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宁

父亲汪锋的一生充满传奇和精彩，而我的跌宕人生，却是从父亲去甘肃工作开始，那一年我十二岁。

记得一个秋天的傍晚，爸打电话给妈说：总理让你带孩子们都来吃饭。1960年举国都在灾荒中，周总理请吃饭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吃饭的地点在长安街上的民族文化宫。父亲那时正是国家民委的常务副主任，而母亲陈方是民族宫筹备组的党总支书记。

周恩来总理平易近人，爱开玩笑，称我母亲是民族宫的“宫主”。那顿饭吃什么，怎么吃的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却至今烙印在我的心上，并且由此而决定了我的命运。

吃完饭，回家的路上，我们挤在父亲那辆黑色的、当年配备给部级干部的苏联产三座吉姆车上。母亲心存疑惑：父亲一早出门谈了一天的工作，晚上总理请吃饭，还关照一定带上孩子们，看来一定是有大变动了。之前，父亲的工作已有了调动的安排，那是西北局方向，我家已经在收拾行李，准备搬家去西安了。

我妈一定想到了有变化，因为一大家人，五六个孩子的学习生活安排，她必须早做打算。记得他们的对话十分简洁，妈仅小声问了一句：“怎么了？”父亲也只回答一句：“不去陕西，去甘肃。”他们不再言语，各有各的心思。

1954年，我们随父亲从西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爸爸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任是乌兰夫，因他长期在内蒙古，民委的工作实际由父亲主持。当时他从事的是他在革命战争中发挥过专长的民族统战工作。但是1959年，时任宁夏省的主要领导干部犯了“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派父亲去宁夏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随后担任了自治区的第一任的党、政、军一把手，这是他又一次担当地方党务、政务工作。父亲多次说起，中央给他定的工作时间表是“三七”开，即一年里30%在宁夏，70%在北京，这样身兼二职“跑通勤”的日子大约过了两年多。

当年我们进北京后，民委把我们安排在西城区屯绢胡同三十号，这里原是一座王爷府，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全家住前院正房，我家占后花园和一个工人住的“中院”。后花园中有一座太湖石假山，假山的左侧夹道我们称为“山后头”。

夏天很热，父亲很胖，很怕热，那时没有空调，实在炎热的周末，爸爸就让公务员张玉和叔叔蹬个平板车去冰窖口拉个大冰块回来，用个洗衣服的大木盆盛在客厅里，冰慢慢地融化，屋子里很凉快，爸爸和我们一起席地而卧，冰盆里摆着瓜果梨桃……

但是大多数的周末中午，我得去“山洞里”找爸爸。那是清朝的那位王爷当初修建后花园时，在假山的底下修了一间地下密室，没有窗户，沿着一条向下的台阶往地下走，黑咕隆咚的。有时我们玩捉迷藏会躲在里面，但只是在洞口，不敢往里走。夏天里面非常凉爽，那年月没有冰箱，买点菜放在里面，很久都不会坏。就是这个地窖，我爸却在里面摆了一张行军床，一个铁的折叠桌子，夏天的中午他就在里面午休、练字。

后山的这个书房也是个储藏室，放很多平时用不着的东西。我家的公务员张玉和叔叔是个非常勤快忠厚的“老北京”，他负责收拾爸爸的屋里、院外、买菜、收发，周末接送我们，放假时蹬个平板三轮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回米。当我们最后离开北京，搬家去兰州时，仅他收集的旧报纸就卖了整整一大卡车，共计收入二百元。当年我们都认为那是一笔十分丰厚的收入，只有爸爸一个人不这么想，他说：“太可惜了。它还有资料价值。”从1954年进京，到我们离京，张玉和叔叔每天收集看完的报纸，每天的报一张都不缺！

就是这位张玉和叔叔，他完成了一次更伟大的收藏，虽然他并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就要降临，但是他收拾东西的习惯，让他无意中办了一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经济模式最初是“供给制”，后来有了工资，粮食定量供应，凭粮票买粮。饭量小偶尔有剩余粮票，有人拿到黑市换点鸡蛋或其他生活小用品。可我们的张玉和叔叔，就把攒下的粮票都买成了粮食，一袋袋藏在后山书房里。

有一天，我父親非常神秘地对我母亲说：“叫娃们敞开肚子吃吧，还有十二袋白面呢！”

