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物：王建中，男，汉族，1967年出生于内蒙古准格尔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内蒙古准格尔旗政协科教文史委员会主任。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其小说曾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散文选刊》、《新华文摘》等选刊转载，并入选年度选本。其中在《草原》刊发的短篇小说《准格尔女人》被《小说月报》转载，《四牌楼》被《小说选刊》转载。电影剧本有《舂米的女人》、《遍地清泉》等。著有小说集《风中歌谣》、《往米年》、《最后一个汉奸》、《第三十七计》，散文集《漫瀚长歌》、《贺勒德苏默秘事》、《蒙情第一案》、《你死我活》等。短篇小说《遍地风情》获第十届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

由于深厚的故土情结，对原乡文化与精神基因的执著探寻与挖掘，王建中被誉为“准格尔的歌者”。

阿霞：在进行这次访谈之前，我从其他途径了解过你的一些情况。大约是1994年你曾经参加过《草原》举办的一个写作培训班，后来看资料，你好像正是从那个时期走上文坛的。

王建中：是的，1994年《草原》举办了一期培训班，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我有幸成为这个班上的学员。后来和这个班上的老师和学员都成为了好朋友。在这个班上，我完成了两篇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小说，一篇是《走月亮》，另一篇是《一林雪》。后来，《草原》都以头条的位置隆重推出，并配发了评论，由此可以看到《草原》不遗余力推出新人的力度。以后好多年再也没有遇到类似的培训班。现在还很怀念那段日子，怀念那种氛围，怀念朋友。

阿霞：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是什么促发了你的写作兴趣？

王建中：最早发表作品是在1986年。这个小说是高中时在不喜欢的数学课堂上写的。题目叫《远方的风》，写了一匹马在新时期的际遇，编辑在编发这篇小说时，觉得它的写法比较特殊，把它编在一个名叫“怪味豆”的栏目下。至今，这篇小说在我的创作中也是一个异数。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写。小说发表后，好多人问我，这是什么写法？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促使一个人写作的理由和动机可能很多，对我来说，可能是寂寞与孤独。当时读了一些文学作品，有写作的冲动，对当时的一些作品也不敢苟同，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对一些作品说长道短，于是有人就说，你说人家的不好，那你写一个出来看看。于是就偷偷写了起来，题目叫《小河弯弯》，是以故乡的一条河为背景，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冲破阻力，艰难恋爱，又无奈分手的酸楚爱情。完成后草草抄写出来，有两万多字。然后又修改了一遍，誊写清晰后，好长一段时间不知往哪里寄，也不敢拿出来。于是就放在学校的抽屉里。稿子是我的一个女同学帮我誊写的，她的字好。于是，就先在一些同学中传看，好多同学都传是以“谁谁”为原型写的，于是就引起了同学的好奇，纷纷传看。后来，另一个班的同学拿去看。在课堂上看时被老师发现给没收了，以后就找不见了，至今都觉得很可惜，但当时不敢去和老师要。参加工作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当时没收我“作品”的那位老师提起，她根本不记得这回事儿，这使我有一种莫名的难过。当时同学们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于是就又写了《远方的风》，发表后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阿霞：大概是九十年代初，我记得你的短篇小说《准格尔女人》在《草原》发表后，很快被《小说月报》转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你开始受到关注。

王建中：1994年第6期的《草原》发了我两个短篇小说，题为《准格尔女人》，路远先生为这两篇小说写了精彩的评论。当时是作为《草原》的头条小说推出的，小说一发表，就获得一些好评。《小说月报》很快予以转载。后来小说被多个选本收入。《小说选刊》复刊后，将它评为1994年的重要作品。雷达、白烨主编的《世纪末中国短篇小说精粹》一书收入了它，产生了一些影响。

《准格尔女人》被转载后，有一些刊物开始约稿。但一些刊物收到稿子后，总是期望写一个像准格尔女人那样的故事，甚至可以写些“荤”故事。这时我才发现，写作中，总是有各种各样世俗的力量想左右你，这个力量很强大，也很有诱惑力。有时它是和利益、荣誉裹挟着一起向你袭来。是白雪林先生及时提醒了我。于是我开始思考自己该写什么的问题。我觉得不仅要看一个作家写什么而更要看他不写什么。这个很能看出一个作家的水准、性情和品格。

