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

在增速放缓中顺势而为

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历经长期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的回调具有必然性。首先，从世界范围看，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速均会出现放缓的现象。亚洲的日本、韩国，欧洲的意大利等，都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其次，从中国自身情况看，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原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明显减弱。出口增速由一度的20%左右下降到如今的8%左右，而且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还很不稳定；投资也遇到了产能过剩、债务约束、房价松动等瓶颈的影响；消费增速也只能是相对稳定。最后，从中长期看，促进经济增长的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特别是，这“三大发动机”的运转，也并非以经济增长为惟一目的。以河北为例，要压减过剩产能，就要对钢铁、煤炭等行业实行关停并转。而这恰恰需要以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速下降为代价。

理清了这些因素，也就可以更加理性、辩证地看待此轮经济增速放缓了。一方面，增速放缓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挑战。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增长速度放缓也有着诸多积极意义。一是，增速放缓将形成有力的倒逼机制，增加当前改革的动力和压力，更有利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目标。二是，产业结构将会进一步优化，落后产能会在竞争中被加速淘汰。近年来，我国三产比重更趋合理，经济增长中“三高”产业的比重在下降，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在上升。三是，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会相应减少，随着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消耗的降低，资源、生态环境将迎来治理的最佳窗口期。更重要的是，合理区间的增速放缓，会挤出经济中的部分泡沫，释放局部风险，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认清了经济波动的规律，了解了增速放缓的风险和机遇，我们就可以在这一特殊的发展阶段，科学应对，顺势而为，而不必惊慌失措。

公务员聘任需破“铁饭碗”

文Ⅰ唐 伟

“年薪30万元去当聘任制公务员！”“五一”小长假过后，浙江义乌5名聘任制公务员即将上岗的消息，引发社会热议。义乌招聘聘任制公务员，在浙江开启了公务员聘任制的“破冰”之旅，打开了一条引才“新通道”，同时也打破了公务员“铁饭碗”的常规概念。

从严格意义上说，时下的聘任制公务员更多的属于“体外循环”，在很多地方并没有相应的编制界定。随着聘任制公务员人数的增多，可以肯定的是，在数量庞大的委任制公务员之外，还有数量不少的聘任制公务员，并可能导致事实上的超编。

数据显示，深圳试点公务员分类改革后的几年内，当地4万多名公务员中聘任制超过了3200名，但无一人被解聘。虽然深圳试点的分类改革聘任制，与专业技术类的聘任制还存在差异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在管理模式和考核体系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若非本人自愿辞职，恐怕难以逃脱“只进不出”的窠臼。

公众之所以对聘任制公务员抱有期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聘任”之下，可以随时解聘。制度设计的初衷也确实如此，但只聘不辞的结果表明，聘任制跟委任制在执行过程中，实现了某种契合与统一，背离了应有的初衷。

时下最大的障碍在于，现行的内部考核体系，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个人的得失，除非犯有重大的过错而被问责，必须按规定给予“不合格”之外，“自己人评价自己人”就只是一种程序敷衍。虽然考核涉及“德、能、勤、绩、廉”五方面表现和工作实绩，但除了“绩”较易量化之外，其余几个方面都很难作出科学而客观的评价。

唯有打破“铁饭碗”，才能让公务员改革更彻底，聘任制公务员破“铁饭碗”需制度设计，别只换汤不换药，变相地沦为另一种“铁饭碗”。当务之急应尽快细化量化考核指标，让考核更客观和公正，不流于形式。在此基础上，再引入和注重社会监督的作用，让民意评价在其间扮演关键角色，公务员聘任制才会真正产生“鲶鱼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需要风险投资推动

文Ⅰ何绍田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需要风险投资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高新技术产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将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而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近年来，我国每年重要科技成果都在3万件以上，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这与资金缺乏有关。长期以来，我国科技产业投入过低，资金来源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和银行贷款，这两项资金远远不能满足高科技成果转化的需要。而风险资本来源多元，可以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更便捷的融资渠道。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需要风险投资提供全方位服务。风险投资者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者，他们把风险资本投入风险企业后，因他们的利益和风险企业紧密相连，需要参与风险企业的经营管理，利用他们的专业特长和管理经验，再借助风险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力量，为风险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在企业运作资金上，为风险企业提供投融资策略、财务顾问、资产评估等全新的资本运行机制；在项目运作上，为风险企业提供科研成果鉴定、技术评估、市场评估等服务，对企业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前景做出科学判断，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企业管理方面，协助风险企业构建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需要风险投资提供合理的资源配置。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源的合理配置。风险投资是把资本投向蕴藏着失败风险的企业或项目，追求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与产业化，以获取丰厚的资本收益。因此，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风险投资更加注重投资体制创新，更加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风险投资者会对投资项目进行市场分析和技术评估，严格审查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是否可行；风险投资者会对投入的资金进行严格监管，以确保资金的有效合理使用，实现风险资本的价值增值。风险投资者为投资企业的发展提供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避免了投资项目的低效性、盲目性和重复建设，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官员迷信必然滋生“风水腐败”

文Ⅰ广州日报社论

日前，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被移送司法，罪名包括“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据报道，李春城将亲人坟墓迁往都江堰后，曾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

从简历可知，李春城毕业于哈工大，学历是硕士研究生，职称为助理研究员，大小也算是工科知识分子了，科学素养理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居然笃信风水，大做道场，与“大师”勾肩搭背，实难理喻。

一般而言，自信者不迷信，迷信者不自信。那些位高权重者迷信，莫非也是不自信？是的，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也面临着超出自己能力所能左右的选择，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地位、财产、前途等。越是位高权重，越害怕失去。一些官员求神拜佛、占卜问卦往往有更深一层需求：帮助自己风险决策，譬如能否得到上级提拔重用。于是，心急者便问询于阴阳八卦、风水面相，求助于王林之类的“大师”。

老百姓求神拜佛搞迷信对他人影响不大，而官员手握公权力，很难将影响力或破坏力局限于个人生活范畴，而不与腐败勾连。李春城花费千万请风水先生做道场，其中就有一邓姓商人投入数百万。商人不是活雷锋，金钱不会白给，“孝子”不能白当，官员想不投桃报李都难，是“风水腐败”第一宗罪。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被“大师”预测有当“大官”的命，但需要一座“桥”，于是他下令正在修的国道绕线，花耗巨资在水库上架起一座“岱湖桥”。公共利益受损，公众为官员迷信埋单，是“风水腐败”第二宗罪。有充当“内喉”的“风水师”爆料，“风水师”有时也充当商人的“道具”，成为商官勾结的黏合剂，这是第三宗罪。

“风水腐败”与权力过于集中、干部选拔任用单向性、外部监督乏力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需要超越封建迷信层面进行综合治理。其他不说，假如在干部选任层面更加规范与透明，更多考虑个人的品德与能力，依从公众意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官员求神拜佛、问询“大师”的动机。