这个场景和十二袋白面这个巨额的数字，我这一辈子都牢牢地记在脑海里。父亲说这话的小心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无法体会的。在举国挨饿的灾荒年，他发现了家里有这么多的存粮，尽管这是全家人自己的合法定量，只是从牙缝里被一位爱“收藏”的公务员无意中攒下了，这些粮食可以让孩子们安度饥荒，这是父亲的欣慰。可他是共产党员，是领导干部，老百姓在挨饿，这些粮食真的让他感到心里非常地不安。

但是不久我们却陷入饥荒中，家里那么多存粮，我们全家却突然断粮了，连妈妈也保持沉默不给个解释。这个原因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才从大字报上知道了真相。

记得有一天，我和同学去兰州某处看大字报，那是兰州城里第一批刚刚刷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大多是标语口号，有一张却写得密密麻麻，意思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汪锋，阶级阵线不分，困难时期到甘肃上任伊始，便去看望“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还给他们送白面，挽救他们的“狗命”云云。名单上都是甘肃的民主人士、大学者们，例如国民党高级将领、大革命以来共产党的友人邓宝珊将军，还有央视著名主持人水均益的爷爷大学者水梓等人。 前两年遇到了邓宝珊将军的外孙子左都都，他突然对我说：“我婆（邓夫人）到死都说困难时期，要不是你爸代表组织送了一袋白面，我们早就饿死了。”

听了这话，我急于辩白，我说：“那不是组织给的，那是我们家自己攒的面！”左都都他不信，那时一袋白面太金贵了，就是救命的粮食，谁舍得送人？可是我爸爸就这么做了。他在196。年最困难的时候被派去了甘肃，他了解了“夹边沟”的“右派”们的生活，那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科学家们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浮肿着，命若游丝。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碗面就是一条人命。父亲从北京启程，他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存粮，他知道他的娃儿们即将没饭吃，我相信他把一袋袋白面送人时，一定说了“我代表组织……”

1961年暑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席赛福鼎，邀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去新疆考察工作，我母亲经联系把我和我妹“捎”去兰州我父亲那儿过暑假。记得那趟专列上有不少孩子，赛福鼎的女儿赛少华、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林、中办副主任康一民的儿子康辉、国务院副秘书长李金德的几个孩子，还有在新疆牺牲的陈潭秋烈士的儿子等，挺热闹的。

我们一路过去，在宁夏的银川停车上了趟贺兰山，到了兰州见到了我爸。这时发现李金德的一个孩子得了肝炎，我爸因此将我和我妹送到西北民族医学院的校医室，爸爸的老战友蒙定军是西北民族学院的院长，而她的夫人杜阿姨正是校医院的院长。

我们被“留观”了，其实被当了“人质”，因为我父亲“老谋深算”，他这时立刻上北京去，用软（说服）硬（扣押人质）手段将我母亲从北京迁到了兰州，从此我们的户口转到兰州了，我的人生从这里扭转了一个方向。

调粮！紧急调粮！

刚到兰州时，真是出乎意料，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我思维中的城市都是由街道和房屋组成，然而从北京到兰州却差别太大了，首先从我家住的省政府宿舍―青年农场一路走去，直到省委、兰州军区，看不到砖墙，路的两旁全是用黄土压成的“干打垒”墙，景象就像最贫困的农村。

初到兰州，我在兰州军区的东郊小学上学。可是路上总能遇见一个熟人，那就是我妈妈！我妈在北京是正厅级干部.可到了甘肃.我爸“利用职权”给降成了副厅，任省委副秘书长，爸爸也在省委上班，可是妈妈从来不搭“顺车”，她总是一个人走路上下班。

1961年饥饿阴影还笼罩着甘肃大地，父亲是临危受命来到甘肃的，慢慢地我们从周围的交谈中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甘肃是全国灾情最严重的省份，天灾加上人祸，饿死的人数不少，出现了无人村。百废待兴，各种矛盾浮上台面。

我爸初到甘肃，他还仅是第二書记，当时的第一书记还没食走，白天开很多会，激烈争辩着“左倾”、“右倾”，有很多相左的意见相持着。父亲的工作模式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先看《地方志》，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同时下乡蹲点走面，基本上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中批斗邓小平同志的著名“白猫黑猫”论，1961年在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已经引用成了恢复生产的口号。父亲长期住在回民老乡家里，同吃同住，化名“老王”，没有人知道他是省委书记；直到“文革”中拉他去批斗，老百姓才知道一个“回民”胖子老王是来帮助他们的住队干部。