这里有两个故事：一是《准格尔女人》发表后，有一天，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大发雷霆，好一顿训斥后我才知道，有一个女人找到我们单位来，跑到领导那里，说我的小说侵犯了她的隐私，要领导教育教育我。领导告诉我以后不要惹这些麻烦了，否则的话你以后还怎么进步！另一个是小说《邻居》发表后，一个有和小说类似经历的女人来我们单位偷偷看我。说实在话，我的这个小说借用了她的故事。看完后，她大概觉得我还是可以信任的，就找了个下班的时间，在我们单位门口等我，然后告诉我哪句话她没有说过，哪件事她没有做过。把我的同事都说得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刊载这篇小说的杂志，她一个人就问我要过19本。有一回我偶然从她家门前经过，她正在喂猪，于是她就大声唤她的新丈夫出来，很高兴地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这是我写小说的两个有趣的插曲。

《一林雪》发表后，一位安徽读者黄玉坤给我来信，说我的作品“充满水汽，湿漉漉的，有江南小镇的柔美与恬淡，人物与故事又具有传奇性，语言颇有话本遗风。”最后，他猜我可能是“从江南移居北方的，至少祖上应该有南人血脉，而且年岁不轻了，因为作品是有风霜感的……”这时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受到关注了罢。

阿霞：“准格尔”似乎是你的一个系列题材，很多年来，你一直在写。从什么时候开始着眼于这个系列题材的？以后还会继续这一题材的创作吗？

王建中：准格尔是我的故乡，有人称我为“准格尔的歌者”。在所有的称赞中，我最乐意接受这个称谓。

其实每一个作家在写作时，总有一个故乡的背景与影子。这个系列是在1994年开始的，最初是一种自省，现在是一种自觉，不是偶然的。这个创作始于《准格尔女人》，先后写了10个人物，是对故乡女性的一种敬意与爱意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娶一个准格尔女人做老婆，是准格尔男人的福，天下男人的梦。现在，我依然持这个观点。endprint

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块产生伟大故事的土地。随便举几个历史片段，比如说胡服骑射、单于争位、匈奴汉国、孟姜女哭长城、昭君出塞、文姬归汉、木兰从军等等都与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新秦中就是以准格尔为中心的历史地理所在，秦直道的修建与废弃也与准格尔有呼应；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诚信故事，都发生在这块土地上；胜州城是隋唐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州城之一，隋朝建制的设立，大唐的繁盛，都在这片土地上演绎过精彩纷呈的故事，隋炀帝、康熙的安邦治国之策也与这片土地有行动上的大呼应；便是唐诗的吐纳在这里也绵延不绝，中国历史上顶级的大诗人不仅把诗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而且把人生的沉浮也与这片土地紧密地联系起来；榆关是边塞诗的象征，也是文化地理上的重要关隘，重要的历史人物你方唱罢他又登场……各个历史时期，这里是著名的榷场。许多民族在这片土地此消彼长，风云际会；便是在地理上，她也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上。早在秦汉时期，这里森林茂密、湖泊遍地、阡陌纵横，到处生长着茂密的竹林……这里还是“河套人”的故居，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性设计与积累；依傍着黄河草原，农耕与游牧文化进行着大碰撞、大融合、大奔涌，不断塑造和改写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明几个重要的精神意象，比如黄河、黄土、长城都集中到了这片土地上，甚至出现了意象的交叉与重叠，足以大书特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众多的文化描述中，准格尔会呈现出另外一种样子。这里有可能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故乡，也极有可能被我们塑造成心上乡土……

一个写作者，要想把自己的“乡土”延展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地理坐标，我觉得还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足够的精神成长的高度，二是有广阔的灵魂生长的宽度，三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积累的人文深度。准格尔为我提供了足够飞翔的天空与大地，所缺少的是一颗足够强健的心灵去感知她，捕捉她，描摹她，提升她，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为此，我会不懈地努力，并且一如既往地表达我对这片土地的一往情深。

阿霞：其实不用细究，就可以发现你的小说写的都是乡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作家在从事写作后，大都会选择离开故土到一个更大的城市去，比如各省的首府或北京、广州之类的大城市，而你一直生活在准格尔。你是一个有乡村情结的作家吗？

王建中：我们常常感叹生活在远乡、远地。作家到什么地方生活很重要，这个被古今中外的许多作家的创作所证实。我个人认为，学者居住在小城市最好，因为大城市的繁杂会无端地消耗他的创造力。但这个理由经不住时间的淘洗。迄今为止，文明的最大创造和成果依然还诞生在大城市。这可能是个悖论，但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至于作家，远离有时候是一种意外的审美观照与审视。关于这个现象有很多论著，好像并无定论，不同的作家也有不同的选择。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文化与哲学现象。记得几年前有过一个地域与作家创作的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地理上，准格尔确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我认为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文化的支点。有了这个点，也就拥有了无限广阔的精神的疆域。这个疆域，足够我铺展开有限的情智，去完成一次次远足。

