连的驻地紧挨着。我就在这时调到了毛泽东的警卫班，原警卫班里多数是老警卫，都被送出去学习或调到其他部门了。我到来时，班里大约有十五、六个人。除了我们这些武装警卫外，毛泽东身边还有几个生活卫士，如李银桥、马武义等，负责毛泽东的饮食起居。

毛泽东的警卫班最初在军委作战室的后面，因为西柏坡的后山寸草不生，在夏天烈日暴晒下，毫无遮蔽的房屋里如同蒸笼一般。幸好在作战室的旁边有一个防空洞，我们就都躲到防空洞里纳凉。

高唱胜利的凯歌

随着全国战场形势的有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为了有利于政权的接管工作，提高机关和部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被提上了日程。中央直属机关成立了业余文化学校，凡文化低的工作人员都要参加学习。

开学典礼时，朱德到会讲话。我记得他对我们说：“你们大家都是农家苦孩子，过去没有机会念书。现在机关办学，你们要努力学习，最低也要学会挂账(算帐)、看报纸。有了文化，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学好革命理论，更好地为革命工作。”

我就是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苦孩子，但我对读书一直怀着强烈愿望，想多掌握一些知识，所以对上业余学校很积极。在西柏坡上业余学校的时间虽然不算很长，可我个人感到受益不小，对我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很有帮助。

1949年春季，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一结束，中共中央各机关部门就开始了进京的准备。就在这之前，我离开了毛泽东的警卫班，调到中央警备团的团部工作。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后毛泽东住香山双清别墅。4月初召开“西郊治安会议”，研究北平布防。新扩编的五团调到北平地区担任警卫任务，这时我被任命为副连长，我所在的二营的主要防区是玉泉路到石景山一线。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越的奋斗，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凯歌。

开国大典不久，我到师教导队学习，结业后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到地方还是留部队，我表示愿意留部队。就这样，我从参加革命到离休，在部队和公安系统干了大半生警卫工作。

回顾自己的大半生，不论是当司号员还是当战斗员，不论是从延安的核心警卫还是到北京的中央警卫团，不论从外宾警卫创始到为金日成等外国首脑担任卫士长；不论从中央警卫系统调整到“文革”期间兼管江青警卫工作；不论从与美国密勤局一起为尼克松访华保驾到武装逮捕“四人帮”；不论从为毛泽东同志站最后一班岗到后来的一切，我觉得我都没有辜负党和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没有什么抱憾和戚怨，只感到幸福和骄傲。（一）

endprint

狂滥的轰炸

1947年3月11日，从早晨7时到下午4时，敌机对延安飞机场、延安旧城、边区政府、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党校、中央医院等处，实施了比较密集的轮番轰炸，投下了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轰炸持续了9个小时。

从3月11日到18日，敌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接连不断。后来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把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都投入到对延安的轰炸中来了。我们这个班回到连部所在的王家坪时，毛泽东、周恩来还都住在这里。在王家坪桃园处挖有防空洞，毛泽东和周恩来住在防空洞的一北一南。敌机轰炸延安的几天里，他们就在防空洞里办公、休息。洞里比较宽敞，还备了马灯、凳子、行军床等办公休息用品。

1947年3月18日傍晚，延安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中央各机关的人员、边区政府人员，驻防的部队，后勤机关、家属，包括幼儿园的保育人员和孩子都已经撤走了。

毛泽东曾经说，他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后来，他又说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据说经彭德怀一再催促，说“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让部队替你看!一分钟也不能呆了!”这才硬把毛泽东“逼”上了车。

备战期间，为了不让敌人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机场的跑道已经全部被破坏，挖得坑坑洼洼的。此刻，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开过这里，车上的人被颠得就像筛煤球似的。副班长郭玉占因为坐在车斗最后面，一下从车里颠了出去。

车行到三十里堡后，周恩来吩咐队伍停下来进行轻装精简。总部机关的人在撤退时，把一些办公用的桌子、椅子也带上了。周恩来说：“这些东西还带着干什么，哪还能用得着？今后就得在膝盖上办公啦。”说着，他还风趣地拍了拍自己的膝盖。

