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撰稿 / 云也退

请所有人留下遗言

本刊特约撰稿 / 云也退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杜绝了对死亡的多余感慨，只是沉默着，向我们共同的终点遥行注目礼。

我记得，我之拥有“思想”，是从读了一些二手或三手的萨特开始的。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萨特式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认为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纯属意外，人与世界产生关系是一种偶然；每个人的存在都是无因的，因此，他需要靠选择和行动来塑造自己的身份，他也不必对别人负责，只需对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负责。

萨特不愧是一位思想解放者。这番说辞给我送来了一套全新的伦理，让我呼吸为之一畅，几乎闻到了自由的芳香。不过，我忽略了一点：萨特自己是个资产阶级的富家子，也没有因为真正受过父辈、体制或环境的胁迫，才生出如此决绝的悟念来。他是个哲学天才，多少有一点矫情的天才。

其实我也差不多—我生在大城市，医疗卫生条件在任何年代都是全国拔尖的，我回望自己的出生，没有任何悬而未决的时刻，事实上，我对自己的“意外生成”没有第一手的经验。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绝大多数人，对此的经验恐怕都比我丰富。

在袁凌所著《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里，有一篇“粪池婴儿”流传甚广。

多少人读到头皮发麻。其中对蛆的描写（“像一根根裹起的粗绳子”），对婴儿的描写（“婴儿的手脚，有的连眼睛都长好了”），让人难以直视。

萨特毕竟养尊处优，可以兴风作浪于理念，告诉人们只要向前看，去积极定义自己的存在，就可以了。

相反，袁凌书写的事实却拖住了我们的头脑，要我们重思萨特拒绝思考的东西：我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还有，我凭什么来？为什么死的是那些婴儿而不是我？我本来也是下水道里蛆虫们享用的一道回转寿司，不是吗？死亡让人透不过气，当人意识到这死亡不仅离我近在咫尺，而且，几乎就是平行空间里的另一个我的时候，他的心智一定会起变化。“蹲着的时候，看到那些漂着的婴儿，恐惧他们会伸手上来，掏出我的肠子”—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在对我之外的其他生命的意识、想象、同情与恐惧之中诞生的。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袁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

袁凌是陕西人，书中有一幅他家乡的黑白照片，不甚清晰，乍看上去还是很美的。但国人都有常识，最美的风景中到处都是最恶心的厕所。

九十九次死亡，多数都发生在家乡，有至亲如母亲的死，有邻居的死，有陌生住客的死，有同学的死，乡邻家属的死，还有非人类，例如一棵树的死。有现在的死，有过去的死，有现在的人说到的过去的死。还有名人的死—我看到胡河清以及路遥的名字。作者没有见过他们的死状，但每个人的死，都敦促他记下一些什么。

就像理发师从发型看人，鞋匠从鞋履看人，心理咨询师从眼神看人，袁凌在这本书中看人只有唯一的角度—死。

这注定了他写不出慰藉人心的句子，因为死踏平了生时的一切个性，从死看人，过往的一切形诸笔下，都好像是一部“大事记”。他的笔下不起蓄意的波澜，所有出场的死者都被一层“无知之幕”包裹着：没有人知道他们生前在想些什么，作者不知道，且告诉读者说他不知道。于是，故事中的死人，管你是落入茅坑的胎儿还是接受瞻仰的名人，都是平等的。

作者要的就是这种平等感。我们谈论死，更多的是谈论活人对一桩死亡的反应，反应不一样，好像人就分出了三六九等，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如鸿毛。

从不同的人的死亡中，我们会得到不同的教训，有时是“生当作人杰”，是“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有时则是“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是开车时切不可玩手机。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把这些多余的感慨全给杜绝了，我们沉默，向我们共同的终点遥行注目礼。

“粪池婴儿”让人想起余华的小说，零度风格，极端的写实主义，尽述死亡的随机与残酷。但是，袁凌不愿刻意制造这种效果。他忠实于自己的个人经验，视虚构为禁脔，认为唯有如此，才对得住序言里的那几句承诺：“在这样的人世萧条面前，我想要做的是游戏中的记录者，请身边所有的人留下遗言。”在媒体同仁这个圈子里，他是我最敬佩的一位。

袁凌，1973年生于陕西，曾供职于新京报、凤凰周刊、财经、lens杂志等媒体，代表作有《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十问三峡》、《血煤上的青苔》、《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获腾讯年度特稿奖及南方传媒研究年度致敬。2014年2月起任博客天下资深主笔，目前刊发《文革忏悔者》、《尘》、《海子：死于一场春天的雷暴》、《汉水的祈祷》等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