乡村情结是一个哲学命题，许多生活在都市的作家也有这个情结。这在创作上属于一种情感归宿，甚至是一种精神归宿。这个情感归宿不仅仅属于作家、艺术家，也属于哲学家、科学家以及很多领域的专家学者，还属于普通人。

我是乡村情结很重的人，但这和生活在城市或乡村没有太大的关联。这个情结可以生发出许多人文、哲学的命题。而且在各个时代、各个生活层面始终都生生不息。乡土和城市都可以是情感和精神的归宿，也可以是现实选择。作家始终以作品说话，关键不是你在哪里生活，而是你发出了什么声音。当然，在哪里生活一定会与你的作品产生某种深刻的联系，这个联系是你与社会之间的大通道。不同的选择，最终会引导你走向一个不同的结果。这是相辅相成的。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成为我生活在准格尔的理由。

一个人生活在什么地方，或者说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有很多因素。特别是有很多非愿望和人力所能左右的因素在主导着你，那么，创作与生活孰重孰轻，哪个影响了哪个，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我想说明一个观点，曾经一个时期，中国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出身与出生地的不公平。它几乎可以限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你一出生，仿佛你的命运就被左右了，安排了，要想摆脱这个命运，真是难上加难！路遥《人生》的悲剧意味就是由此生发的。

一个人和广阔的乡土能深入接触，时间久了，就可以获得一种大宁静，可以使你从容不迫、天马行空，但因为限制，也容易使人沉沦，小农意识有所泛化。

阿霞：很多人评价你的小说集《往米年》像一幅唯美的晋陕蒙风情画卷。这部小说集收录的十几篇小说，每个故事每个人物都充满了浓郁的晋陕蒙的世态情状。为什么给小说集起这样一个奇怪的书名？在一篇文章中，我看到你说《往米年》是送给你的祖母的，这是什么意思？

王建中：《往米年》出版后带给我很多意外。最大的意外是它居然印了两版，并且发到了国外。原先我以为这样的小说可能读者会很少。而且我在写作时是有读者对象的预设的，但它超出了我的预设与认识。

“往米年”是故乡对远年的一种称谓。书出来后，很多朋友对此不理解。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学者把它理解为“没有余粮的岁月”。还有很多朋友给它正名：“往弥年”、“往觅年”、“往每年”不一而足，都没有“往米年”传达的字意好。这是对地域方言的一次规范整理和超越。在书前我曾写了一段话来阐释“往米年”，我觉得这是一种情结，这个情结在这里可以解读为旧乡与远年。往米年也是一首诗，是我和故乡共同完成的。

“给祖母”，是我写在扉页上的一句话，因为我发现，祖母是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她帮我建立了一个想象的世界，也给了我一个幻想的童年。童年的很多往事后来都进入了我的文字。祖母在帮我建立想象的世界时，也潜移默化影响了我待人接物的方式，确立了我与社会相处的关系，形成了我的性格，甚至确立了我的道德观。祖母应该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许多年后，我才认识到祖母是个具有非凡想象力与虚构力的人。也是后来我才明白，祖母给我描摹的那个她生活的年代与世界，已然经过了她的“艺术”过滤，这个过滤是清水漂洗的过程，漂洗后的这个世界是纯净的、朴素的，但又充满了精神的向往与自由，是个生长故事和童谣的世界。那些被水洗过的日子，只要祖母愿意，就会随时开出灿烂的花朵来。这确立了我的世界观和文学观。祖母的内心是温暖与寂寞并存的，这也成了我小说的基调。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开始体会祖母在生活重压下，始终葆有的那颗被善良包裹的柔软的心。有时，我觉得她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她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祖母始终对生活保持着积极的态度。现实世界对她的挤压，始终没有夺去她朴素的生活信仰。由此我也悟到，祖母在给我讲述这些故事时，其实她是在创作，我只是她的听众，她一直徜徉在她的世界里，那时的祖母一定是幸福的。但她没想到，我的想象力也会在她的讲述中慢慢成长起来。祖母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敬重文化。我日后留下的只言片语的纸张，她都精心保存起来。她的这个习惯，意外地为我保存下我少年时代写的一部短剧，这是祖母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而《往米年》是我送给祖母的一份礼物，一份迟到的礼物。endprint

