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然而，广东的裸官在2014年春夏之交却如同走到了悬崖边——必须作出二取一的选择。

“要么把家人迁回来，要么限时从重要岗位调整下来。”5月29日，《人民日报》以头版摘要、内版头条的方式刊出来自广东省委组织部的消息，宣告“广东裸官岗位调整基本完成”：目前广东基本完成对“裸官”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工作，其中调整地厅级干部九名。

一周后，《南方日报》刊登的数据更为详尽：调整岗位的干部共866名，其中处级134名，科级及以下723名。

事实上，根据今年1月中央颁布的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而广东的要求则更进一步，裸官不但不能提拔，已在重要岗位上的也要调整。算起来，这是裸官话题自进入公共舆论场以来，公众第一次从官方渠道获得裸官数据和细节。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突破。而随着裸官们的困惑感顿生，亦反衬着中国裸官治理路径愈发明晰。

“治裸”17年

“裸官”一词最早出现于2008年，首创者为民盟中央委员、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

2008年6月22日，新华社经授权发布中国第一个“五年反腐规划”。时隔十日，周蓬安发表博文《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将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的人称为“裸体做官”。此词经网络发酵后被简化为“裸官”。

在公众语境中，裸官一词的定义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