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草原》打算纪念创刊六百期活动的消息时，我正参加钱塘江从头至尾的采风，第一天，到了它的源头开化莲花峰下。一个随行的年轻网络编辑问我：“你叫赵健雄吗？”我答是。她接着说，那得感谢你为诗歌做出的贡献与努力。我感觉有点突然，尽管漫不经心地回应，那已是过去很久的事了，心里还是有一点感动。

因为这不是在内蒙古，时光也已进入了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文学的影响日趋衰落，自己早就远离诗歌，而一个年轻的记者，居然还是知道这段历史。

将近三十年前，我文研班毕业，到《草原》编诗歌，先后也就待了不足七年时间，在自己至今为止的岁月中，只占了九分之一弱。所编刊物，也仅仅只有六百期的八分之一，并无足够分量。但因为恰逢时代之盛，竟成为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

那时新诗潮涌动已有几年时间了，最初在地下，随后有个别官方刊物蠢蠢欲动，被新鲜的意象与前所未见的手法与观念触发，觉得它应当属于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乃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冒了一点风险，使之见诸版面。

风险当然也是有一点的，不期而至的“反对自由化”等，往往不由分说把一种文学上的尝试当作路线斗争乃至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但也止于此，因为这种运动本身无疾而终，毕竟不是“文革”年代了。

《草原》并非最早投入新诗潮的（记得更早有《安徽文学》，乃至《诗刊》，尽管所涉篇幅要小得多），却后来居上，主要是很快形成了规模，刊发作品质量比较高，也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