阿霞：原《人民文学》主编、著名诗人韩作荣对你的小说有很高的评价，这是怎么回事？你和文坛还有什么样的交往？

王建中：韩作荣先生我不认识，而且至今也未谋过面。韩先生是当代重量级的诗人。我的小说他是在一次研讨会上读到的，韩先生撰文给予热情的肯定。同时参加研讨的评论家朱秉龙先生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先后有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的读者和评论家给了这些文字热情的肯定，这使我倍感温暖。我始终相信，文坛是宽阔、包容、豁达的。有一次偶然和梁晓声先生相遇，他说过一句话——“面向文学，背向文坛”，这句话影响了我，也无形中为我确立了我与文坛的关系。

阿霞：有一年你好像去了鲁迅文学院学习。那一段经历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体验或收获吗？

王建中：1994年，《准格尔女人》发表后引起了争议。当时《草原》的主编丁茂先生、副主编白雪林、编辑路远，都以不同的方式鼓励和支持了我。正好鲁迅文学院给了内蒙古两个进修名额，丁老师便建议我去鲁院学习。于是在文联和宣传部的推荐下我就去了。那段生活很新奇，鲁院独特的教学方式与授课形式至今记忆犹新。

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改变性格。在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前，我一直生活在乡镇。奇怪的是，到鲁迅文学院前，我几乎没有很好地写过乡镇，这从我的创作经历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到鲁迅文学院后，我写了一系列关于乡镇的作品，似乎也是在鲁迅文学院，完成了文学观念上的一次远足。很多同学都说鲁迅文学院是个大熔炉，在这个熔炉里，有的人脱胎换骨了，有的人却再也找不到自己了。

我到鲁迅文学院是接受教育的。教育不仅仅是接受知识和技术的过程，而是陶冶人格、人性、仁心的必由之路。毫不讳言，我是从一个十分荒芜的起点开始的，在本意上有崇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也有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品行端正的文化人的愿望。我很庆幸，在人格、文学存废之间的十字路口，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行。鲁迅文学院富有弹性的教学方式营造出一种醉人心脾的学习气氛，这种气氛，比书本和课程本身更能熏陶人、感染人、启发人、鼓励人，这是其他教学所不能给予你的。为此，我要感谢文学，感谢鲁迅文学院。

阿霞：在具体写作活动中，你对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吗？题材与手法或者说“写什么与怎么写”，哪一个对你更重要？

王建中：创作和做人一样，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脱离低级趣味。创作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发现自己、挖掘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你会觉得有很多领域你还没有开发，因此你会珍惜。

题材与手法是相辅相成的，艺术与人生也是相辅相成的，写什么其实决定了怎么写，这也是相辅相成的。内容决定形式。创作中我更多的是在选择语言，寻找语感，一旦找到了这些也就找到了突破口。其实在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你的目标已经确定了，你只是不断地去接近这个目标。

对一个成熟的写作者来说，写什么几乎是注定的，而怎么写并不是作家真正的用功点与着力点。我觉得怎么写是技巧，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写什么是原则，是方向，是生活的馈赠。重要的是提炼生活、表现思想的能力与达到的高度。

阿霞：你是否也认为写作是一种体力活？你觉得作家的精神活动在写作与生活中会有矛盾或冲突吗？

王建中：写作肯定是一种体力活儿。这种漫长的精神积累，就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用心与用力同样重要。

愈是优秀的作家，在生活中与社会的矛盾愈是激烈、尖锐，甚至对立，只不过方式与形式不同，但也不是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几乎伴随着创作的整个过程。这种冲突与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作家的作品风格与精神走向。对立愈是深刻，冲突愈是尖锐，精神体验也就愈强烈。这个体验愈是独特，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就在这个体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找到了、完成了，因为你的体验是你自己的，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甚至不能超越。

精神活动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几乎就是他的行动使命。一个负有使命感的写作者，在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更多地表现为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之间的落差。这个落差有时候会给创作带来一种意外的张力。

阿霞：从技术层面讲，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处理小说故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虚构是否可以完全脱离现实世界或独立解决文本的目的？

王建中：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小说与现实则是流水与河道的关系。河道决定了流水的走向，但是如果洪水泛滥了，河道就会被冲毁。这样的失衡我们常常看到，问题是我们既不能降低水流的高度，也不能无节制地增高河道的防护堤。

作家如果只靠生活中的真实去写作，我觉得也就不成其为作家了。作家应该是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人，也是一个特别会虚构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是成不了小说家的。但小说肯定是虚构的，但这个虚构里的一切都有生活真实的一面，而真实的程度，取决于作家加工生活的本领。