转战陕北

此时延安城里已经不太安全了，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家枣园。又经过一阵急行军，当夜在一个叫刘家渠（今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小村子宿营。这是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比较隐蔽。全体人员都到村里歇息，车子都放在村外。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一架国民党的飞机从村子上空经过。毛泽东和我们乘坐的车子，都用地里堆放的高粱垛子做了掩盖，但不知是哪辆车没掩盖好，大概是玻璃没盖严，太阳光射在上面有反光，国民党飞机发现了，便飞来飞去向汽车俯冲扫射。敌机扫射了一阵子，见没什么动静就飞走了。就这样，等到了夜晚，我们才又开始行动。行动时随卫人员没有再乘车，而是步行。此时，我听说毛泽东乘坐的那辆吉普车的前挡风玻璃被打穿了，里面的座位上也有子弹孔。也许反光的玻璃，就是毛泽东这辆吉普车上的。毛泽东看见挡风玻璃上的弹眼，风趣地说：“这也不错嘛，给我添了一朵花。”

4月中旬，我们随前委到了三边的王家湾。在这里，我们连抽调了身体条件好、作战经验丰富的十几个人组成一个班，从毛泽东的警卫班接过六七支苏造小转盘冲锋枪，又配备了4支德式手提式冲锋枪，担负随时跟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警卫任务。我也被选中了。

在王家湾过了近两个月，胡宗南的干将刘戡率四个半旅直扑王家湾，企图一举消灭中央前委。我们连的张希真等同志侦悉敌军动向。听了张希真的报告及内部情报后，毛泽东决定以小股部队抵挡一阵即可，中央警备团遂留下二连的一个排。

这一个排和刘戡的四个半旅对峙了数小时，只有一人受伤，而刘戡以为遇到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不敢贸然推进，这为中央前委的撤离赢得了时间。

转战陕北的那段日子过得异常艰苦。有时没有粮食接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就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嚼喂牲口的黑豆。

有时候军情危急，敌军与前委的队伍就相距一二十华里。在佳县白龙庙渡葭芦河时，因前夜骤降暴雨引发山洪，队伍到河边才发现无法过渡，而后面胡宗南的数万大军，离我们几百人的队伍不超过20华里。在田赐湾，我们手枪连守卫在前山，胡宗南的敌军几乎开进到我们的眼皮底下。当时，我们的心都提起来了，担忧阵地后面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安全。可毛泽东却镇静地说：“没关系，过不了两个小时，他们就会撤走的。”果然，在约摸两小时后，敌军像听了毛泽东的指挥一样撤走了。

那年中秋时节，中央前委到了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中央警备团得到了一次大补充，山西太行地区部队的三百多人加了进来。我们举行了欢迎大会，周恩来、任弼时在会上都讲了话。

转战陕北期间，我对团里毛崇横的印象比较深。他在团机关具体做什么，当时也不太清楚，总见他背着个步马枪，穿着双草鞋跑来跑去地忙活。他视力不太好，戴着眼镜，晚上走路怕摔着，老拄着根棍子，所以大家都管他叫“瞎子”。远远见他来了，就嚷嚷“瞎子来了。”当然这样叫他也有点嘲笑知识分子的意味，那时候我们这些老粗喜欢和他们逗乐。遇到团里学生出身的人，我们就给他起外号叫“墨水瓶子”什么的。在当时艰苦斗争的环境下，开开玩笑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同志情意。

亲历伟大的迁徙

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机关和部队，从陕西吴堡县川口村南的螅蜊峪渡过黄河。毛泽东等首长过了河，进入原后委驻地后就乘车先走了，跟随警卫的任务就改由骑兵连担负。我们连以每天80华里的徒步行军，在后面跟随着。