“老王”这人很随和，好伺候，嘴粗。有点干辣椒就下饭，看到房东大娘冬天冷，他把自己的毛衣脱下来送给她。谁能料到老人把这件毛衣一直保存到“文革”批斗会上，成了忆苦思甜评功摆好的实物，生生搅了一场批斗会。很长一段时间，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每天晚上似睡非睡时，总听见父亲在电话中激动地呼吁着，他给周总理打电话，要粮；给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打电话，要车皮；他还给新疆打电话，给陕西打电话，求助兄弟省市，他的好友们，调粮！紧急调粮！

甘肃的饥饿太严重了，他去了兰州大学，学校一片狼藉，桌椅板凳劈柴煮白菜吃了；他去了原子基地，科学家们浮肿了，他只能弄些黄豆让他们增加点蛋白质；他去了黄河以北的军工厂，工厂无法生产。他问我：学校食堂孩子们吃什么？我说：“人血馒头。”

“人血馒头”吃得下，拉不出肚子会涨鼓，那是用发苦的陈仓红高粱米磨成粉蒸的馒头，猪肝色，所以同学们叫它“人血馒头”。

面对这些骇人的情况，父亲已经顾不得沉重的政治大帽子了，他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了。他要去堵枪眼了，“三自一包”、“开仓放粮”、“藏粮于民”，他让“右倾机会主义的子弹”、“资本主义的子弹”一颗颗射向自己的胸膛…… 他的决心很快就奏效了。预计八年时间经济复苏，结果仅用了三年。1964年的一天，我哥从他工作的万里机电厂回来时说：厂里动员吃“爱国肉”，五毛钱一斤猪肉，厂里说可以不要钱，先吃肉，月底才从工资里扣。我哥很兴奋，我们也跟着起哄：“爱国就得吃肉，谁不吃肉谁不爱国！”

1964年真是一个好年头，过去黑咕隆咚连电灯都点不起，用蜡烛照亮的商店，空空如也的货架上，现在开始有了色彩。我读书的百年老校、兰州一中校门口的一条小巷子挤满了小贩，这是一个自由市场，政策放宽了，允许老百姓做点儿小买卖。1964年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那一年中央又召叮“北戴河会议”暑假里爸爸带我们去北戴河了。但他还是有心事，因为临走前西北局的负责人“提醒”他说：胡耀邦也在北戴河。

“胡耀邦在北戴河”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张德生患重病后，胡耀邦接任了陕西省委书记，他意气风发来到了陕西，但是很快，在“四清”扩大化的间题上，他和西北局的矛盾愈演愈烈，竟然变成在西北局会议上对他展开了激烈的批斗。

整人的事我父亲不违心地去做，他一般把看法藏在心里，会上打个哈哈蒙混过去，至今仍有老同志赞赏地说：既有原则，又有方法。西北局正式“提醒”过他，当然是让他不要和胡接触。

太阳照在沙滩上，我独自坐着，正前方有两个人的背影，他们靠得很近，缓缓地长久交谈着，我知道那是爸爸和耀邦叔叔……

不知道北戴河这个夏天讨论什么，决定什么，爸爸晚上看文件，写东西到很晚。现在回想起来，有件事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5年，父亲的床头多了一套大部头的《资治通鉴》。这是一部线装的文言文书籍，父亲戴上了老花镜，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研究和阅读这套书。

“文化大革命”

1966年的上半年，父亲去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在北京他已经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山雨欲来。他起先认为这是针对文化界的一次反右纠偏，既然学校是主战场，他也将北京会议的精神带回甘肃，但是兰州大学的一把大火刚刚燃起，校长江隆基不堪污辱自杀。父亲在沉痛中失去了方向，他不敢相信，其实运动的矛头所向，是直指他本人的。

在七里河体育场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父亲第一次受到了少数人的“体罚”。接着父亲“失踪”了。他被雁滩的“贫下中农”藏起来了，也曾被甘肃日报藏在外界知之不多的地下室保护起来。再后来，家第一次被北京的红卫兵抄了，遍地都是父亲不同时期工作的新闻照片，藏书作为“四旧”被扔得遍地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