你说的技术，我更愿意理解为驾驭生活的能力和对某种艺术形式的熟练应用。好的作品几乎看不到技术的痕迹，因为这个技术在创作的过程中被你的心灵其实已经滤掉了。这个技术的最高程度，就是情感与思想的最大程度的释放。但我们既不能把写作当作一种技术去修炼，也不能蔑视任何写作的技术。这个技术几乎是不可学的，否则我们就可以一批一批地培养出作家和诗人了。

我认为艺术表现中的技术与道德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道德感很强的写作者，几乎不假思索，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表现手段和表现形式，有时候简直就是信手拈来，而且天衣无缝。这几乎就是一种先知先觉的能力，仿佛就是与生俱来的。可以说，艺术的技术就是道德的外显。如果说一个作家写小说的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么他的精神道德也一定遥遥领先，非同寻常了。

文本是反映生活的载体，也是艺术创造的形式。文本可能还是生活的镜子。文本的意义不会低于生活的意义，但也永远不会大于生活的意义，这是一个作家立言的基本能力。好的文本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独立存在是与生俱来的。endprint

阿霞：你心目中理想的小说应该什么样的？是否存在好小说与坏小说这样的说法？

王建中：这个很难说。但好小说肯定有独特的精神气息。比如说，写颂歌却能把它写成淡淡的挽歌，写苦难反而把它写成了温婉的人生故事，这也是小说的一种境界。

我心目中的好小说，都有寓言性质。好小说写到最后都有寓言性。好多小说都能把握它，描述它，再现它，但就是找不到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不是直观的，而是造了一个境、一个场，是一种气，是这些看不见摸不到的“核”连接成一个整体，与这里那里相通。像地气与脉络一样，使小说周身通畅，浑然天成。在这个整体中，个人与人类相通，村庄与世界互换，所谓“环球同此凉热”就是这个意思。当小说一旦获得了寓言的品性，它就是诗，是哲学，也是生命。另外，我觉得小说的气味与气息也是一个好小说必需的。而这个气和味是作家通过文字的经营，把作品的意蕴很好地传达出来的同时，还使小说获得了一种多义的审美体验。这还是作家独特的精神气质的呈现。这样的小说，想想都是迷人的。因此说，小说的好与坏，就像生活中的好人和坏人，其实都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阿霞：就目前来说，你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或小说是哪一部？

王建中：就现在的作品来说，在艺术上都还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和深度。曾经写过一个剧本，名字叫《山河谣》，这是我迄今为止整个创作过程中最让人满意的一次写作，但它依然距离心目中的好作品有很长一段路。

阿霞：换一个话题，我知道你也写过很多影视作品，写影视剧本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在你看来，影视和小说写作有什么不同？影视剧本写作能给你带来小说写作的快感吗？谈谈你从事影视编剧工作的一些情况和感受。

王建中：其实在写小说之前，我一直喜欢电影文学，写了两部电影剧本，两个舞台剧。其中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没有突破的防线》寄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意外地得到了编辑回信，编辑在回信中肯定了我的剧作才能，这使我惊喜若狂。当时在学校中这还是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教导主任很热情地把我叫到办公室，把编辑给我的信看了好几遍，连我先前的调皮捣蛋也既往不咎了，他镜片后和蔼的目光现在想来还令我动容。另一部舞台剧叫《枫林渡》，是一部九场的“大戏”，寄给了内蒙古文化厅办的《北国影剧》，时任编辑吴新秦老师坐客车专程从呼和浩特颠簸一天到准格尔来见我。现在还记得吴老师约我到准格尔宾馆见面时的情景。吴老师是个热情似火、激情洋溢的人，给我做了剧作辅导，晚上又请我吃饭，我生平第一次喝啤酒就是吴老师请的。临走，吴老师还专门见了我父亲，向我父亲介绍了我的“成就”，希望我父亲支持我成为一名剧作家。同年10月，在吴老师的热情推荐下，我参加了内蒙古戏剧笔会。这次笔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我特别感念吴新秦老师，是他，给了我一次最深情的引导。现在看来，这两件事对我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来，吴老师知道我写小说去了，十分可惜，曾经托人带给我一句话：好好写，你有这个才能！之后，每当我在写作遇到困境时，我总是想起吴老师的这句话。借此机会，我想问候一句吴老：你好！

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其遵循的原则与规律。影视文学的繁荣与发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的繁荣。这为影视艺术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保证。

电视剧在生产过程中，剧本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它与小说不同，它更多的是一个流程，这决定了它的特性。如果说文学是用来欣赏的，由语言、气息、情节、故事共同营造了一个场或一种境，那么影视剧本提供的则是蓝图，像施工时的设计图一样，是用来构筑楼体的蓝本。影视文学剧本与小说最大的不同，我认为是用途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也是艺术分野的界限。