我们经山西临县、兴县、岢岚、五寨后，就进入了我的故乡神池县。部队住进了神池县城内的天主教堂。处于对战友的关心和巩固军心，郭玉占知道我的老家在这里，便不辞行军劳苦，热心地帮我寻找亲人，终于打探到我姐姐的消息，并通过地方政府通知我姐姐从冷饭坡村连夜赶到部队看我。姐姐见到我就大哭一场，叙说我离家十余年的苦难。由于我离家的时候年纪比较小，所以有关自己的家庭情况，还是这次和姐姐见面时得知的。同时，我此刻才知道自己的姓是“邬”，而此前我一直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吴吉成”。因为部队要出发，时间紧迫，我和姐姐一起吃了一顿饭，就匆匆分手了。

从神池继续东行，经宁武阳方口入雁门关，走代县、五台，毛泽东一行前往河北阜平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而我们则直奔河北建屏县的西柏坡，从此和毛泽东等前委首长暂时分离。

在毛泽东等前委尚未到达西柏坡期间，一连挑选了七八个精明强干的警卫战士，组成一个小分队，护卫朱德去华东野战军，我成为其中一员。

在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所在地，朱德不断与华东野战军的首长交谈，并连续召开了几个范围不同的会议。为了防止敌人的袭扰，会议都是在夜晚掌灯后举行的。就在这里，朱德做了著名的《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

从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返回到西柏坡不久，中共中央的前委、后委、工委在西柏坡会合，自陕北枣林沟会议后分散的中共中央五位书记重新聚在一起。会合后，五大书记、军委作战室、中央的机要、警卫、服务机构，都住西柏坡；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警卫班则住在东柏坡，两坡相距不到一华里，来往方便，毛泽东等还到东柏坡的小礼堂看过几次戏。

在西柏坡，中央领袖的警卫班子进行了整编，成立了警卫处，汪东兴任处长负责中央领袖的警卫工作，他住在西柏坡西边的一户农家小院，和我们一连的驻地紧挨着。我就在这时调到了毛泽东的警卫班，原警卫班里多数是老警卫，都被送出去学习或调到其他部门了。我到来时，班里大约有十五、六个人。除了我们这些武装警卫外，毛泽东身边还有几个生活卫士，如李银桥、马武义等，负责毛泽东的饮食起居。

毛泽东的警卫班最初在军委作战室的后面，因为西柏坡的后山寸草不生，在夏天烈日暴晒下，毫无遮蔽的房屋里如同蒸笼一般。幸好在作战室的旁边有一个防空洞，我们就都躲到防空洞里纳凉。

高唱胜利的凯歌

随着全国战场形势的有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为了有利于政权的接管工作，提高机关和部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被提上了日程。中央直属机关成立了业余文化学校，凡文化低的工作人员都要参加学习。

开学典礼时，朱德到会讲话。我记得他对我们说：“你们大家都是农家苦孩子，过去没有机会念书。现在机关办学，你们要努力学习，最低也要学会挂账(算帐)、看报纸。有了文化，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学好革命理论，更好地为革命工作。”

我就是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苦孩子，但我对读书一直怀着强烈愿望，想多掌握一些知识，所以对上业余学校很积极。在西柏坡上业余学校的时间虽然不算很长，可我个人感到受益不小，对我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很有帮助。

1949年春季，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一结束，中共中央各机关部门就开始了进京的准备。就在这之前，我离开了毛泽东的警卫班，调到中央警备团的团部工作。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后毛泽东住香山双清别墅。4月初召开“西郊治安会议”，研究北平布防。新扩编的五团调到北平地区担任警卫任务，这时我被任命为副连长，我所在的二营的主要防区是玉泉路到石景山一线。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越的奋斗，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凯歌。

开国大典不久，我到师教导队学习，结业后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到地方还是留部队，我表示愿意留部队。就这样，我从参加革命到离休，在部队和公安系统干了大半生警卫工作。

回顾自己的大半生，不论是当司号员还是当战斗员，不论是从延安的核心警卫还是到北京的中央警卫团，不论从外宾警卫创始到为金日成等外国首脑担任卫士长；不论从中央警卫系统调整到“文革”期间兼管江青警卫工作；不论从与美国密勤局一起为尼克松访华保驾到武装逮捕“四人帮”；不论从为毛泽东同志站最后一班岗到后来的一切，我觉得我都没有辜负党和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没有什么抱憾和戚怨，只感到幸福和骄傲。（一）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