小说的艺术手段更丰富，而影视文学则相对单一，但不是简单。小说在语言的基础上可以无限自由地想象，而影视受到的限制则很明显，我把它称为戴着脚镣的舞蹈。

影视文学的创作也有快感，这个快感和小说写作的快感没有区别。有区别的是这种快感的产生不像小说那么来得率性与优雅。这是我的经验，任何经验其实对别人不产生激励作用，它只是对自己产生效果。

影视在表现生活时，有自己的艺术积累与创造。这种艺术形式更多的是一种综合手段下的集体创作，以导演为创作核心。我认为它表达生活的手段与深度与其他艺术形式没有高下之分，只有艺术创造动力之分。

喜欢一种形式，并应用这个形式的技巧去表达自己的发现与思想，这和自己的艺术素养与艺术积累有关，也与表现力有关。形式在任何艺术家手中，最高的境界是所表达的人类情感与智慧所达到的深度与高度。真正配谈经验的那些人，应该是那些开拓并丰富了各类艺术形式的大师，我们只是聒噪而已。

前前后后写下了十几部影视剧本。这些作品有些是在很严肃的状态下完成的，有些仅仅是作为一个“任务”完成的，因而看不到鲜活的灵魂，也缺少丰富的内涵，更没有生动的个性。真正有血肉、有灵魂、有正义、有感情、有冷暖的作品大家都是可以分辨出来的。但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瞎子，对他们，就只当“读图”罢。

影视艺术讲究的也是深度与高度的完美融合，我的几部作品没有达到这个要求，非常遗憾。

阿霞：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作家主要是小说家或多或少的都介入了影视编剧这个行当。但也有很多人对影视剧本的文学性存有质疑，一些严肃的作家拒绝写影视剧本。对此，你怎么看？

王建中：作家用什么样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发现与思想，这不仅是创作的自由，其实也是由内容决定的，不完全是一种形式。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很多话题就没法展开。另外，也跟题材与艺术表现力相关。

影视剧本由蓝图到成品，这个过程是一个丰富的艺术再创作的过程。前面说过，影视剧本是讲究用途的，简洁与繁复是由艺术表现和艺术要求决定的。一张设计蓝图并不需要很多修饰性的细节与华丽的色彩和笔触，影视剧本的文学性，我理解应该是塑造人物、结构故事、推进情节、营造场景和描摹世态人情的综合能力。与文学本质上没有高下之分。对此，大家可能有误读。这里的文学性更多的是一种优化的手段与方法，在规定的场景中，用最有效的手段表达最丰富的情节，展现人性、人情。endprint

优秀的作家不一定能写出优秀的剧本，但一个蹩脚的作家肯定写不出优秀的剧作。作家的严肃与否，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和思想。

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其中都应该有诗性的流动。那么，这个诗性就是真正的文学性。

影视是一门综合艺术的汇集与融合。所谓综合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工匠式的拼接与堆砌，尽管有时候也可以操作得很精巧，却没有诗意。影视是各门类艺术家极其和谐的艺术创造和独特贡献的总和，是一种诗性的重塑与汇合，有了这种诗性的重塑与汇合，影视才会调动音响、诗画、色彩、造型等等艺术手段，并把各自的手段发挥到极致。这种种极致里当然也包括编剧的生命体验、人格精神、知识底蕴、艺术感觉、营造语境以及种种艺术积累与修养的呈现。而诗性往往是剧作所散发出来的浑然天成的天籁。我这样说，谁还能说剧作缺乏文学性？

阿霞：有很长一段时间，写小说的王建中在大家的视野中消失了。是这样吗，干什么去了？

王建中：有一回，我到文研班去看一个朋友，在走廊上听到两个学员在谈一个作品，最后一句是“这个人不写小说可惜了！这个人到哪去了？”他们说的是我的小说《一林雪》和《邻居》。他们对《邻居》的评价让我汗颜。他们认为《邻居》可以和汪曾祺先生的《陈小手》媲美。他们显然不认识我，我也没敢说什么，像个贼一样悄悄溜走了，连朋友也没敢看。在生活中，一旦获得了一种身份符号，并且大家认为你是很善此道的，那么大家就会以此来归拢你，你的不作为可能就会换成别人对你的指责和失望。但生活其实没有空白，总会有一些东西来填充，对我，这个填充就是换了一种形式。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形式。因为热爱，也因为你的根扎在这块土地里，我以为我就有了义务也有了责任，这是你的性格决定的，你的命运也就形成了。这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心甘情愿地接受。

2001年12期《草原》以专辑的形式隆重推出了我的一组小说，《小说选刊》很快予以转载，并入选当年的年度选本。也是在这一年，我的散文创作也开始引起关注，约稿很快多了起来，但也就是这次专辑之后，我几乎停止了小说创作。可以说，我是在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离开创作的。很多朋友大惑不解。而且十年来几乎和文坛断绝了联系。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直接或间接对创作产生了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工作性质的转变，我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文史整理和出版上；二是在创作形式上发生了转变，从2002年起我开始介入影视，先后完成了十余部剧作。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十年，我觉得这十年来繁杂的事务性的工作，无端地消耗掉了许多时间。它们像一地乱石与杂草，清理它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当然这里也有我自己人生的失误与选择的误区。但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也是你自己走过的路，理清这一切，也要靠自己，这可能还需要时日，但好在现在可以重新选择一个起点了。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阿霞：谈谈你的关于漫瀚调和漫翰文化的散文吧。据我所知，这是一个系列散文，你写了很久，而且篇幅都很长。

王建中：漫瀚调是一种音乐形式，是故乡的一个地域民间艺术的总称。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漫瀚调与漫瀚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写的这组散文总题为《漫瀚长歌》，这组散文是一种文化大散文的构建格局。

漫瀚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理论概念，在这里，我把它概括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工业文化的一种总称。历史上，中华文化是由几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构成的，费孝通先生把它称为“一体多元”的大文化格局。历史上也有多种文化交融发展，彼此汇聚的事件发生。

比如，秦汉时期的匈奴，我在叙述匈奴文化时，有一篇名为《远去的兄弟》的文章，匈奴文化对中华文化有特殊贡献，它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地位有待于进一步强化。再比如，北魏时期，鲜卑政权在取得全国统治地位后，主动放弃自己的文化而尊崇汉文化，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融合的繁盛时期，文化上的多元与交融，为北魏王朝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统治动力，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文化多元发展的大格局，促使北魏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盛一时的统一的超级帝国。北魏王朝对中华文化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其实，由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尊崇汉文化的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极盛一时的帝国，不一而足。

准格尔是一个特殊的地域，为我们观察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视角。站在这块土地上，面向中原，你会感到二十四史所给你的滋养与灌溉。但站在黄河边的长城线上，向草原瞭望，你又感到二十四史有轰然倒塌的威胁，历史是以另外一种面貌存在的。每当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甚至停滞不前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的马蹄就呼啸着越过长城线，给农耕文化以强劲的启迪。从商代到清末，中国文化经历了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文明间的固守与侵入，多民族的融合与统一，构成了整个中华文化演进的主旋律。北方民族文化强悍的草莽之气，使农耕文化血脉喷张。也可以说是“胡羯之血”一次次的注入，激活了中华文化的勃发之态。

漫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书。这样一种构建，应该说是调动了思想与文化积累的一次激情抒写。为此，准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它充满期待。这可能更符合我的性情、内心与气质。而且，我相信这组文章会产生一种力量。我想这是一种溪水四溢、跌宕漫涌的状态，一定会有碎裂的飞雪产生。它力求新的观念和审美取向，我希望它既可以感悟人生，又富有智慧与灵性，同时又具有历史和文化的批判意识。我希望它具有历史的洞察力和穿透力，有助于再铸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一曲强劲的多民族共同演进的历史颂歌，它萦绕于山河之间，不绝于耳，让历史连同大地一起飞翔。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努力。

阿霞：你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因为很多人和我提到王建中时都会说“他太能折腾了”，我想他们指的是你除了写作、还搞摄影，拍电影电视、搞旅游项目什么的。

王建中：一个对生活期待相对较高的人，都可能是精力旺盛的。他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多个可能与方向，因为不满足或者缘于一种责任与热爱。矫情一点说，是你的血缘决定了你的性格。是你循着你激情的地图，一路走下来，而这些事物通常又是极其美好的一些东西，至少在你看来，他们是以歌声和阳光的方式向你靠拢，那么，这几乎注定了你的命运。我发现，一个有想法、有创意，心中充满了对家乡与大地热爱的人，又有些理想与抱负，那么你不会无动于衷，也就是所谓的折腾吧。endprint

小说是表达发现的一种方式，影视作品也一样。搞摄影、搞旅游开发，并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只是想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别人。发现的快乐是最大的快乐。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有一种升华，这个升华不去做永远不会有。这个升华也是相互滋养的，彼此都可能会成长。沉淀后你会发现，你义无反顾，你为它千辛万苦，甚至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几乎是你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和你的认识、你的性格、你的愿望，你对人与社会的理解，纠结在一起，相互渗透，而你的价值可能就隐藏在这其间。因此“折腾”是不由自主，也是不自觉的，回过头，它是你的历程，你的人生方式。那么，我相信，其实这种“折腾”几乎就是你与社会的综合关系，你在这个关系里获得了勇气、信心与力量。

艾青先生有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无论是萧红、沈从文还是汪曾祺，在他们的作品中你总能看到一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对故乡我也有这种热爱。因此，很多的“折腾”都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是荒烟蔓草还是一地乱石，一切都有待于时间的沉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你的灵魂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你的行为包括你的一切愿望，都可能是你行为的起点，也可能是你行为的终点，那么，这个过程或者说这个结果，你还会在意吗？

阿霞：接下来会有什么写作计划？主要精力放在影视剧创作还是小说写作上？

王建中：对一个人来说，青年时期是一个发酵期。这个时期，你与什么东西发生反应，这个决定了你的气质。整个青年时代，我是属于文学的。感谢文学给予我的滋养，在很多个人生的路口上，它很像灯盏，不仅照亮了我的内心，也照亮了我的生活道路。很多时候，是靠着它取暖，也是以它除去了内心的杂草，搬走了心上的巨石，给你一种向善的力量。

以后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但会在散文写作上完成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我相信，这里有泉水，希望它能有一次喷涌。

阿霞：你如何评价今天的内蒙古文学创作？你认为今天的内蒙古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层面上处于怎样的位置？有哪些你认为优秀的作家或作品？

王建中：内蒙古是一个蕴藏着多种文化与文学资源的大地。这块土地也是产生文化大师与大作家的地方。我们有很多学者与作家已体现出了这种特质，可是一闪即逝，这是十分可惜的。是什么没能形成持续的光亮，使其足以照亮自身，也照亮天地？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内蒙古是个多元文化荟萃的地方，这片深厚的土壤适宜参天大树的成长。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倡导草原文学，也涌现出了很多作家和作品，我个人认为，还没有出现真正体现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作品。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成吉思汗，是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富矿，可我们开拓挖掘得不够，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表现成吉思汗的作品，还没有产生一座与成吉思汗辽阔的疆域相媲美的精神高峰。我想，这个现象，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在文学层面上所处的位置有点相似。

尽管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看到这个高峰，但我相信，一些优秀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我的前辈们，朋友们，好好捕捉这些发芽的声音，收集起来，这是我们未来的洪流。我期待这种洪流的雷霆之势，因为这是内蒙古固有的文化优势。内蒙古广阔的山川、河流、草原、沙漠已蕴藉起足够宽广的精神疆域，千里纵马，谁主沉浮，只是个时日了。那么，每一个写作者都好好珍惜自己的才华与能力。

内蒙古的文学艺术创作相对滞后，我们还没有产生与内蒙古文化艺术深厚积累相匹配的作品。说到作家与作品，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高度和尺度在那里。但怎么说，都难免挂一漏万。在这里我不想面面俱到，同样也不想闪烁其词。我觉得冉平先生的《蒙古往事》是内蒙古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收获，即使放在整个当代文学作品中衡量也不逊色，萨娜是目前内蒙古作家中最勤奋、最多产的叙述者；但我也会永远记住冯苓植、乌热尔图、白雪林、路远、肖亦农、邓九刚为代表的作家，是他们使内蒙古的文学创作有了飞翔之态。

阿霞：最后，祝贺你获得去年的“索龙嘎”文学奖，获奖的感觉怎么样？如果让你对更年轻的一代写作者给出一些建议，你想说些什么？

王建中：获奖是一个意外。获奖可能会使作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关注，对作品的传播会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对于作者，可能是一种鼓励与支持。获奖使自己对创作可能有了一种新的期待，也忽然有了紧迫感。

更年轻的写作者与我们的文学观念、文学选择会有很大不同，他们的表达可能更自由更直接，但不论这个自由与直接有多大，有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让你的文字变得有意义，有责任，有义务，就一定要有所担当。不管是对文学还是对社会，勇敢担当起来，只有担当起来了，你才会有重量，有内涵，有深度。

我觉得，川端康成先生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明知道写不好，为什么还要写呢？因为一切艺术不过是走向成熟的过程。

时间会使一切花朵都灿然绽放。那么这个过程一定是迷人的，否则就不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前仆后继地跋涉在这个进程中。

文学的高度与深度和生活密切相关。一切文学艺术形式，最终都是一次精神远足。我想对年轻的写作者说：读书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训练。

〔责任编辑 杨 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